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0章（1/1）

“江南基石”计划推进联席会议，在省政府一间中型会议室召开。与会者包括“智能感知与决策”、“先进材料与制造”、“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三个创新联合体的核心成员单位代表，以及省发改委、科技厅、教育厅、财政厅等相关厅局负责人。会议气氛凝重，议题直奔痛点：如何破解联合体内部的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僵局，以及愈演愈烈的技术路线之争。

“联合体成立快两个月了，第一个重大项目立项还没走完流程。时间不等人啊！”科技厅长率先发言，语气透着焦急，“外部竞争这么激烈，湾区资本那边动作频频，我们内部如果还纠缠不清，贻误战机，那‘基石’计划可就真成空中楼阁了。”

东南大学的代表，一位副校长，推了推眼镜，面露难色：“知识产权问题，确实棘手。高校的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科研成果转化条例，对知识产权归属、对外投资合作有严格限制。我们提出的草案，已经是基于现有政策框架能做的最大让步。完全按企业要求的按比例共享或者成立合资公司持有，在审计、国资监管那里就通不过，搞不好要犯错误。”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家参与联合体的民营科技企业董事长忍不住提高了音量，“如果现有政策框架束缚了创新，那是不是应该改革政策？‘基石’计划不就是改革的试验田吗？如果试验田里还用老办法，那还试验什么？我们企业真金白银投入，技术人员扑上去，最后成果跟我们关系不大，这不符合市场规律，也打击积极性！没有积极性，何谈协同创新？”

“就是！”另一家零部件企业老总附和，“还有技术路线！我们理解高校要探索前沿，但创新不能脱离实际。L4级自动驾驶的激进方案，听起来美好，但十年内能商业化吗？我们现在要和国际巨头竞争，需要的是未来3-5年能落地、能装车、能形成竞争力的技术！联合体如果不能聚焦产业真需求，那和以前那些发发论文、评评奖的项目有什么区别？”

高校的教授们立刻反驳，认为企业过于短视，只盯着眼前利益，缺乏对前沿技术的战略眼光和投入耐心。争论再次爆发，会议室里充斥着学术理想与商业现实、长期探索与短期收益、体制约束与市场需求的激烈碰撞。几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都觉得自己有理，都觉得对方是联合体推进的“绊脚石”。

列席会议的政研室主任低声对秦墨说：“秦书记，情况比预想的复杂。利益、理念、制度，几重矛盾交织。单纯靠行政命令，恐怕难以服众，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秦墨默默听着，手指轻轻敲击桌面。他知道，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必然阵痛。旧有的科研管理体制、评价体系、利益格局，就像一张无形的网，束缚着创新的手脚。“基石”计划试图撕开一个口子，但网上的每一根线，都连着具体的单位、具体的个人、具体的利益。撕扯的力量越大，反弹和摩擦也越剧烈。

“同志们，争论是好事。”秦墨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让会议室迅速安静下来，“说明大家都在认真思考，都想把联合体办好。有分歧，说明改革触及了要害。”

他环视众人，目光沉稳而有力：“但光有争论不行，我们要找到破解僵局的办法。知识产权和利益分配，是核心症结。政策有约束，但政策也是人定的，是可以完善调整的。我提议，由科技厅牵头，联合省国资委、财政厅、教育厅、知识产权局，以及法律、管理方面的专家，成立一个专项工作组。任务就一个：在不违反国家大政方针和国有资产管理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参考国际成功经验，结合我省实际，尽快拿出一套可操作、可落地、能激励各方的联合体知识产权管理和利益分配具体方案。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方案可以设置过渡期条款，允许联合体在一定范围内试点突破。总的原则是：尊重创造，保护权益，促进转化，共享发展。不能只让一方作贡献，也不能让任何一方无所得。”

他顿了顿，看向争吵最激烈的两派代表：“至于技术路线之争，我建议，建立联合体内部的技术决策委员会。委员会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技术专家，以及行业内的资深战略科学家共同组成。重大技术路线选择，由委员会在充分调研、科学论证、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投票表决。表决要记录在案，决策集体负责。既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也不能久议不决。联合体要设立短期、中期、长期相结合的目标体系。短期目标，要紧密对接企业需求和产业痛点，尽快出可展示、可应用的成果，让大家看到合作的甜头，建立信心。中长期目标，则要敢于布局前沿，敢于投入基础研究，为未来发展蓄能。长短结合，虚实结合，理想与现实结合，才是正道。”

秦墨的话，暂时平息了会议室里的火药味。他给出的不是现成答案，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框架和路径，将矛盾从情绪对抗引向了机制构建。但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智慧，更需要妥协的勇气。

