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 权柄暗移，九府换新（1/2）
宣德五年的初夏，紫禁城的琉璃瓦反射着白晃晃的日光，空气里弥漫着槐花将谢未谢的甜腻气息，也掺杂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紧绷的暗流。乾清宫东暖阁的窗户罕见地敞开了一线，试图驱散经年不散的药味，可涌进来的暖风，却吹不散皇帝眉宇间日益深重的郁结。
自去年以来，北定漠北、南安交趾、内肃言官、铸炉正礼、汰革冗员、宽恤百姓、乃至今春大举筑城北疆……这一连串或刚猛、或精巧、或怀柔的动作，已将朱瞻基的帝王权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朝堂之上，再无人敢公开质疑圣断；奏章之中，阿谀逢迎之辞渐多。他坐在那里，即使面色苍白，偶尔咳嗽，那道平静目光所及之处，依旧能让最桀骜的武臣低头，让最善辩的文官噤声。
然而，这“如日中天”的权威之下，暗礁正在悄然浮出水面。最核心的，依旧是那不可言说的东宫之痛。
太子朱祁镇被孙皇后如同珍宝般养护在坤宁宫深处，层层宫人嬷嬷围得铁桶一般，等闲消息难出。可越是如此，那些零星泄露出的只言片语，反而更令人心惊——“殿下今日习字，握笔逾一刻便啼哭不止”、“乳母言太子夜梦惊悸，需合宫灯火通明方能安寝”、“闻内殿声响略大，则惶惧掩耳”……这些碎片，经由某些难以禁绝的渠道，悄然在部分重臣、乃至与宫廷有所关联的勋贵外戚间流传。尽管无人敢公开议论，但那心照不宣的沉默与交换的眼神，比任何奏章都更具杀伤力。
与此同时，皇帝的身体，成了另一个巨大的不确定之源。他强撑精神临朝、批阅奏章、甚至出京谒陵，努力维持着一个“日渐康健”的表象。可那过分清瘦的身形、眼下的青黑、以及偶尔在朝会上因气息不继而突兀的停顿，都瞒不过近前重臣的眼睛。尤其是一些历经洪熙、宣德两朝的老臣，暗自比较，只觉得当今圣上身上那股精气神，衰败得似乎太快了些，全不似正当盛年之人。天威虽重，然其根基若寄于飘摇之躯，便不免让人心生旁骛。
于是，在皇帝披着“仁政”与“乾纲”织就的高压罗网之下，一股为“后路”计议的暗潮，开始无声涌动。这涌动并非公开的反抗，而是利益的重新计算与权力的提前布局。
后宫里，暗流已生微澜。
孙皇后所承压力最大。太子是她唯一的依靠，亦是孙氏外戚未来的根本。太子状况若此，她岂能安枕？家族中人已数度借请安之机，隐晦进言，恳请皇后“善保凤体，再延皇嗣”，其意不言自明。孙皇后心中焦虑悲苦交织，一面更严密封锁太子消息，一面对皇帝的临幸怀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期待与压力，凤仪宫中弥漫着一种无声的焦灼。
吴贵妃所居的景阳宫，则成了另一处微妙的焦点。皇次子朱祁钰聪颖活泼，颇得皇帝怜爱。然而，正是这份聪慧与日益显现的健康活力，与其兄太子的“晚发”状况形成了刺眼的对照，反而成了悬在景阳宫上方的利剑。朱瞻基心中虽怜爱此子，享受与其相处时片刻的天伦之乐，但作为皇帝，他更深知“嫡长子继承”制度对于稳定国本的重要性。因此，他强忍下作为父亲的亲近之心，主动拉开了与景阳宫的距离，探望次数显着减少，即便前去，也多是例行公事般的关怀，刻意淡化了那份特别的喜爱。他此举，既是坚定不移地维护太子朱祁镇的权威，向朝野表明国本不可动摇的态度，也是以一种冷静乃至近乎残酷的方式，保护朱祁钰母子，避免他们因君父过分的关注而成为众矢之的，被卷入他们无法承受的政治漩涡之中。