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1章 冬日考验（1/2）

一、资本的抉择

十一月初的北京，寒风初起。未来资本的C轮融资，不出所料地成为了创投圈的焦点。

估值突破百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在五年前的中国工业软件领域，几乎是天方夜谭。而现在，摆在陈念面前的，是十几份投资意向书，每一份背后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国际顶级风投、美国科技巨头旗下的投资基金、中东主权财富基金，还有几家国内知名的民营资本。

王晓东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对比分析：“陈总，从纯粹财务角度看，红杉和淡马锡给出的条件最优厚，估值比其他家高出15%，而且愿意签对赌协议——如果我们三年内海外收入占比达到30%，估值再上调20%。”

“对赌协议……”陈念翻看着条款，“如果达不到呢？”

“估值下调，并且他们要增加一个董事席位。”

周明远皱眉：“这等于把未来资本绑上了必须国际化的战车。我们的核心市场还是在中国，海外拓展需要时间，这个对赌风险太大。”

陈念点头，继续看下一份：“高盛和软银的呢？”

“他们不要对赌，但要求未来五年内必须启动赴美上市流程，并且在上市前完成一轮国际并购——最好是欧洲或美国的工业软件公司。”

“这是要把我们变成国际公司，”陈念摇头，“如果为了上市而上市，为了并购而并购，就本末倒置了。”

最后几份意向书，来自国内的国有资本和产业资本。国开金融、中金资本、上海制造集团、广东工业投资……估值比国际资本低10%左右，但没有对赌，不要求上市时间表，也不强推国际化。他们的诉求很明确：希望未来资本深耕中国制造业，成为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国家队”代表。

“陈总，业内都在看您的选择，”王晓东说，“如果您选国际资本，外界会说未来资本要国际化；如果选国内资本，可能会被批评‘保守’、‘走不出去’。”

陈念没有立即决定。他需要时间思考——不是思考哪家给的钱多，而是思考未来资本究竟要去哪里。

周末，他约了杨婉在颐和园散步。昆明湖已经结了薄冰，阳光照在冰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听说你要融资了？”杨婉穿着米白色的羽绒服，围着红色围巾，在冬日的园子里格外醒目。

“嗯，百亿估值，”陈念说，“但我现在很矛盾。”

“钱多了还矛盾？”

“不是钱的问题，是方向的问题，”陈念看着远处的万寿山，“选国际资本，未来资本可能走得更快，但可能失去自主性；选国内资本，发展节奏慢一些，但能保持初心。”

杨婉停下脚步：“你还记得我们大学时，一起去听的那场讲座吗？那个老教授说的。”

陈念想了想：“‘企业家要分清什么是手段，什么是目的’？”

“对，”杨婉点头，“融资是手段，企业发展是目的。但企业发展又是手段，服务客户、创造价值才是最终目的。你现在纠结选择哪家资本，其实是在纠结用什么手段。但你应该先想清楚目的——未来资本最终要成为什么样的公司？”

这个问题，父亲问过，陈念自己也反复思考过。此刻在冬日的颐和园里，答案渐渐清晰。

“我想让未来资本成为一家能真正帮助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公司，”陈念说，“如果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为了上市而上市，最后可能变成一家华尔街喜欢的公司，但不是中国制造业需要的公司。”

杨婉笑了：“那你还犹豫什么？”

周一上午，陈念召集核心团队开会。

“我决定接受国开金融、中金资本、上海制造集团和广东工业投资的联合投资，”陈念宣布，“总融资额25亿人民币，出让20%股份。”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这个选择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陈总，我能理解您的想法，”一位负责海外业务的副总说，“但拒绝了国际资本，会不会影响我们海外拓展？特别是现在联盟刚成立，德国项目也在推进……”

“恰恰相反，”陈念说，“选择国内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我们在海外谈判时更有底气。因为我们背后是中国制造业的完整产业链，不是单纯的财务投资。这在国际商业谈判中，是更重的筹码。”

周明远赞同：“没错。上海制造集团有三千多家供应商，广东工业投资旗下有上百家制造企业。这些产业资源，比多少亿的资金都值钱。”

“但估值毕竟低了10%，”王晓东还是有些遗憾。

“估值是别人给的，价值是自己创造的，”陈念说，“只要我们真的把中国制造业服务好了，估值自然会上去。反之，如果只是为了高估值签了对赌，最后达不到，估值反而会跌得更惨。”

