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7章 史诗巨作（1/2）

公元1084年，北宋元丰七年，《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终成于洛阳独乐园。司马光焚香肃拜，手抚青简，自谓“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然而，这句沉甸甸的结语，并非句点，而是一道幽微的裂隙——它悄然划开了中国史学史上最恢弘的“完成式”表象，暴露出其下绵延千年的未解之谜：那些被刻意省略的墨痕、被反复删改的异文、被集体缄默的注脚、被制度性遮蔽的编纂逻辑，以及在“以史为鉴”宏大叙事之下，始终未能被彻底照亮的历史褶皱。这些谜题并非源于史料佚失或考据疏漏，而恰恰生成于《资治通鉴》自身严密的编纂机制内部：它是高度自觉的史学工程，亦是精密运作的意识形态装置；它宣称“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却在筛选、剪裁、转述、评断的每一环节，埋设了无法被单一解释所消解的歧义性节点。本文不拟重复旧籍考订之功，亦不陷于琐碎异文校雠，而是以文本考古学与知识社会学为双棱镜，系统梳理《资治通鉴》中七类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未解之谜”。它们彼此勾连，构成一个隐性的阐释网络——既指向宋代史学认识论的内在张力，亦折射出传统史家在“直书”与“曲笔”、“实录”与“垂训”、“君权”与“道统”之间永难弥合的实践困境。此七重谜题，非史之残缺，实乃史之深邃；非编纂之疏漏，恰为思想之刻痕。

一、卷首玄机：为何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定为全书绝对起点？——一个被神圣化的断裂点

《资治通鉴》开篇即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不惜以近八百字长论驳斥此事，痛陈“三卿分晋”乃“天下大乱之始”，“名分”崩解导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进而“自大夫出”，终至“陪臣执国命”。此论气势磅礴，然其史学选择本身即构成第一重谜题：为何不溯及更早的平王东迁（前770年）？为何不取孔子作《春秋》所尊之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甚至为何不从更具制度连续性的战国七雄并立之始（如前359年商鞅变法）切入？

细勘全书结构，答案浮现于一种“逆向奠基术”：司马光并非在记录历史起点，而是在锻造一个道德—政治秩序的“零时刻”。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三家为侯，等于以最高礼法权威，亲手签署旧秩序的死刑判决书。这一行为，比任何军事割据都更具象征暴烈性——它表明，维系宗法等级制的最后神圣契约，已被握有实权者主动撕毁，且获得名义上的“合法化”。故此年非史实之始，而是“名分溃决”的仪式性临界点。然谜底深藏于操作层面：司马光团队实际掌握的战国早期史料远较后世丰富，如《竹书纪年》残本、《世本》辑佚、诸子引述之古史片段，均含大量前403年史事。但《通鉴》对此前二百余年晋国卿族斗争（如赵盾弑君、栾盈之乱）、列国政体嬗变（如齐田氏代齐的渐进过程）几乎全部略而不书，仅以“晋自是而政出多门”一笔带过。这种“战略性失明”，使前403年成为一道人为凿就的深渊断崖。后世学者屡疑：是否因司马光欲强化“名分”不可僭越之绝对性，故必须将崩塌时刻压缩为单点爆破，从而回避对权力转移长期性、复杂性、乃至某种历史合理性的探讨？此谜至今无解，却揭示出《通鉴》史观的核心悖论——它以“鉴”为名，却将历史中最需被鉴察的漫长过渡期，主动抹除为一片空白的镜面。

二、隐形作者群：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协修”究竟贡献几何？——被署名制度遮蔽的集体智识图谱

《资治通鉴》卷首明确列出“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助手”，然全书无一处标注具体段落归属。司马光《进书表》称：“臣既无他技，惟读书着文为务……凡十九年，起寒暑，不敢一日废业。”此说塑造了“一人独撰”的崇高形象。然考诸《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及诸家笔记，协修团队实为深度嵌入的“文本引擎”：刘恕精于魏晋南北朝史，曾携《十国纪年》手稿赴洛，其对五代十国史料的爬梳直接催生《通鉴》后四十余卷；刘攽长于汉史，所撰《东汉刊误》《汉书刊误》成为《通鉴》两汉部分的基石；范祖禹则主攻唐史，其《唐鉴》十二卷实为《通鉴》唐纪的雏形与思想蓝本。

