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4章 笔记本（2/2）

“这个饭盒，我用了十几年。以前，我丈夫在车间干活，我在医院上班，中午我给他送饭，就用这个饭盒。后来，他调走了，饭盒就我自己用。再后来，厂里效益不好，医院经费紧张，我拿这个饭盒给职工打饭，给病人热药。现在，我想拿这个饭盒，装一份希望，装一个未来。”

她打开饭盒，里面没有饭菜，没有药品，只有一叠纸。她拿出来，一张一张铺在桌上。

“这是厂里三百多名老职工的体检报告。百分之六十有腰椎病，百分之四十有颈椎病，百分之三十有膝关节病，百分之二十有中风后遗症。他们需要康复治疗，但他们去不起大医院，等不起那么久。这是周边五个社区、八千多居民的调查问卷，百分之七十的人希望家门口有康复机构，百分之八十的人能接受每次十到二十元的治疗费用。这是市卫生局的文件，鼓励厂矿企业医院转型发展社区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给予资金支持。”

她抬起头，看着刘院长：“刘院长，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不需要多少钱，不需要多少人，只需要一点技术支持，一点管理经验。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这些职工、这些居民一个机会。好不好？”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沈雪梅，看着这个四十岁出头、衣着朴素、但眼神坚定的女医生。她手里的饭盒，她桌上铺开的报告、问卷、文件，像一面面旗帜，无声地诉说着什么。

刘院长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他拿起那份方案，又看了一遍，然后看向王科长、李科长，还有两位专家。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点了点头。

“沈主任，”刘院长开口了，“你的诚意，我们看到了。你的方案，我们再研究研究。但合作的形式，可能需要调整。你们搞康复科，我们支持，但不一定是联合病房的形式。我们可以派专家定期指导，可以帮你们培训人员，可以共享一些设备。但管理要独立，财务要独立，责任要分清。而且，要先试点三个月，看看效果，再决定下一步。你觉得呢？”

沈雪梅的眼睛亮了：“好，好！只要能合作，什么形式都可以！三个月试点，我们一定做好！”

“那具体的细节，我们下来再谈。”刘院长站起来，伸出手，“沈主任，你让我看到了一个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沈雪梅紧紧握住刘院长的手，眼眶有点湿。

离开市一院，沈雪梅没有马上回厂里。她坐公交车，去了市卫生局。她要去找王科长，问问那个五万块钱的资金支持，具体怎么申请，需要什么材料，什么时候能到位。

公交车上人很多，挤得满满的。沈雪梅抓着扶手，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道。这个城市在变，高楼越来越多，商店越来越多，车越来越多。但医院里的病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街道。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经历，但都有同样的需求：看病方便，看病便宜，看病有效。

厂办医院，曾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企业的福利，也是负担。现在，市场经济了，企业要讲效益，医院要讲效益，但医疗的本质不能变：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沈雪梅想起自己刚到医院的时候，那还是七十年代末。医院很小，只有一栋二层小楼，十几个医生护士，设备简陋，药品匮乏。但那时候，医患关系很单纯，病人信任医生，医生尽心尽力。现在，医院大了，人多了，设备好了，但那种单纯的关系，好像也远了。

不是医生的错，也不是病人的错。是这个时代变得太快，大家都还没准备好。

但总要有人去做，去改变，去适应。

沈雪梅握紧了手里的铝饭盒。这个饭盒，装过饭菜，装过药品，现在，她要让它装上希望，装上未来。

机械部大楼后面的临时工棚里，陆文婷遇到了麻烦。

那台简化版的五轴机床，在运行了三天后，出问题了。Z轴，也就是垂直方向的移动轴，在加工过程中突然失步，导致刀具撞上了工件，刀断了，工件也废了。

“什么原因？”陆文婷蹲在机床旁，脸色凝重。

负责电气的李工程师检查了半天，摇摇头：“不知道。数控系统显示正常，电机驱动正常，编码器反馈也正常，但就是失步了。可能是机械部分有问题，也可能是电气干扰，还可能是软件bug。”