融资消息公布后，业内反应两极分化。有媒体称赞这是“产业报国的选择”，也有评论质疑“缺乏国际化野心”。但陈念不在意这些声音，他更关注的是，这笔钱怎么用。

“融资款分三部分，”陈念在董事会上说，“40%投入技术研发，特别是工业AI和边缘计算；30%用于市场拓展，重点支持联盟成员企业；30%作为风险准备金，应对可能的法律诉讼和国际纠纷。”

这个分配方案获得了新董事们的一致认可。国开金融的代表说：“陈总这个安排很有远见。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大的短板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而是风险应对能力。预留准备金，关键时刻能救命。”

二、联盟首战

十一月中旬，联盟迎来了成立后的第一个实战案例。

广东一家做电动工具的成员企业——科力精密，在印尼市场被当地一家企业起诉专利侵权。对方声称科力的三款角磨机侵犯了他们的“电机散热结构”专利，要求立即停止销售并赔偿200万美元。

“这明显是恶意诉讼，”科力的老板刘总在紧急会议上气得拍桌子，“他们的专利是2018年申请的，我们这款产品2015年就在卖了，怎么可能侵权？而且那个散热结构，根本就是行业通用设计！”

问题在于，印尼的专利诉讼程序复杂，审理周期长。如果按正常流程走，等法院判决下来，科力在印尼的市场早就被竞争对手占完了。

“更恶心的是，”刘总说，“起诉我们的那家公司，背后有日本资本的影子。我怀疑是日本同行借印尼企业的手，想把我们赶出东南亚市场。”

陈念立即启动联盟的应急机制。按照章程，针对任何成员企业的专利诉讼，联盟将提供法律支持，费用由联盟风险基金承担——这部分基金正是从各成员的会费中提取的。

“施密特律师团队在东南亚有合作律所，”王晓东汇报，“他们已经接案，分析后认为胜诉概率超过80%。但问题还是时间——印尼专利诉讼一审平均要18个月。”

“能不能申请临时禁令？”周明远问。

“对方已经申请了，法院很可能批准，”王晓东说，“一旦批准，科力的产品在判决前就不能在印尼销售。”

会议室陷入沉默。如果产品被禁售，科力在印尼三年的市场耕耘就白费了。而且这个案例的影响会很大——其他成员企业会想，联盟到底能不能真的保护我们？

陈念思考片刻：“有两个思路：第一，法律战；第二，商业战。”

“法律战怎么打？”

“申请加速审理，同时反诉对方专利无效，”陈念说，“施密特律师发现，对方那个专利，在印尼申请时隐瞒了多篇在先技术文献。如果我们能证明专利无效，不仅禁令解除，还能让对方赔偿。”

“商业战呢？”

“科力在印尼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起诉方，而是另一家本地企业，”陈念调出市场数据，“如果我们联合联盟内其他工具企业，在印尼市场发起价格战，打击那个真正的竞争对手，起诉方背后的日本资本可能会权衡利弊——是继续打官司，还是保住市场份额？”

“但价格战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啊，”刘总有些犹豫。

“不是真打，是威慑，”陈念说，“我们只需要摆出姿态，让对手知道，如果继续打官司，就要面对整个中国工具行业的集体反击。联盟的三十多家工具企业，产能占全球40%，真要打价格战，谁都受不了。”

双管齐下的策略很快见效。

法律方面，施密特律师团队提交了厚达三百页的证据材料，证明对方专利无效。印尼法院罕见地同意召开紧急听证会，暂停了临时禁令的审议。

商业方面，联盟内十二家工具企业联合发布声明，宣布将在东南亚市场推出“新一代高性价比产品系列”。虽然产品还没上市，但这个消息已经让竞争对手股价下跌。

一周后，对方主动提出和解：撤诉，双方互不追究。

“赢得太漂亮了！”刘总专门飞到北京感谢，“陈总，您不知道，那家日本公司的区域总裁昨天约我吃饭，说这是误会，希望以后能合作。哈哈哈，他们以前可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的！”

首战告捷，联盟的凝聚力大大增强。原本还有些观望的企业，纷纷递交入盟申请。到十一月底，成员企业从38家增加到67家，共享专利突破5000项。

但陈念知道，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三、德国工会的抵制

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国传来坏消息。

西门子合资公司在斯图加特拿下的第二个大单——一家拥有三百年历史的汽车零部件厂的数字化改造项目，遭遇了当地工会的强烈抵制。

托马斯在视频里脸色很难看：“工会组织了三次罢工，要求工厂管理层暂停项目。他们的理由是：这套系统会监测工人的每一个动作，是‘数字泰勒制’，侵犯工人隐私，而且可能导致30%的岗位被裁撤。”

