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7章（1/1）
“江南基石”计划的初步框架，在省委常委会上获得原则性通过后，便如同投入滚油中的一滴水，在江南省沉闷已久的科技体制内，激起了剧烈的反应。框架本身只是纲领，但其中蕴含的信号和可能撬动的资源，足以让无数蛰伏的期望与躁动破土而出。
秦墨没有让框架停留在纸面上。他指示政研室、科技厅、教育厅组成联合工作组，立即着手方案的细化和首批试点方向的遴选。遴选的标准，被明确为三条：一是必须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或江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卡脖子”难题；二是必须拥有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研发基础与团队储备；三是必须有望在3-5年内取得标志性成果，并形成产业带动效应。目标清晰，导向明确：要干，就干“国之大者”，就啃“硬骨头”。
然而，当工作组将遴选通知和初步方向（集成电路装备与材料、高端工业软件、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下发至各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后，收到的反馈却迅速从最初的兴奋，转向了一种微妙的、复杂的“合纵”博弈。
省城，东南大学行政楼的小会议室里，校长、几位副校长，以及相关学院的院长、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济济一堂，气氛热烈中带着些许凝重。议题只有一个：如何争取“江南基石”计划的支持，特别是那个传闻中即将落地江南的“人工智能国家前沿科学中心”。
“这个中心，必须落在我们学校！”计算机学院院长语气激动，“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周哲教授这样的旗帜人物，有全国顶尖的学科评估结果，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转化，我们都是省内当之无愧的第一！如果这个中心旁落，我们没法向全校师生交代，也没法向历史交代！”
“老李，话不能这么说。”旁边材料学院的院长慢悠悠开口，语气却不容置疑，“人工智能是重要，但国家的战略需求是多元的。高端装备、新材料，哪个不是‘卡脖子’的硬骨头？我们材料学院在高温合金、复合材料方面有多年积累，承担了多少国家重大专项？这个‘基石’计划，我看就应该重点支持我们这样的‘硬科技’！”
“两位院长说得都有道理。”微电子学院的负责人推了推眼镜，加入战团，“但你们别忘了，集成电路是信息产业的基石，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我们学院虽然在规模上比不上那几所顶尖高校，但在特殊工艺、半导体材料方面有独特优势。省里要突破‘卡脖子’，能绕过集成电路吗？这个计划，必须考虑我们！”
紧接着，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学院、自动化学院的负责人也纷纷发言，各陈其优势，各摆其功劳，都认为自己的领域最符合“国家战略”，最应该得到“基石”计划的青睐。会议室里一时“合纵”之声四起，只是这“合纵”的对象，并非外部的湾区资本，而是内部的兄弟院系。每个人都想在这场即将到来的资源盛宴中，为自家争取最大的份额。
校长揉着太阳穴，看着眼前这些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学者们此刻争得面红耳赤，心中苦笑。他知道，各位院长说的都有道理，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基石”计划的资源终究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如何平衡，如何取舍，如何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兼顾各学科协调发展，这是个极其棘手的问题。更麻烦的是，这种内部竞争，难免会消耗精力，甚至可能影响真正的协同攻关。
类似的场景，在省内其他重点高校、省科学院下属的各研究所、乃至一些实力雄厚的省属国企研发中心，同步上演。每个人都看到了“基石”计划带来的巨大机遇，也都本能地想为自家“山头”争取最大利益。一时间，各种汇报材料、拜访游说、陈情请托，涌向了联合工作组，也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案头。原本旨在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石”计划，在落地之初，就面临着被各种利益诉求分解、稀释的风险。
而在企业界，情况更为直接。一些实力强劲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已经在细分领域做到隐形冠军或领先地位的高科技企业，对“应用场景驱动”和“揭榜挂帅”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他们拥有技术、市场嗅觉灵敏，但往往缺乏与高校、院所深度合作的渠道，也缺乏承担重大攻关项目的资质和资源。“基石”计划提出的“创新联合体”和“标杆场景”，让他们看到了借船出海、提升能级的可能。
