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5章（2/2）

包间里安静了几秒。老李和王总都在消化赵老板的话。这其实是一种“风险共担、责任均摊、程序至上”的隐性合谋，目的是在终身责任制的强大压力下，形成一种新的、非正式的“攻守同盟”，用更复杂、更“规范”的程序，来规避个人风险，将个人责任模糊化、集体化。

“可是，这么做，成本会增加不少，工期也会拖慢。”老李沉吟道。

“成本增加，可以找理由，可以调概算，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是消费者买单。工期拖慢，总比项目烂尾、或者将来出事坐牢强吧？”赵老板不以为然，“再说了，现在这形势，哪个甲方敢为了赶工期，明着逼你冒险？他们自己也怕。只要我们几方‘沟通’好，统一口径，把程序做足，把记录做全，成本增加和工期延误，都能解释为‘确保质量、执行新规的必要代价’。上面要查，也查不出大毛病，反而显得我们认真负责。”

王总缓缓点头：“有道理。现在不是互相较劲、互相推诿的时候了。出了事，谁都跑不了。不如把力量用到一起，把程序走到位，把证据留齐全。只是……这事要做得自然，不能太刻意。而且，底下的人，也得‘教育’好，别乱说话。”

“对，就是这个意思！”赵老板一拍大腿，“咱们几家，在省里都是排得上号的，手头项目多，影响力也不小。咱们先形成默契，把这个‘规矩’立起来。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就知道该怎么‘操作’了。这不是对抗政策，恰恰是‘积极落实’政策，只不过，是用一种对我们大家都‘安全’的方式落实。”

一种新的、基于恐惧和自保的“合流”，在行业潜流中开始涌动。它披着“严格执行规范”、“加强过程控制”的外衣，内核却是将个人职业风险通过复杂程序和集体决策进行分散和遮蔽。这或许能减少明目张胆的偷工减料，但也必然导致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并可能催生新的形式主义和“集体免责”文化。秦墨推动终身责任制，是希望将责任清晰、刚性地落实到个人，迫使每个环节都认真负责。而基层的应对，却可能滑向另一个极端：用更严密的集体程序和文书工作，将个人责任重新模糊化，用“合规”的外衣，包裹住可能存在的惰性与保守。

几乎在赵老板等人密谈的同时，东海市，湾区资本研究院一间可以俯瞰江景的会议室里，也正在进行着一场对话，但氛围截然不同。

郑国权坐在主位，听着研究院人力资源总监的汇报。总监兴奋地展示着一份名单：“郑总，这是我们‘卓越学者计划’的首批重点目标，一共十二人，全部是国内相关领域的顶尖或准顶尖人才。其中七人已经表达了明确意向，三人正在深度接触，只有两人，态度还比较犹豫，主要是对学术独立性和长期稳定性有顾虑。”

“重点攻坚那两人。”郑国权手指轻轻敲了敲名单上的两个名字，一个在量子计算领域，一个在合成生物学领域，“他们的研究方向，是未来真正的制高点。待遇、平台、自主权，都可以再谈，甚至可以为他们量身定制研究院内的‘独立实验室’，给予类似国外顶尖机构的运行模式。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这里不仅仅是高薪，更是实现学术野心、创造颠覆性成果的最佳舞台。至于稳定性……”他笑了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能持续产出世界级的思想，湾区资本和研究院的承诺，就比任何铁饭碗都更稳固。因为我们投资的是未来，而他们，就是未来本身。”

“明白。”总监点头记录。

“还有，”郑国权补充道，“青年人才计划，要扩大规模。不要只盯着那些已经崭露头角的，要善于发现‘潜力股’。那些在现有体制内可能因为资历、论文、人际关系等因素被埋没的，但有真才实学、有疯狂想法的年轻人，要大胆引进。给他们启动经费，给他们试错空间，允许他们天马行空。十个里面能成一两个，我们就赚了。”

总监离开后，李明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另一份文件。

“郑总，江南省那边，好像有动作了。风声是，秦墨在推动一个叫‘江南基石’的计划，具体内容还不清楚，但目标应该是应对我们的人才竞争，重点可能是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本省产业痛点，组建一些大的创新平台，用国家任务和产业场景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郑国权端起手边的清茶，吹了吹浮叶，神色平静：“意料之中。秦墨是个明白人，知道光靠堵和防不行，必须拿出自己的东西。国家任务，产业场景……这确实是他的优势，也是我们的短板。”他啜了一口茶，放下杯子，“不过，组织大平台，协调多方利益，设定科研目标，考核成果产出……这需要极强的行政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流程会很长，内部摩擦也不会少。而且，国家任务往往意味着目标明确，考核严格，对自由探索的包容度，可能就没那么高了。”

他看向李明：“我们的策略不变，甚至要加码。他们搞他们的‘大平台’，我们搞我们的‘精英俱乐部’和‘天才工坊’。继续用最高的待遇、最大的自由、最灵活的机制，吸引那些最顶尖的、最具叛逆精神、最渴望打破常规的头脑。同时，我们的媒体和智库，要多讲讲‘小团队颠覆大公司’、‘车库里的奇迹’这类故事，强调个人创造力、小团队敏捷性和市场选择的力量。要塑造这样一种认知：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往往源自边缘，源自非共识，源自自由的探索，而非计划与任务。”

“另外，”郑国权眼中闪过一丝精光，“关注一下江南省那个‘基石’计划的具体方向。如果他们重点布局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那我们就在人工智能交叉、新能源材料、未来计算架构这些更前沿、更交叉、更依赖天才灵感的领域，加大投入，抢先布局。用我们的‘未来’，去定义他们的‘重点’。当他们的‘基石’还在搭建时，我们的‘尖塔’，可能已经指向了更新的天空。”

两股力量，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加码。一边，是秦墨试图用“使命”和“组织”筑牢根基，应对冲击；另一边，是郑国权用“自由”和“资本”构筑高塔，争夺定义权。而在基层的建筑工地，另一种基于生存智慧的、微妙而现实的“合流”也在悄然发生。质量安全的堤坝正在被加固，但水流之下，新的漩涡与潜流已然生成。博弈的维度，从政策到人才，从理念到执行，层层叠叠，日益复杂。秦墨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清晰的对手，而是一个由资本、技术、话语、以及人性自保本能共同构成的、不断变化形态的复杂场域。他需要洞察的，不仅是宏观的战略意图，还有微观层面那些自发形成的、可能偏离政策初衷的应对策略。这场较量，正深入到社会肌理的更细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