鬼摊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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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过后的第一个集市日，她照常出摊。客人还是那些客人，老太太、小孩子、赶集的庄稼人。她手脚麻利地烙饼、磕蛋、撒葱、刷酱、卷果子，一早晨过去了，没有什么异常。快收摊的时候，来了一个年轻人。穿着一件连帽衫，帽子扣在头上，拉链拉到最顶端，把半张脸遮住了。他的声音闷闷的，说了一句“来一套，加俩蛋”。司马兰应了一声，打鸡蛋的时候发现蛋壳里流出来的蛋清是灰白色的，蛋黄是暗黄色的，不像鸡蛋，倒像是一颗已经变质的蛋。她把那颗蛋倒进油锅旁边的废料杯里，重新打了一颗。第二颗是正常的，红蛋黄，清蛋清。
煎饼做好以后，她递过去，年轻人接住，捏着纸袋的手指白得近乎透明，骨节分明，指甲盖泛着一层青紫色的光。他没有当场吃，而是捧着煎饼转身走了。司马兰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好一阵，总觉得那个走路的姿势不对，每一步都像是在飘，脚后跟离地似乎比常人高了一些，落下去又没有发出应有的闷响。他走路的肩膀不动，身体却笔直地向前滑，像底下装了一副看不见的轮子。她使劲揉了揉眼皮，那年轻人的背影已经消失了。
收摊以后她清点钱盒子，里面又没有出现异常的钱币，一切正常。她正准备合上铁板收工，忽然发现铁板的纹理变了。那些一圈一圈像年轮的线条比以前更深了，新刻上的一样，在铁板正中央围出了一小块圆形区域。圈内隐隐约约浮现出一个图案，是一张人脸，五官模糊，只能看出眉眼和嘴唇的轮廓。她凑过去看，那张脸是完整的，可她没有看到自己的倒影。
铁板照不出她的脸。
那天夜里，外婆忽然叫住她，让她去后山那棵老槐树下等着。月亮升到头顶，槐树底下什么都没有。她站了快一个小时，正要走的时候，听见了泥土被翻动的声音。她低头看，脚边的泥土裂开一道缝，缝隙里伸出一只手。灰白色的，骨节粗大，指甲残损不全。那只手在空气中抓了几下，像是在摸索什么东西。司马兰蹲下来，伸出手握了握那只手，冰凉的，像握着一把从冰箱里刚取出的冻肉。她说了一句：“饼马上就好，别急。”
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了过来，嘶哑、含混。
“年年吃你家的饼……从你太姥姥那一辈就开始吃了……”
那只手握着她的力道忽然加重了，冰凉而固执。
“吃了这么多年……该还了。”
司马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天已经蒙蒙亮了。
被单湿了一大片，脚底心往外冒冷汗。她低头看自己握被褥的右手，手指的缝隙里嵌着黑泥，指甲缝里还有几片枯叶。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去过外面，更不知道那些泥土从哪来的。双脚的脚底板没有磨出水泡，但她明明走过很远的夜路。一定是梦游了。
天亮以后她走到后山那棵老槐树底下，扒开昨晚那只手伸出来的位置。泥土的味道，不是泥土，不是树根，是甜面酱和绿豆面糊被铁板烘烤后飘出的焦香。
她低下头，往洞里看了一眼，洞的深处躺着一个小小的纸包，像一块旧式点心外面的防潮纸，捧在手心层层剥开，里面摊着几粒发黄的碎末，依稀可辨是煎饼碎渣。她倒出一粒放进嘴里嚼了嚼——甜面酱的咸和绿豆面的焦糊混在一起，口腔里融化的不是煎饼，是一块不知道焖了多少年的骨殖碎片。咽下去的时候，喉咙仿佛被一根无形的鱼刺慢慢划过。
她把纸包重新叠好，揣进口袋，走下山。
回到那间摆了三轮车的院子，铁板不知道被谁烧热了，面糊已经倒上去了，嘶啦一声，冒出一股白烟。她拿起刮板，把面糊摊开，磕了两颗鸡蛋，撒了一小撮翠绿的葱花。铁板正中央那张人脸又浮现了，比之前更清晰了一些。嘴型微张，像是在说什么。她把煎饼翻了个面，那个人脸被盖住了。她刷上甜面酱和辣椒酱，撒上一把碎果子，卷起来装在纸袋里，放在铁板边沿保温。
来拿煎饼的是一个老太太，是馍馍沟的老住户。她颤巍巍地走过来，把手里一枚铜板放在车厢上。铜板很旧，锈迹斑斑，看不清年号。“这是你外婆欠的。”她说。司马兰捧着那枚铜板翻来覆去看了好一阵，放在手心里掂量，实心的，沉淀淀的，不是纸灰变的。老太太已经不见了。她沿着那条灰白色的水泥路望过去，尽头是麦田，没有人影。纸袋里的煎饼也不见了，只有铁板边沿留下一圈暗色的油渍。
