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0章 开源的力量(2/2)
王晓东急得嘴上都起了泡:“陈总,舆论压力太大了。有客户打电话来问,他们的生产数据到底存在哪里;有投资机构暂停了下一轮融资的谈判;最麻烦的是,工信部那边也来问话了。”
陈念反而很冷静:“该来的总会来。数据主权确实是个真问题,不是制造出来的焦虑。”
“那我们怎么办?”
“做三件事,”陈念说,“第一,立即发布《未来资本数据安全白皮书》,详细说明我们的数据存储架构、加密标准、访问权限管理;第二,公开承诺:所有中国用户的数据,物理服务器必须在中国境内,绝不出境;第三,邀请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对我们进行全面检测。”
“那日内瓦会议呢?还要去吗?”
“更要去,”陈念眼神坚定,“而且我要带着中国企业对数据主权的关切去。这不是我们的弱点,是我们的立场。”
白皮书发布后,舆论有所缓和。但更深层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数据到底该不该跨境?如果要跨境,规则由谁制定?国家监管和企业创新的边界在哪里?
陈念组织了一场内部研讨会,邀请了法律专家、技术专家和企业代表。讨论很激烈:
“数据本地化是保护,也是枷锁,”一位技术专家说,“工业互联网的核心价值就是跨企业、跨地域的数据协同。如果每个国家都要求数据不出境,全球化协作就无从谈起。”
“但国家安全不容妥协,”另一位专家反驳,“我们不能因为技术便利就放弃主权。欧盟有GDPR,美国有云法案,中国也必须有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机制。”
“问题是怎么评估?”一位企业代表说,“我们厂和德国供应商要实时共享生产数据,才能实现协同制造。如果每次传输都要审批,效率就没了。”
陈念听着各方观点,脑海中逐渐形成一个想法:也许可以建立分级管理制度。普通的生产数据,在符合安全标准的前提下允许跨境;涉及核心工艺和国防相关的数据,严格禁止出境;中间地带的数据,实行备案制。
但这需要精细的设计,更需要国际间的互认。这正是日内瓦会议要讨论的问题。
五、日内瓦的博弈
9月15日,日内瓦万国宫。
陈念走进会议室时,感受到的是复杂的目光——有好奇,有审视,也有淡淡的戒备。三十多位与会者中,他是唯一的中国企业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
会议开始,IIEDC秘书长莫雷诺女士致辞:“工业互联网正在重塑全球制造业,但技术跑得太快,伦理和规则跟不上。我们的任务就是建立护栏,让技术发展不偏离为人类服务的初心。”
第一个议题是数据主权。主持人请来自欧盟的专家先发言。
“GDPR已经为个人数据保护树立了标杆,”那位专家说,“现在需要的是工业数据的同等保护。我们的原则很简单:数据产生于哪里,主权就属于哪里。任何跨境传输必须获得明确同意,并符合目的地国家的法律。”
美国代表立即反驳:“数据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创造价值。如果每个国家都筑起高墙,工业互联网就变成了一个个数据孤岛。我们应该建立基于信任的数据流通机制,而不是一刀切的禁止。”
双方争执不下时,主持人转向陈念:“陈先生,作为中国企业代表,您怎么看?”
所有目光聚焦过来。陈念缓缓开口:“首先我同意,数据主权是国家的合法权利。中国有14亿人口、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的工业生产数据不仅是经济资产,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场安静下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中国企业家直接谈论“国家安全”与数据的关系。
“但同时,”陈念话锋一转,“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我们清楚,闭关自守没有出路。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跨境’,而是‘怎么跨境’。”
他调出准备好的PPT:“我建议建立三级分类管理体系:第一级,涉及国家安全和核心商业秘密的数据,禁止出境;第二级,一般性工业生产数据,在满足加密和匿名化要求后,实行备案制跨境;第三级,公开的行业基准数据,鼓励共享以促进行业进步。”
“谁来分类?”一位欧洲代表问。
“由数据产生企业自主分类为主,政府制定负面清单为辅,”陈念说,“同时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的安全认证体系,通过认证的企业可以享受简化流程。”
这个思路比预想的要务实。会场开始讨论可行性。
但接下来的议题——算法透明度,争论更加激烈。
欧美代表坚持“算法必须可解释”,要求工业AI的每一个决策都要有明确的原因说明。这听起来很合理,但陈念知道,在技术上几乎不可能——很多深度学习算法是“黑箱”,连设计者都不知道它为什么做出某个决策。
“如果要求完全可解释,”陈念提出质疑,“很多先进的预测性维护、质量检测算法就无法应用。这会不会阻碍技术进步?”
“但不可解释的算法可能导致歧视和不公,”一位伦理学家说,“比如招聘算法可能歧视女性,信贷算法可能歧视少数族裔。工业领域虽然看起来中性,但谁保证算法不会偏好某类设备、某种工艺?”
双方僵持不下。陈念意识到,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差异——西方更强调个体权利和程序正义,东方更强调集体利益和实际效果。
三天会议结束时,工作组只达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识:成立三个专家组继续研究。但陈念的收获比预想的大——他了解了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结识了一批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更重要的是,他让世界听到了中国企业的声音。
六、联盟的诞生
从日内瓦回国的飞机上,陈念一直在思考父亲的问题:你的筹码是什么?
