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7章 史诗巨作（2/2）
五、边疆的幽灵：为何对契丹、西夏、吐蕃等政权采取“内中华而外夷狄”的双重叙事？——帝国中心主义的地理学编码
《通鉴》止于五代，故未直接书写宋辽夏对峙。然其对唐代边疆政权的处理，已奠定一套影响深远的叙事模板。对突厥、回鹘、吐蕃，凡其与唐廷保持朝贡关系、接受册封者，《通鉴》即以“可汗”“赞普”等尊称冠之，详录其遣使、和亲、会盟；一旦发生战争或叛离，则立即降格为“虏”“寇”“贼”，如记吐蕃攻陷长安，“吐蕃入寇，立广武王承宏为帝”，刻意回避其建立“吐蕃帝国”的制度实态。对南诏，更显矛盾：前期称“南诏王”，详载其受唐册封；后期因与唐交恶，则径呼“蛮酋”，将其政权组织、法律制度、文化成就尽数抹去。
谜题在于：这种称谓切换毫无史学一致性，纯依唐廷政治需要而定。更吊诡的是，《通鉴》对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卢龙）的叙述，却采用近乎对待独立王国的笔法——详载其节度使世袭、赋税自专、军队私属、与中央的博弈规则。为何对文化同源、制度相似的藩镇，能给予“准国家”地位；而对拥有成熟文字（吐蕃文）、法典（《吐蕃律令》）、官僚体系（尚论、喻寒）的吐蕃，却固守“夷狄”框架？此非认知局限，而是第五重谜题的症结：《通鉴》的“华夷之辨”，本质是政治忠诚度的地理学编码。藩镇虽割据，仍奉唐正朔、行唐官制、用唐年号，故属“内乱”；吐蕃则自建年号（如“彝泰”）、自立法典、与唐平等交涉，构成对“天下秩序”的根本挑战，故必斥为“外患”。这种编码，使《通鉴》的边疆叙事成为一面扭曲的棱镜——它不反映真实的地缘政治生态，而折射出北宋士大夫对自身政权合法性的焦虑投射：唯有将一切异质政治体妖魔化为“夷狄”，才能反向确证“中华”中心秩序的天然正当性。
六、注脚的暗战：胡三省注中那些“不敢明言”的微辞——被正史叙事压抑的另类史观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成于宋亡之后，其注文常以“呜呼”“悲夫”“惜哉”起笔，看似抒发感慨，实为精心设计的“密码文本”。如注《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唐文宗“甘露之变”后“宦官益横”，胡氏忽插入：“按《唐阙史》，仇士良尝语诸阉曰：‘天子不可令闲，日以球猎声色自娱，则吾辈可以久处。’此语真千古宦官肺腑也！”此条不见于今本《唐阙史》，显为胡氏秘藏史料。更惊人者，注卷二百九十二后周世宗征淮南，记其“破扬州，获南唐辎重”，胡氏旁注：“南唐主李璟遣使求和，愿献江北十四州，世宗许之。然《江南录》载，周师实因粮尽将退，南唐密约契丹扰其北境，世宗闻警乃速定和议。此秘，宋初史官讳之。”
此即第六重谜题：胡三省注，实为一部寄生在《通鉴》肌理中的“反史”。他利用注释这一“次级文本”的合法性，系统性地植入被司马光团队主动过滤的历史真相、被官方史学压制的多元声音、被政治正确遮蔽的因果链条。这些注文往往以“某书载”“或云”“按”为掩护，形成一种“安全距离”的批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氏对宋代史事的注释异常谨慎，唯对唐五代史敢于“放胆直言”，盖因彼时宋廷已亡，而唐史又无现实政治禁忌。这种“时间差”带来的言说自由，使胡注成为破解《通鉴》未解之谜的关键密钥——它证明，《通鉴》所呈现的，并非唯一可能的历史，而只是被特定权力结构所许可的那个版本；而那些被删除、被降格、被沉默的史实，从未消失，只是蛰伏于注脚的幽暗地带，等待被重新辨认。
七、终极悬置：《通鉴》为何从未完成“续编”？——一个拒绝闭环的开放性史学承诺
司马光在《进书表》末尾郑重提出：“臣今赅括《通鉴》之后，别为《续资治通鉴》……俟他日稍暇，当竭愚虑，以续成之。”然终其一生，此书未成。其门人范祖禹虽撰《唐鉴》，却未接续《通鉴》体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专记北宋，体例亦大异。更耐人寻味的是，元代脱脱主持修《宋史》《辽史》《金史》时，竟未启动任何《通鉴》续编工程；明代更无人问津。此非能力不足，实为一种深刻的自觉放弃。
第七重谜题由此诞生：《通鉴》的“未完成”，究竟是遗憾，还是宿命？是司马光个人精力不济，抑或《通鉴》自身的史学范式，已注定无法被延续？答案在于其内在悖论——《通鉴》以“资治”为终极目的，故其历史书写必须服务于一个稳定、可知、可效仿的政治秩序模型。而北宋中后期以降，党争烈度加剧、新旧法度反复更迭、外部压力指数级上升，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偶然性与不可预测性。当“熙宁变法”的是非、“元佑更化”的得失、“靖康之变”的根源，皆无法被纳入“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简洁二元框架时，《通鉴》的史学工具箱便宣告失效。续写《通鉴》，意味着必须直面一个拒绝被“鉴”的时代。因此，其“未完成”，实为一种悲壮的诚实：它承认自身范式的边界，拒绝用旧瓶装新酒，从而将历史解释的难题，郑重移交给了后世。这未竟的续编，恰是《通鉴》留给中国史学最珍贵的遗产——它提醒我们，所有伟大的历史书写，其力量不仅在于给出答案，更在于它所勇敢袒露的、那些无法被解答的深刻谜题。
结语：在镜面的裂痕处重识“鉴”之本义
回望这七重未解之谜，它们如七道刻痕，纵横交错于《资治通鉴》的青铜镜面之上。世人常叹此镜映照千年兴衰，却少有人俯身细察：那些裂痕本身，才是历史最真实的质地。司马光所铸之“鉴”，从来不是光滑无瑕的平面镜，而是一面布满工艺性凹凸的曲面镜——它刻意放大某些影像（如名分崩解的瞬间），压扁另一些轮廓（如女性政治的肌理），扭曲特定区域的透视（如边疆政权的体量），并在镜框背面，镌刻着协修者们无声的异议与胡三省们悲怆的补白。
所谓“未解”，并非知识的缺口，而是思想的接口；所谓“谜”，并非待解的谜题，而是史家与历史之间永恒对话的加密频道。当我们在21世纪重读《通鉴》，真正的“资治”智慧，或许不在于从中汲取现成的治国方略，而在于学会辨识那些被精心设计的沉默、被制度性折叠的视角、被价值滤网筛落的史实。唯有如此，我们才真正理解“鉴”字的古义——它不仅是映照，更是审察；不仅是回顾，更是叩问；不仅是汲取经验，更是直面历史书写本身那无法被完全驯服的、野性的、永远在生成中的复杂性。
《资治通鉴》的伟大，正在于它以自身巨大的完成性，为后世预留了无穷的未完成性；它以最严密的编年框架，容纳了最多元的阐释可能；它用最坚定的道德判断，标定了最幽深的认识论困境。那些未解之谜，不是它的瑕疵，而是它呼吸的孔隙，是它穿越千年风霜，依然向我们发出的、带着体温的邀请——邀请我们，以同等的勇气、同等的审慎、同等的谦卑，在历史的镜面裂痕处，重新开始思考何为真实，何为正义，何为一个文明在时间长河中，所能抵达的最深邃的自我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