就在省里为联合体内部的“裂痕”焦头烂额，试图以新的机制弥合分歧时，湾区资本的“渗透”，却以一种更加润物无声、直抵人心的方式，在更广泛的层面展开。

一家名为“未来前沿”的科技媒体，在江南省乃至全国科技圈颇有影响力。这家媒体以报道深度、视角新颖、文笔犀利着称，经常能挖到一些独家的行业分析和大佬观点。最近，他们推出了一系列专题报道，总标题是：《创新者的窘境：当“大计划”遇到“小天才”》。

报道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几个“非典型”科研人员的故事。有在高校体系内因研究方向“冷门”、论文发表不易而郁郁不得志的青年教师；有在传统科研院所因“编制”、资历所限，难以独立开展心仪课题的副研究员；也有在大型企业研发部门，因“KPI”压力和短期业绩导向，无法进行高风险、长周期探索的技术骨干。报道并未直接提及“江南基石”计划，但字里行间，处处透着对“计划式科研”、“大兵团作战”、“论资排辈”、“论文导向”等现有体制弊病的隐晦批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报道中穿插的几个“湾区资本研究院”支持的案例。同样是“非主流”的研究者，在获得湾区资本的“天使投资”或进入其“颠覆性技术孵化计划”后，如何获得了充足的资金、自由的探索空间、高效的资源对接，从而“如鱼得水”，短短一两年内就在某个细分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报道引用一位被投资科学家的话：“在这里，没有人问你发了几篇论文，有没有‘帽子’，只关心你的想法是否足够疯狂，是否有改变世界的潜力。失败了没关系，我们看重的是从失败中学到什么。”

报道最后，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我们将绝大部分资源投入到那些宏大叙事、目标明确的‘大计划’时，是否可能无意中窒息了那些看似‘微小’、‘非共识’，却可能孕育着颠覆性火花的‘小天才’？未来的创新，究竟更依赖于精心设计的‘计划’与‘组织’，还是更依赖于自由宽松的‘生态’与‘涌现’？”

这篇报道，因其故事性和思辨性，在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和学生中，引发了广泛共鸣和热烈讨论。许多人私下转发、评论，对报道中描述的“体制内困境”感同身受，对湾区资本塑造的“自由创新天堂”心生向往。这种情绪，像一层淡淡的薄雾，在江南省的科研圈子里弥漫开来，虽不浓烈，却无处不在，悄然改变着人们对“创新”和“未来”的认知与想象。

这种认知层面的“渗透”，比单纯的高薪挖人更具隐蔽性和深远影响。它不是在抢夺现有的人才，而是在塑造未来人才的价值观和选择偏好，在动摇现有科研体系的“人心根基”。

更让秦墨感到警惕的是，这种渗透，似乎不仅仅停留在舆论层面。他得到信息，湾区资本正在与江南省一些地方高新区、科技园区接触，探讨以“共建”、“托管”或“深度合作”的形式，参与甚至主导一些特色产业园区的规划和运营。他们提出的方案极具诱惑力：引入国际顶尖的园区规划设计理念，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创新社区；设立专项基金，吸引符合其战略的初创企业入驻；搭建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转移和创业服务平台；甚至承诺引入若干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研发中心或区域总部。

这对于一些急于出政策、引投资、提升园区档次的地方政府来说，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湾区资本拥有的，不仅仅是钱，更是光鲜的品牌、先进的管理模式、全球化的网络资源，以及一套关于“未来创新城区”的成熟叙事。如果任由其渗透到地方产业规划的层面，其影响力将从点（具体企业或人才）扩展到面（区域创新生态），从“引资”升级为“引制”，后果将更加深远。

秦墨站在办公室的巨幅江南省地图前，手指从省城划过，落到几个正在与湾区资本密切接触的市、区。他意识到，这场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人才争夺范畴，演变为一场关于创新模式、发展路径、乃至未来区域竞争力的全方位、深层次博弈。郑国权和他的湾区资本，就像一股强大而无形的潮流，正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和塑造江南省的未来图景。

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对手，而是一种弥漫性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理念和模式。这种理念和模式，以资本为引擎，以效率为标尺，以个人才智的自由迸发为旗帜，对现有体制形成了某种“降维打击”的态势。单纯防守或模仿，都难以取胜。他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兼容并蓄、又能保持自身特质和战略主动性的新路。

“基石”计划是这条路上的关键一步，但仅有“基石”还不够。他需要更开阔的视野，更系统的布局，以及，在某些关键节点上，更坚决的“反制”。渗透与反渗透，定义与反定义，这场无声的战争，正进入更加复杂、也更加关键的阶段。他必须看清潮水的方向，更要找到引领潮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