现在他有了答案:筹码不是未来资本一家公司,而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转型需求。中国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制造体系,有数百万家急需数字化转型的中小企业。这个市场的规模和技术应用的深度,是任何国际组织都不能忽视的。
9月28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工业互联网开源专利联盟”成立大会如期举行。
不仅三十多家发起企业全部到场,还吸引了超过两百家企业报名观察。工信部、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都派了代表。媒体区挤满了记者——这是中国制造业第一次自发组建专利共同体。
陈念作为联盟首任轮值主席致辞:“今天,我们不只是为了节约专利费,更是为了建立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话语权。我们要证明,中国企业不仅可以制造产品,还可以创造技术、制定规则。”
工信部副部长亲自出席并致辞:“这是中国制造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政府支持企业依法依规组建专利联盟,形成创新发展合力。”
最激动人心的环节是签约仪式。三十八家企业代表依次上台,在联盟章程上签字。大屏幕实时显示加入联盟的专利数量——从零开始,迅速突破一千项、两千项,最终定格在2157项专利。
“这些专利覆盖了工业互联网的各个层面,”周明远在技术介绍环节说,“从底层的传感器、通信协议,到中层的平台架构、数据处理,再到上层的应用算法、人机交互。虽然单个企业可能专利不多,但汇聚起来,就是完整的技术生态。”
国际媒体也来了。路透社记者提问:“陈先生,这个联盟是否只对中国企业开放?会不会排斥外国企业?”
“完全开放,”陈念回答,“任何认同联盟章程的企业都可以申请加入,不分国籍。事实上,我们已经收到三家欧洲企业和两家日本企业的咨询。”
“那专利共享是否免费?如何防止搭便车?”
“联盟内部共享免费,但每个成员都有义务将自己的新专利持续贡献给联盟池。我们有贡献度评估机制,贡献少的成员在联盟事务中的话语权也相应减少。这保证了公平性。”
发布会后,陈念接受了央视的专访。记者问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陈总,从慕尼黑诉讼到日内瓦会议再到今天联盟成立,这三个月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陈念想了想:“我最大的感悟是,中国制造业要真正强大,不能只靠一两个明星企业,要靠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未来资本可能走得更快一些,但只有大家都跟上来了,这条路才算真的走通了。”
“那您个人呢?这三个月压力这么大,有没有想过放弃?”
陈念笑了:“说实话,在慕尼黑法庭等待宣判时,在日内瓦被各方质疑时,确实有过动摇。但每次动摇时,我就会想起那些中小企业老板的眼神——他们不懂什么专利、数据主权,他们只知道,用了我们的系统,电费省了,故障少了,生意好做了。为了这些眼神,我不能退。”
七、秋日的征程
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联盟成立后,陈念反而更忙了——要制定详细的运作规则,要处理企业的入盟申请,要组织第一次专利交叉许可谈判,还要筹备联盟的第一次技术研讨会。
但在这忙碌中,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这不是未来资本单打独斗时的力量,而是一种集体的、共鸣的力量。
王晓东拿来最新的数据:联盟成立一周,已经有十二起针对成员企业的专利警告函被联盟律师接手处理;三家企业在海外参展时,展台前多了一块“工业互联网开源专利联盟成员”的牌子,当地竞争对手的态度明显谨慎了许多。
“更神奇的是这个,”王晓东调出一封邮件,“德国一家中型工业软件公司,主动联系我们,希望加入联盟。他们说,与其被Mekatech这样的大公司打压,不如加入中国企业的生态。”
周明远那边也有进展:“我们在开源社区发起的专利池讨论,已经吸引了全球两百多位开发者参与。麻省理工的一位教授专门写了篇文章,说这是‘去中心化知识产权治理的有益尝试’。”
一切都在向好,但陈念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十月中旬,他接到一个电话,是王志刚副司长:“陈总,部里正在研究制定《工业互联网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想邀请联盟作为企业代表参与讨论。你们在日内瓦提出的分级管理思路,很有参考价值。”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陈念说,“但王司长,我有个建议——能不能不只邀请大企业,也邀请中小企业代表?数据安全规则最终要落地到企业,他们的声音很重要。”
“你说得对,”王司长赞同,“那就由联盟推荐五家企业代表,大中小都要有。”
挂断电话,陈念站在办公室窗前。金融街的银杏开始泛黄,秋天的北京有一种沉静的美。
父亲说得对,这条路很难,但值得走。因为走在这条路上的,不只是未来资本,还有整个中国制造业。
而他们要去的地方,不是某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一个中国制造不仅输出产品,更输出技术、标准、规则的起点。
窗外,一群大雁正往南飞,排成整齐的人字形。陈念忽然想到,雁群之所以能飞得远,不是因为领头雁有多强,而是因为每只雁都知道自己的位置,都知道何时振翅、何时借力。
工业互联网开源专利联盟,也许就是中国制造业的“人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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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