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皇帝已如此克制，“子以母贵”的潜在可能性，依然让那些在太子身上看不到明确未来的投机者们，如同嗅到血味的鲨鱼，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于是，已有与吴家（吴贵妃父兄官职不高，但家族在江南略有清名）素无往来之人，开始以“同乡”、“同年”等名义，递送些不算贵重却心意别致的节礼，话语间满是“贵妃贤德”、“皇子聪慧”的赞誉。吴家父子对此等试探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深知福祸相依之理，对任何超出常规的结交皆婉拒慎应，不敢深交，亦不敢全然回绝，唯恐一招不慎，便为家族招来灭顶之灾。
而在宫墙之外，“贤王”襄王朱瞻墡的府邸，也忽然多了几分“热闹”。自其主动辞去监国之后，本已门庭渐冷。可近来，一些官员，尤其是部分在“清理监生”、“推行实学”等事上感到不安、或在现行权力格局中未得重用的中低级官员，开始以请教经义、品评书画、甚至呈献地方志等种种借口登门拜谒。话语间虽多是风雅闲谈，然其刻意结交、预留善缘之意，襄王岂能不知？他愈发深居简出，对来访者一律温言接待，却绝不深谈，更不承诺，心中那份远离漩涡的念头，却因此类拜访而更显迫切与艰难。
朝堂之上，文武之间那根被皇帝强行按下的跷跷板，也开始了危险的反弹。
皇帝重用薛禄督造北边五堡，调拨军民数万，权柄极重。这本是巩固边防的务实之举，却也触动了不少人的神经。很快，都察院便陆续收到一些“风闻”奏报，内容大同小异：或言薛禄在宣府“御下过严，将士颇有怨言”；或指其“选用将佐，多用旧部，恐有结党之嫌”；更隐晦的，则提及去岁督造宣德炉时，“物料耗费巨万，其中或有虚冒”……这些弹劾，证据大多模糊，指向却异常明确——薛禄是皇帝近来重用的勋贵代表，打薛禄，某种意义上是文官集团在皇帝接连打压后，对勋贵武将势力的一次试探性反扑，亦是试图重新争夺在边防事务上的话语权。
这些奏章，照例被送至御前。朱瞻基看着那些字斟句酌却暗藏机锋的文字，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讥诮。他岂会不知这些言官背后站着哪些人？又岂会不明白，这不仅仅是针对薛禄，更是对他近来一系列“重实务”、“用勋贵”政策的反弹。这些饱读诗书的官员，可以接受皇帝“仁政”的施舍，却难以容忍皇权绕过他们，直接与武将、与胥吏、甚至与田夫野老对话，更难以容忍那些他们眼中的“粗鄙武夫”或“匠作幸臣”占据要津。
“长于文辞而短于吏治……结党营私，罔顾国本……”朱瞻基放下弹劾薛禄的奏章，低声自语，目光却投向了另一摞关于地方官员考绩的奏报。那里面的问题，触目惊心。许多知府、知州，科举出身，文章华美，奏对娴熟，可一到任上，处理钱粮则假手胥吏，审理刑狱则依赖幕僚，劝课农桑则徒具文书。遇有灾异，要么隐瞒不报，要么束手无策；征收赋税，则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更有甚者，巡按御史本是朝廷耳目，却往往与地方布、按官员流瀣一气，将监察之权变为利益交换的筹码。皇帝去年煞费苦心推行宽恤，诏令直达州县，可究竟有多少能落到实处？中间经过这些“长于文辞短于吏治”的官员之手，又要被打多少折扣？
一股混合着疲惫、愤怒与决然的情绪，在他胸中翻腾。内部的整饬，远未到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步。太子孱弱，朝臣离心，文武相争，地方疲敝……这一切，都像无形的绳索，缠绕着这个帝国，也缠绕着他日渐衰败的生命。他必须趁自己还有力气，再次挥刀，不是砍向枝叶，而是试图修剪这棵大树上某些已然腐朽的枝干，乃至松动那板结的土壤。