那块铁板上面一圈一圈仿若年轮的螺纹，她隐隐约约认出了其中几圈刻的是一九八零年代，再往下几个浮雕数字是一九七零年代、一九六零年代……一直排到最底下那圈，模糊地辨出“一九五一”。那年铁匠铺的大师傅烧红铁锅底，一锤一锤敲出了这块薄薄的铁板。那些年轮不是年轮，是这户人家一代代妇人在铁板上重复做了几千几万次的动作，磨掉的不是铁板，是她们掌心里的纹路。他定定地盯着铁板表面的某道螺纹，越看越觉得那不是岁月，是人命。
她把那枚铜板收进钱箱，铁板边沿的煎饼香气还没散尽。她用手指抚摸着铁板中央那张模糊的脸，粗粝的铸铁表面，好像真的有一张嘴在微微翕合。她听不见声音，可她从那几道新刻的纹路里读出了一行字——“替你太姥姥还完了，该还你自己的了。”农历七月十五的凌晨，她又出了摊。馍馍沟的街道空无一人，路灯也灭了。她在那棵老槐树下点了一盏马灯，昏黄的光照着斑驳的铁板和呼呼窜起的火苗。第一个客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披着一件看不清颜色的雨衣，点了两个煎饼加蛋，不要葱花，酱少一点。说话的时候始终低着头，帽檐压得很低，几乎看不见脸，可司马兰注意到他拿着煎饼的那只手，小指断了半截。第二个客人紧接着来了，是一个佝偻的老人，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像一张弓。他付钱的时候，掌心里握着几枚铜板，旧得看不清年号。他把铜板一枚一枚码在车厢上，嘴里念着：“欠了好多年了，该还清了。”
后半夜客人越来越多，都从街尾那棵老槐树的方向冒出来，排着队，安安静静地等着，没有人说话，只有煎饼在铁板上嘶啦嘶啦的响声，和偶尔一两声低低的咳嗽。那咳嗽声从很深的胸腔里挤出来，带着潮湿的气泡音，像溺水者在拼命呼救。司马兰低着头烙饼，不敢看他们。她怕认出来，怕认出人群里有外婆、有太姥姥、有那些她只在老照片上见过轮廓的早已远去的人。
天快亮的时候，客人走光了，铁板上的火自己熄了。她手里的煎饼刮板啪嗒掉在地上，弯腰去捡，铁板动。一缕跟着一缕，飘到老槐树的树根底下，被泥土吸了进去，再也找不到了。
她蹲下来，把那些还没飘走的粉末聚拢到掌心，指尖感觉到了温度，不是铁的余热，是那些骨骼残块被磨碎之后最后渗出的、一丁点不肯散去的体温。她不知道它们属于谁，但她觉得那些粉末在等她，等了很久。
她找了一个铁盒子把那捧粉末装进去，和外婆那本笔记本一起放在橱柜最深处，把三轮车推进后院盖好塑料布，回到家她发现铁板上那圈人脸不见了。铸铁表面恢复了平平整整的样子，只有那些深浅不一的划痕还留着，像是从来没出现过那张嘴、那道眉、那两只看不透底的眼睛。
她忽然想起外婆说过的话——“吃了这张饼，欠你一条命。”她从外套内袋里翻出那张用过的废纸币，字迹还在，墨色比之前淡了许多，可那行小字一笔一划，清清楚楚。她盯着看了半天，翻过纸币看另一面，底下竟有一行更小的、更浅的、几乎看不见的字——“馍馍沟，司马氏，四代偿命，至此终。”
她把这张纸币连同那捧骨灰粉末、那本笔记本、那枚铜板一起放在橱柜最深处，和已经失去颜色不再出现在镜子里的铁板一样。她在锁上柜门之前最后看了一眼那个铁盒子，盒盖上映出一张模糊的脸。她看不出那是她自己，还是那些在铁板上烙了七十多年饼、又在铁板底下躺了许多年、终于被人记起的阴灵。
她在馍馍沟一直住了下来。那辆三轮车没有再推出后院，铁板被她用一块棉布仔细包好塞在灶台内侧。她不做煎饼了，改成在自家门口摆个小摊卖豆浆油条。每天清晨，雾气还没散尽，她就把灶烧起来，面糊在铁板上烙出焦黄的脆皮，甜面酱的咸香混着绿豆面的焦香顺着晨风漫过整条巷子。偶尔有早起赶集的老人家在她摊前停下来，像看透了她想问什么：“你外婆，摆了好些年的那个煎饼摊呢，怎么不摆了？”
司马兰沉默了一会儿，答非所问：“食材用完了。”
她不知道外人相不相信这种说法，村里人那些关于“那个摊子底下的人”的窃窃私语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句新的、流传更广的口头禅——“那个摊子底下的债还清了。”
司马兰每天早上炸油条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多炸两根，放在铁锅边沿保温。她知道会有人来拿。不是活人，但也不是鬼。就是那些吃了她太姥姥几代人的饼、欠了馍馍沟几代人债的人。她们从那棵老槐树的方向走过来，沿着那条灰白色的水泥路，在晨雾里若隐若现。走到摊前，拿起一根油条，咬一口，放下一枚褪色的铜板，然后消失。司马兰从不看她们的脸，因为看不清。晨雾太厚，把五官都模糊了。可她认得那些走路姿态，有些人走得快，有些人走得慢，有一个走得特别慢，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又像是很舍不得走。
她总觉得那个人是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