谜题在于：当同一事件在不同协修者笔下呈现迥异史识时，如何统一？以“安史之乱”为例，刘恕倾向强调玄宗晚年昏聩与制度积弊，范祖禹则更重藩镇体制的结构性缺陷，而司马光最终定稿却突出杨国忠专权与哥舒翰兵败的偶然性连锁。现存《通鉴》胡三省注中，偶见“刘道原（恕）云”“范淳夫（祖禹）以为”等引述，但皆为事后追记，非原始编纂痕迹。更关键的是，协修者个人着作中大量与《通鉴》相左的史论（如刘恕《五代史记》批评后唐庄宗“好俳优而荒政事”，《通鉴》却淡化此点），在成书过程中如何被消音或转化？近年出土的司马光《历年图》残卷显示，其初稿时间线与今本差异显着，而刘恕批注“此系误采《开元录》，当据《唐历》正之”赫然在侧。这暗示着：所谓“司马光裁定”，实为一场持续十九年的、充满张力的思想协商。协修者不仅是资料员，更是平行史观的携带者。他们的思想如何被吸纳、折冲、覆盖，构成第二重深层谜题——它关乎我们能否真正理解《通鉴》不是一人之史，而是一个士大夫精英集团在北宋中期政治语境中，共同锻造的历史共识模型。署名制度的单极化，恰是这一共识得以成立的前提，亦是其最坚固的迷雾屏障。

三、删削的暴力：为何系统性剔除《史记》《汉书》中所有神异记载与灾异祥瑞？——理性主义面具下的价值审判

《通鉴》凡例明言：“诸子百家，语多诡诞，今并不录。”然细核其对前四史的处理，发现一种高度选择性的“祛魅”：《史记·高祖本纪》中“赤帝子斩白蛇”、刘邦母梦龙交感而孕等神迹，《汉书·五行志》所载日食、地震、蝗灾与政治得失的严丝合缝对应，悉数被删除；《后汉书》中光武帝“赤伏符”谶纬、窦宪燕然山勒石时“有白雀栖其上”的祥瑞，亦杳然无踪。表面看，此举彰显司马光“黜虚崇实”的史学革新精神。

然谜题陡现：为何对同样载于正史的“人事性异象”却网开一面？如《通鉴》卷一百八十七详录隋炀帝游江都时，“荧惑守心”天象引发朝野恐慌，并借术士之口预言“帝星黯淡”，继而铺陈炀帝强令术士改报“吉兆”的专横。此处天象非被删除，反被强化为人性堕落的镜像。再如卷二百三十八记唐宪宗服丹药致暴躁，“疽发于背”，胡三省注特引《旧唐书》“上饵金丹，性加躁急”，《通鉴》虽未直书“丹药致死”，却以“疽发”细节暗示因果。可见，《通鉴》的删削绝非机械去神，而是一套精密的价值过滤器：凡服务于“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官方神学体系的祥瑞灾异，一律清除；凡能揭露君主私德败坏、暴露权力非理性本质的“异象”，则保留甚至放大。此即第三重谜题——《通鉴》的“理性主义”，实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理性：它不否定超自然存在本身，而只否定其被权力收编、用以粉饰统治合法性的功能。当“荧惑守心”成为批判暴君的武器，它便获得史学豁免权；当“赤帝子斩蛇”成为legitiizgyth（合法性神话），它便遭史笔诛戮。这种选择性祛魅，比全盘迷信更耐人寻味，它暴露了宋代新儒学史家在挣脱汉唐经学桎梏时，所构建的另一种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霸权。

四、沉默的女性：为何《通鉴》中几无独立女性传记，且对重大女性政治行动刻意降格处理？——父权史学的结构性失语

《通鉴》全书，女性仅作为男性亲属（妻、母、女、姊）或政治附庸（宠妃、佞幸之妇）出现。武则天称帝这一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女性主权实践，在《通鉴》中被压缩为“则天顺圣皇后”一名，其登基诏书、改制举措、酷吏政治、文化政策等核心内容，均被稀释为“任用酷吏”“大兴土木”“崇信佛教”等道德化标签。更令人费解的是，对影响深远的“韦后之乱”与“太平公主政争”，《通鉴》竟将核心决策过程完全归因于男性宰相（如宗楚客、窦怀贞）与禁军将领（如李多祚），韦后与太平公主的密谋、指令、政治联盟网络，全部隐没于“后与上官昭容谋”“公主阴结羽林军”的模糊表述中。

此非史料匮乏所致。《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及敦煌文书P.2567《唐六典》残卷，均详载韦后临朝称制、颁布敕令、掌控禁军的具体史实；《通鉴考异》亦承认“《实录》《国史》载公主与崔湜等议废立甚详”。谜题核心在于：为何司马光团队拥有充分史料，却坚持采用一种“去主体化”的叙述策略？答案潜藏于《通鉴》的“鉴戒”逻辑深处。司马光视女性干政为“阴阳倒置”的宇宙失序，其危害性远超一般权臣。故为强化警示效果，必须将女性政治行为“去能动化”——她们不能是理性的决策者，只能是被欲望驱使的失德者；不能是制度的操控者，只能是男性的腐蚀剂。于是，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被忽略，其主持编纂《臣轨》《百僚新诫》的政治教化工程被抹去；韦后废太子、立少帝的完整政变流程被简化为“矫诏”二字。这种系统性失语，构成第四重谜题：它揭示《通鉴》的史学客观性神话，实建立在对特定历史主体（女性）的结构性排斥之上。当“以史为鉴”的镜子只映照男性政治世界时，那镜面本身，已是被精心打磨过的性别透镜。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