但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担忧也开始滋生。一家专注于工业机器人核心控制系统的民营企业老总，在私下交流时，就向联合工作组的成员吐露了心声：“我们愿意参加联合体，也愿意在省里提供的场景里试验我们的技术。但我们就怕，热闹一阵之后，还是高校和研究院所拿走了大部分经费和荣誉，我们企业就是提供场景、配合试验的‘配角’。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最终还是他们的。我们投入了人力物力，最后可能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省里得拿出实实在在的机制，确保企业，特别是我们民营企业，在联合体里能有话语权，研发成果能和我们共享，能真正落到我们企业的产品里，形成竞争力。”
这种担忧，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普遍心态。他们渴望与高校、院所合作，但又担心在合作中被边缘化，担心知识产权归属不清，担心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如何构建真正平等互利、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学研合作新机制，成为“基石”计划能否吸引企业真心参与、能否真正推动成果转化的关键。
基层科研人员的心态，则更加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基石”计划可能带来的更多资源、更大平台、更宽松的环境充满期待。一位在省科学院某研究所工作了十几年、一直默默无闻的副研究员，在内部征求意见时就激动地说：“早就该这样了！我们所有些方向，明明很有潜力，就是因为不在传统优势学科里，拿不到大项目，评不上高级职称，人才流失严重。如果‘基石’计划能真的打破学科壁垒、论资排辈，给我们这些‘非主流’但有心做事的人机会，我第一个报名！”
但另一方面，长期浸淫在现有科研管理体制下的他们，也对“计划”能否真正摆脱旧有窠臼心存疑虑。“说是要破除‘四唯’，但最后评价的时候，会不会还是看论文、看帽子、看项目？说是要给科研人员松绑，但经费管理、采购报销那些繁琐的流程，真的能简化吗？说是鼓励长期攻关，但三年五年不出显性成果，考核的时候能通得过吗？”另一位青年科研人员的话，道出了许多人的担忧。他们怕“新瓶装旧酒”，怕“换汤不换药”，最终只是多了一个争抢资源的“新战场”，而科研生态的内核并未真正改变。
所有这些声音——高校院所的“合纵”争抢、企业的顾虑与期待、科研人员的渴望与疑虑——通过各种渠道，最终汇总到了秦墨这里。他面前的报告，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战略和愿景，而是充满了具体诉求、利益纠葛和人性考量的复杂图景。
“基石”计划，如同一块投入水中的巨石，确实激起了变革的浪花。但这浪花之下，是早已存在的、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和思维定势。要将美好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落地举措，并在实施过程中真正凝聚力量、激发活力、突破瓶颈，而非陷入新一轮的内耗与空转，考验的不仅仅是决心，更是高超的政治智慧、精细的制度设计和坚韧不拔的执行力。
与此同时，在东海市，郑国权也在关注着江南省“基石”计划的进展。李明收集到的信息，包括各方的反应、内部的争论、企业的担忧，都整理成简报，放在了他的桌上。
“秦墨这一步，走得稳，也走得准。”郑国权看着简报，评价道，“用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来凝聚共识，用集中资源办大事来应对我们的‘散兵游勇’，这是他的正道，也是我们的挑战。”
“他们内部的争抢似乎很激烈，”李明说，“会不会导致资源分散，或者迟迟无法落地？”
“短期内会有纷争，但最终一定会达成某种平衡，推出几个重点方向。”郑国权摇了摇头，“不要小看他们的组织能力。关键是，这种‘计划’模式下的创新，效率如何？能否真正激发个体的创造力？能否快速响应市场变化？能否容忍失败，尤其是颠覆性的、可能偏离预设方向的失败？”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我们的策略要调整。既然他们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搞‘大平台’，那我们就继续强化我们的‘小核心、大网络、快迭代’。加大对‘天才少年’、‘颠覆性想法’的搜寻和扶持力度，哪怕十个想法里只有一个成功。继续营造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文化。同时……”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密切关注他们选定的重点方向。在这些方向的外围、交叉地带，寻找机会。他们集中力量攻山头，我们就可能在侧翼，在那些他们暂时顾不上的、但未来可能至关重要的新兴边缘地带，进行布局。另外，他们内部不是有企业担心被边缘化吗？让我们的投资团队，主动接触那些有技术但缺资源、有想法但缺平台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可能被排除在‘基石’计划核心圈之外的企业。给他们资金，给他们技术咨询，帮他们对接我们的海外资源。我们要做的，是成为他们体制外的一个选择，一个备胎，甚至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跳板。”
“合纵”与“连横”，在江南省的科技创新战场，以新的形式展开。秦墨试图整合内部力量，构筑应对冲击的“基石”；而郑国权则试图分化、嵌入、侧翼突破，用资本的触角和灵活的模式，继续施加影响。这场关于未来创新主导权的博弈，正从单纯的人才争夺，扩展到更广阔的平台构建、生态塑造和道路竞争。而最终的胜负，或许不仅取决于谁的口号更响亮、谁的资源更雄厚，更取决于谁能真正激发人的创造力，谁能更有效地将创意转化为价值，谁更能赢得时间，赢得人心。暗流之下，新的合纵连横正在上演，格局未定，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