“先检查机械部分。”陆文婷站起来，“拆开Z轴的丝杠、导轨，看看有没有磨损、松动、变形。”

几个工人动手拆。丝杠是台湾产的滚珠丝杠，精度本来就不高，拆下来一看，果然有问题：丝杠的螺母有磨损，滚珠有碎裂，导轨的滑块也有松动。

“是装配问题。”陆文婷说，“丝杠和导轨的平行度没调好，导致运行过程中受力不均，磨损加剧。再加上机床的刚性不够，切削时振动大，进一步加剧了磨损。运行时间一长，间隙变大，就失步了。”

“那怎么办？”李工程师问。

“重新装配，重新调整。但治标不治本。”陆文婷皱着眉头，“问题在于，这台机床的设计就有问题。床身是焊接的，刚性不够。丝杠、导轨是低档货，精度不够。电机驱动是开环的，没有闭环控制。数控系统是改造的，稳定性差。这些问题不解决，修好了还会坏。”

“可我们没钱啊。”项目组的财务小王苦着脸，“部里给的三百万，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我们自己筹的两百万，也快见底了。重新设计，重新制造，哪来的钱？”

陆文婷沉默了。她知道小王说的是事实。搞科研，最缺的就是钱。尤其是这种基础研究，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很少有单位愿意投钱。部里能给三百万，已经是破例了。剩下的两百万，是她和同事们东拼西凑，从各个项目里抠出来的。

“陆工，要不，咱们先把这台修好，凑合用着？”有人建议，“至少能干活，能出点成果，也好向部里交代。等有了新经费，再搞下一代。”

陆文婷摇摇头：“修好了，用不了多久还会坏。而且，用这种机床干活，精度没保证，效率没保证，安全性也没保证，万一再出事故，伤到人怎么办？”

“那怎么办？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不会半途而废。”陆文婷站起来，走到工作台前，拿起那个铣好的立方体，“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设计的机床，原理是对的，结构是可行的。现在的问题是，材料和制造精度不够。我们需要更好的材料，更好的加工设备，更好的装配工艺。这些，都需要钱。”

她看着大家：“钱的事，我想办法。你们先把这台机床修好，重新装配，重新调试，确保能安全运行。然后，用它加工一些简单的零件，验证基本功能。我去找钱，找资源，争取尽快启动第二代样机的研制。”

“你去哪儿找钱？部里不可能再给了，别的部委更不可能给。”

“我去找企业。”陆文婷说，“找那些需要五轴机床，但又买不起进口货的企业。跟他们合作，我们出技术，他们出钱，联合研制，成果共享。”

“企业？哪个企业愿意投这个钱？五轴机床，投入大，风险高，还不一定成功。有那个钱，不如直接买进口的，省事。”

“总会有有眼光的企业。”陆文婷说，“我去找，一家一家找。北京找不到，就去上海，去广东，去东北。中国这么大，总会有有远见的企业家，愿意在核心技术上下本钱。”

她说得很坚定，但心里也没底。她知道国内企业的现状：大部分企业，追求的是短期效益，是立竿见影的回报。搞研发，尤其是搞这种高风险的研发，很少有企业愿意干。有那个钱，不如买进口设备，不如扩大生产规模，不如做房地产，来钱更快。

但她必须试试。

下午，陆文婷去了机械部，找王总工。王总工是她的老领导，也是这个项目的支持者。

“文婷啊，坐。”王总工给她倒茶，“机床的事，我听说了。出问题是正常的，不出问题才不正常。搞科研嘛，就是不断试错，不断改进。”

“王总，我知道。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钱了。”陆文婷开门见山，“第一代样机的问题，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的，必须重新设计，重新制造。这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王总工叹了口气：“文婷，我不是不支持你。但部里的情况你也知道，经费紧张，到处都要钱。给你们三百万，已经是挤出来的了。再要，真的没有了。”