“我们系统根本没有监控工人的功能啊，”周明远不解，“我们监测的是设备状态，不是人。”

“但工会不相信，”托马斯说，“Mekatech在背后煽风点火，他们在小册子里说，中国企业的技术会‘把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这种话很容易煽动情绪。”

更麻烦的是，德国明年要大选，劳工权益是敏感话题。当地政客为了选票，也表态支持工会的诉求。

“工厂管理层压力很大，”托马斯说，“他们私下跟我说，项目可能要暂停，等‘社会共识’形成后再推进。但这个‘社会共识’什么时候能形成？可能是半年，也可能是一年。”

陈念意识到，这是比专利诉讼更难应对的挑战。专利有黑白分明的法律条文，可劳工问题涉及文化、价值观、社会情绪，没有标准答案。

“施密特律师怎么说？”

“他说这在德国很常见，外资企业经常遇到，”托马斯说，“建议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公开所有技术细节，证明系统不监测工人；第二，与工会直接对话，听取诉求；第三，承诺提供转岗培训，确保没有工人因为数字化失业。”

“这些我们都能做到，”陈念说，“但需要时间。问题是，工厂等得起吗？”

“等不起，”托马斯摇头，“他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在推进数字化了。如果拖半年，市场地位可能不保。”

陈念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飞一趟斯图加特，直接和工会对话。”

“陈总，这有风险，”王晓东劝阻，“如果对话失败，可能让局面更糟。而且您是中国人，在德国劳工问题上发声，容易引发民族情绪。”

“但如果不发声，局面不会自动变好，”陈念说，“我不是去辩论，是去倾听。工人们真正担心的是什么？是失业，是隐私，还是对新技术的不了解？只有听懂了，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十一月下旬，陈念飞抵斯图加特。他没有住酒店，而是住进了工厂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第二天一早，他穿上工装，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走进了工厂的食堂。

工人们正在吃早餐，看到这个东方面孔，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陈念用德语说：“大家好，我是未来资本的陈念。我知道大家对数字化项目有担忧，我想听听你们的真实想法。”

起初没人说话。一个老工人打量了他半天：“你就是那个要给我们装监控系统的中国人？”

“不是监控系统，是设备健康管理系统，”陈念走到他面前坐下，“它只监测机器的振动、温度、电流，不监测人。如果您允许，我可以详细解释它是怎么工作的。”

老工人将信将疑。陈念拿出平板电脑，调出系统界面，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每个传感器的作用，每一条数据是怎么产生的，最终用来做什么。

渐渐地，围过来的工人越来越多。陈念讲了半个小时，然后说：“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担心。请告诉我，你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

一个中年女工说：“我在这家工厂干了二十年，操作那台铣床十五年。如果换了新系统，会不会认为我太老了，学不会新东西？”

一个年轻工人说：“我听说数字化后，一个人可以管五台机器，那是不是要裁掉四个人？”

还有一个技术工人担心：“如果所有数据都传到云端，我的经验还有价值吗？会不会随便来个年轻人，看看数据就知道怎么修机器了？”

陈念认真听完每一个问题，一一记录。最后他说：“谢谢大家的坦诚。我承诺三件事：第一，系统安装后，工厂不会因为数字化裁减任何员工；第二，我们会提供免费培训，让每位工人都能掌握新技能；第三，老师傅的经验不会被取代，系统会学习你们的经验，变成‘数字老师傅’，帮助新工人更快成长。”

“你说话算数吗？”老工人问。

“我们可以把这些承诺写进合同，”陈念说，“如果违反，工厂可以起诉我们。”

当天下午，陈念与工会代表正式会谈。他带去了工人们的真实担忧，也带去了自己的承诺。

工会主席是个务实的人：“陈先生，您今天在食堂的表现，我们看到了。您愿意直接面对工人，这比其他公司的高管强。但口说无凭，我们需要书面承诺。”

“我已经起草了，”陈念递过文件，“除了刚才的三点，我还建议成立‘数字化转型联合委员会’，工会代表、工厂管理层、我们技术人员三方共同参与，每个月的进展都透明公开。”

工会主席看完文件，表情缓和了：“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可以支持。但我们要派代表参与技术方案设计，确保工人的需求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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