他的目光，再次聚焦于“知府”这一关键职位。知府乃亲民之官，掌一府之政，教化、钱粮、刑名、治安，系于一身。知府得人，则一府安；知府非人，则万民苦。然而现行制度，进士观政后，往往按资历直接授职知府，这些人骤然临民，既无经验，又易被胥吏蒙蔽，怎能不坏政事？
一个清晰而大胆的念头，在他心中成型。他要打破这论资排辈的窠臼，直接从中央各部院及科道中，选拔那些熟悉部务、通晓律例、或有实际办事经验的清廉干练之中级官员，越级擢升，出任要府知府！这不仅是选拔人才，更是一次对现有地方权力结构和朝廷人事格局的重新洗牌。他要将自己信任的、能办实事的人，像钉子一样，楔入地方要害，既贯彻朝廷政令，抚绥百姓，也能从地方视角，反过来制衡和冲击朝中那些空谈误事的势力。
数日后，文华殿。朱瞻基召见内阁“三杨”及吏部尚书蹇义、礼部尚书胡濙。他并未直接抛出全部想法，而是先将一叠关于地方治理不力、尤其是苏州、西安、松江等九处紧要大府知府出缺或需更替的奏报，推到几位重臣面前。
“朕近来详览各处奏报，尤重知府之任。”朱瞻基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然观其履历，多有进士及第后，不数载即出守大郡者。文章或可斐然，然于钱谷刑名、抚民应变，实多懵懂。致使胥吏弄权，政事壅滞，朝廷德意，难以下达。去岁宽恤诸诏，朕心甚忧，恐其未能尽惠于民。诸卿以为，此弊当如何革除？”
杨士奇等人闻言，心中皆是一凛。皇帝此问，直指科举授官与实务脱节的根本矛盾，牵涉极广。蹇义沉吟道：“陛下圣虑深远。知府乃亲民要职，确需历练老成、通晓政务之士。以往循资历升转，固有稳妥之处，然亦难免有才具未副而骤膺重寄者。或可加强考成，汰劣陟优？”
“考成固不可少。”朱瞻基缓缓道，“然待其到任后再行考成，百姓已受其累。何不于任用之初，即择其能者？”他目光扫过众人，“朕思之，朝中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门，多有郎中、员外郎、御史等官，常年办理部务，或稽查地方，于钱粮、律例、工程、案牍之事，颇多历练。其间岂无廉洁干练、才堪临民之选？若破格擢用，使其出任繁剧要府，或许胜于初出茅庐之新科进士。”
此言一出，殿中安静了一瞬。这可是要打破多年来的任官惯例！直接从中央业务官员中选拔地方大员，无异于在科举正途之外，另开一条“实务拔擢”的捷径。杨荣谨慎道：“陛下求贤若渴，欲得真才，此心可昭日月。然部院之官，各有所司，与亲民理政，终究有别。且越级超擢，恐开躁进之门，亦恐令天下进士心生不安。”
“躁进？”朱瞻基轻轻重复，语气转冷，“若部院中脚踏实地、熟知政务者为‘躁进’，那那些只知吟风弄月、不通世务，却因资历而坐享尊位者，又算什么？至于进士心生不安——”他顿了一下，目光锐利起来，“朝廷取士，是为治国安民，非为养士自重！若其才具果能安民，朕自不吝爵禄；若其只是长于制艺，短于实务，则正该令其沉潜历练，何来不安？朕看，倒是有些人身在要津，却尸位素餐，或结党营私，方是真正令人不安！”
最后几句，隐隐指向近来弹劾薛禄等事，也暗含对朝中某些空谈风气的不满。杨士奇见皇帝意决，知此事恐难挽回，且皇帝所言确有其理，遂躬身道：“陛下为社稷计，破格求才，老臣等岂有不附议之理。只是兹事体大，人选尤需慎重。必得清廉有守、才力卓着、众所共推者，方可膺此重任，方能服众，亦不负陛下简拔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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