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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6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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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公司的销售总监和技术总工急得团团转,找项目方沟通,对方态度客气但坚决:“不是不相信贵司的产品,实在是省里新规严格,终身责任制啊!万一将来外墙出了什么问题,谁说得清是材料问题还是施工问题?还是按规矩来,专家论证,把各种可能的风险都评估到,方案做扎实,大家签字确认,这样我们都放心。”

湾区资本派驻该企业的董事代表,在了解情况后,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没有在论证程序上过多纠缠,反而指示企业:“全力配合!不仅要组织最高规格的专家论证会,还要提供最详尽的技术支持,甚至可以考虑派出最精锐的技术团队常驻现场指导。我们要把这次合作,做成一个‘新材料、新工艺在终身责任制背景下安全高效应用’的标杆案例!要留下全套无可挑剔的技术文件、过程记录和各方签字!”

他看得很清楚,在“终身责任制”带来的普遍性焦虑和形式主义倾向下,谁能提供更“安全”、更“无责”的解决方案(哪怕只是程序上和文件上的),谁就能获得竞争优势。这不仅是卖材料,更是卖一种“责任豁免”或“风险转移”的保障。而这种保障,在当前的行业氛围下,或许比材料本身的性能更具吸引力。

与此同时,郑国权在东海市的“渗透”战略,也遭遇了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反渗透”。

就在“江南基石”计划的风声在体制内小范围流传后不久,东南大学那位备受湾区资本青睐的周哲教授,接到了校长亲自打来的电话。校长没有直接提湾区资本的邀约,只是热情地向他通报了学校正在全力争取的、由国家部委和江南省共建的“人工智能国家前沿科学中心”的最新进展,并委婉地表示,学校希望他作为首席科学家,牵头中心的筹建和未来运行。

“周教授啊,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这个中心离不开你。省里和部里都非常重视,秦墨书记亲自过问,资源投入会是空前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平台,更是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布局的关键落子,是要解决真问题、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校长的语气充满期待,“我知道,外面有些机会,待遇很诱人。但这里,有你耕耘多年的土壤,有你熟悉的团队,更有可以大展拳脚、真正做出历史性贡献的舞台!学校也会尽最大努力,在团队建设、经费使用、评价考核等方面,给你最大的自主权!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把中心建成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紧接着,省科技厅、教育厅的负责人也以不同方式,向周哲教授传递了类似的信息,并透露“江南基石”计划中,将重点支持类似的国家级平台和重大攻关任务,相关配套政策(包括人才待遇、经费管理、成果转化激励等)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力度会“超乎想象”。

周哲教授陷入了更深的纠结。学校的平台、国家的使命、熟悉的团队,这些是他难以割舍的。而湾区资本提供的,则是纯粹的学术自由、充足的资源、以及与国际顶尖机构无缝对接的通道。两者代表了不同的道路和诱惑。

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他的一位早年出国、如今在硅谷顶尖人工智能实验室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弟子,在一次深夜越洋电话中,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老师,湾区资本我了解一些。他们确实有钱,也给自由。但他们要的,是能快速产生影响力、能估值、最好能尽快商业化的成果。真正的、高风险、长周期、可能失败的基础研究,他们未必有足够的耐心。而且,资本是逐利的,今天可以给你最好的条件,明天如果方向不符他们的战略,也可能随时转向。学校的平台,虽然有时候僵化些,但有国家托底,稳定性更强,也更适合做一些需要坐冷板凳的大问题。”

弟子的话,让周哲教授冷静了许多。他开始更仔细地审视湾区资本提供的合同草案中那些关于成果归属、研究方向调整、投入持续性等条款的细微之处。他也更频繁地与仍在学校团队的同事、学生们交流,感受那里的氛围和需求。

最终,在“江南基石”计划初步框架公布,明确将筹建“人工智能国家前沿科学中心”并赋予其高度自主权的消息传来后,周哲教授婉拒了湾区资本的正式邀请。他回复的邮件措辞诚恳,表达了对研究院理念的欣赏,但表示自己更愿意留在熟悉的学术环境,带领团队攻克国家急需的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难题。

消息传回湾区资本研究院,郑国权沉默了片刻。李明有些沮丧:“没想到,学校的反应这么快,给的承诺也这么有竞争力。周教授这样的顶尖人才,光靠钱和自由,看来确实不一定挖得动。”

郑国权却笑了笑,并无太多意外:“很正常。秦墨不是庸才,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国家使命,重大平台,这些对某些有家国情怀、有学术抱负的顶尖学者来说,吸引力不比金钱和自由小。我们本就没指望能挖走所有人。”

他走到窗边,看着这座他试图施加影响力的城市:“周教授这样的旗帜人物,挖不动,有损失,但不可惜。我们要的,是那些对现有体制不满、渴望更快突破、更具冒险精神的‘鲶鱼’。继续接触名单上的其他人,特别是那些相对年轻、上升空间巨大、对行政束缚和论资排辈深恶痛绝的‘潜力股’。同时,加快我们自己的‘青年科学家孵化器’建设,用我们自己的土壤,培养出属于我们的‘周哲’。记住,渗透是一场持久战,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乎能否持续地输出吸引力,能否定义未来的标准。”

他顿了顿,补充道:“还有,告诉我们在江南省投资的那些企业,特别是那些在传统行业但有技术升级需求的,让他们积极关注、甚至主动申请加入省里即将推出的那些‘重大创新联合体’和‘标杆应用场景’。我们要做的,不是对抗,是嵌入,是融合。用我们的资本、技术、理念,去影响、甚至主导这些联合体和场景的具体实施方向。当我们的触角,深入到他们‘基石’计划的核心项目中去时,话语权,自然会向我们倾斜。”

暗流在涌动,碰撞在发生。秦墨试图用“国家使命”和“组织平台”构筑堤坝,郑国权则用“资本赋能”和“未来定义”进行渗透与分流。而在更广阔的基层,终身责任制的压力正在催生新的行业潜规则和生存策略,这些策略可能偏离政策初衷,却反映了最真实的利益考量和风险规避本能。几股力量交织、博弈,在江南省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绘制出一幅复杂而动态的图景。下一轮的浪潮,或许就隐藏在这些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水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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