“那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些企业？我们需要合作伙伴，需要资金，也需要实际的应用场景。企业有需求，我们有技术，可以合作。”

“企业……”王总工沉吟，“我倒是认识几个，但他们对五轴机床，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兴趣。不感兴趣，是觉得用不上，他们的产品用三轴机床就够了。不敢兴趣，是觉得太难，投入太大，风险太高。”

“总有需要的吧？比如模具行业，航空行业，汽车行业，都需要五轴机床加工复杂曲面。”

“有是有，但人家要么已经买了进口的，要么正准备买进口的。你的机床，性能不如进口的，可靠性不如进口的，人家凭什么用你的？”

“我们可以便宜，可以定制，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便宜能便宜多少？进口一台五轴机床，两三百万美元。你的机床，就算便宜一半，也要七八百万人民币。对企业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而且，国产设备，可靠性是个大问题。万一坏了，维修怎么办？配件怎么办？耽误了生产，损失谁承担？”

王总工说的是现实。陆文婷无言以对。

“文婷，我知道你急。但这事，急不得。”王总工看着她，“五轴机床，是高端装备，是国家战略需求。但国家有国家的考虑，有国家的布局。你们先把这个项目做好，做出成绩，做出影响，到时候，不用你找钱，钱自然会来找你。”

“可我们没有时间了。”陆文婷说，“国外在进步，我们在原地踏步，差距只会越来越大。等我们做好了，人家又进步了，我们永远追不上。”

“那你说怎么办？”

陆文婷站起来：“王总，我想去地方看看。北京没有机会，也许地方有。特别是那些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他们机制灵活，决策快，也许敢冒险。”

“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王总工笑了，“文婷，你太高看他们了。他们更看重眼前利益，更不可能投这种高风险的项目。”

“不试试怎么知道？”陆文婷说，“我明天就去深圳。深圳是特区，思想开放，政策灵活，也许有机会。”

“深圳……”王总工想了想，“也好，去看看吧，就当散散心。不过，别抱太大希望。”

离开机械部，陆文婷回到住处。那是一个筒子楼里的单身宿舍，十几平米，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一个柜子，别无他物。书架上摆满了书，机械设计、数控技术、自动控制、材料科学……还有父亲留下的那些俄文技术书籍。

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相册，翻开。里面是父亲留下的照片，大多是黑白的，有些已经发黄。有父亲在苏联留学的照片，年轻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有父亲在工厂工作的照片，穿着工装，拿着图纸，和同事们讨论。有父亲和家人的合影，有她，有母亲，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

最后一张，是父亲去世前一个月拍的。那时父亲已经病重，但坚持要去工厂，说要看看新买的数控机床。照片上，父亲瘦得脱了形，但眼睛很亮，站在一台崭新的机床旁，手摸着机床的导轨，像抚摸孩子的头。

父亲那一代人，从一穷二白开始，搞出了两弹一星，搞出了万吨水压机，搞出了第一台数控机床。他们靠的是什么？是自力更生，是艰苦奋斗，是甘于奉献。

现在，条件好多了，可那种精神，好像也淡了。

陆文婷合上相册，走到窗前。窗外，是北京的冬夜，灯火阑珊。这个城市，正在飞速发展，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汽车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忙。但在这繁华的背后，有一种焦虑，一种浮躁，一种急功近利。

她想起白天在工棚里，那台简陋的机床，那些满身油污的同事，那个铣好的立方体。那是希望，是火种，虽然微弱，但还在燃烧。

她不能让它熄灭。

第二天一早，陆文婷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没有卧铺，只有硬座。二十多个小时，她不在乎。她要去深圳，去找钱，找机会，找志同道合的人。

火车开动了，北京渐渐远去。陆文婷看着窗外，心里默默地说：父亲，您未竟的事业，我来继续。您没走完的路，我来走。您没实现的梦想，我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