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9章（2/2）
就在秦墨思考如何为工程质量改革寻找更精准的“平衡点”时，东海市，一场小范围、高规格的座谈会，正在滨江一处僻静的私人会所内举行。与会者不过七八人，却涵盖了东海市分管科技的副市长、两位顶尖高校的校领导、一位中科院在东海研究所的负责人，以及湾区资本的郑国权和几名核心高管。氛围轻松，更像是朋友间的茶叙，但讨论的议题，却足以影响这座城市未来数年的科技产业布局。
“……所以，我们这个‘长三角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机构，更希望打造一个开放、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平台。”郑国权的声音不高，但清晰有力，“基础研究，离不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前沿探索；技术转化，需要企业的敏锐和市场牵引；而资本，则可以扮演催化剂和连接器的角色，加速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进程。我们湾区资本愿意提供充足的、长期的、耐心的资金支持，也愿意开放我们全球的网络资源，协助引进顶尖人才、对接先进技术、开拓国际市场。”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学者和官员：“研究院将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我们充分尊重学术自主权。研究方向、课题设置、人员聘用，完全由学术委员会主导。我们只负责提供资金、服务和必要的产业需求对接。我们的目标，是汇聚智慧，攻克一些制约长三角产业升级的共性关键技术，培育一批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种子，探索一套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最终，是提升整个区域的创新能级和全球竞争力。这，应该也是各位领导和专家共同的愿望。”
东海市的副市长微微颔首，脸上带着笑意。湾区资本的这个构想，与东海市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这样一个由顶级资本背书、汇聚高端智力的新型研发平台，如果落地东海，无疑将成为城市科技名片上最闪亮的一笔，能吸引更多的人才、项目和关注度。至于资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只要规则清晰、导向正确，资本的逐利性与科技创新的公益性，未必不能找到结合点，甚至可以相得益彰。
一位高校副校长推了推眼镜，谨慎地问道：“郑总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不过，我比较关心的是，研究院的成果归属和转化机制。是归属于研究院本身，还是参与的高校和个人？转化收益如何分配？资本方在其中的权益如何体现？这些问题，需要在章程里明确，避免日后产生纠纷。”
“王校长问到了关键。”郑国权赞赏地点点头，“我们的初步设想是，研究院独立法人，知识产权原则上归研究院所有。但会设立非常灵活、激励充分的利益共享机制。对于高校和科研人员带职务成果入股的，可以协商确定权益比例。研究院自主研发产生的成果，完成人会享有很高比例的收益分成，我们资本方只保留一部分作为持续运营和发展的保障。具体细则，完全可以由未来的学术委员会和理事会共同商定。总的原则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科学家、工程师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也让资本获得合理、长期的回报。这是一个‘共赢’的生态，而不是零和博弈。”
另一位中科院的研究所负责人，更关心实际问题：“研究经费的投入强度和持续性如何保障？研究方向是否过于偏向应用和短期见效的领域？对一些需要长期投入、风险高的基础性、前瞻性研究，研究院是否支持？”
“经费方面，请完全放心。我们已经为首期五年准备了不低于五十亿人民币的专项资金，并且建立了后续的持续投入机制。至于研究方向，”郑国权身体微微前倾，显得更加诚恳，“我们既关注有望在3-5年内产生突破、具备市场潜力的应用技术，也高度重视需要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积累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我们认为，真正伟大的创新，往往源于对基础科学的深刻理解。研究院会设立‘自由探索基金’，专门支持那些好奇心驱动、非共识、但可能孕育重大突破的原创性想法。在这一点上，我们愿意向在座的各位学习，保持对科学的敬畏和耐心。”
他的回答，几乎面面俱到，既考虑了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也回应了学术机构对自主权和长期性的关切，还展现了资本的“远见”和“诚意”。会所内气氛愈发融洽。副市长当场表示，东海市将在土地、政策、配套服务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希望研究院能尽快落地。几位校领导和研究负责人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约定尽快启动细节磋商。
郑国权微笑着与众人碰杯，心中清明。他知道，自己正在秦墨着力夯实“质量基石”的同时，于另一条赛道上，悄然布下一枚重要的棋子。这枚棋子，不直接对抗秦墨的“铁腕”，甚至在某些层面上（如支持科技创新）与秦墨的发展目标有交集。但它所承载的理念、所连接的资源、所可能塑造的生态，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江南省、影响着长三角对“发展”二字的理解和追求。
秦墨在努力平衡“安全”与“发展”，在旧有的框架内修补、加固，试图建立更可靠的规则。而他，郑国权，则试图描绘并引领一个全新的、由资本和创新共同定义的“发展”范式。在这个范式中，速度、效率、颠覆、全球化是关键词，传统的约束和边界似乎可以被技术和资本的力量不断突破和重构。
两者看似并行不悖，甚至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地方发展），但内在的逻辑、优先级和最终导向，却可能大相径庭。秦墨的“平衡点”，建立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和公共利益基石之上；而郑国权的“新赛道”，则更相信市场力量、技术创新和资本逻辑的自发秩序。
这场关于未来走向的静默角逐，在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的阵痛与数字经济研究院的蓝图之间，在基层技术人员的困惑与资本精英的远见之间，悄然铺开。平衡点并非只有一个，关键在于，哪一个“平衡点”，更能承载这片土地和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期许，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秦墨和郑国权，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给出答案。而答案的揭晓，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无数具体的选择、竞争与磨合中，逐渐显现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