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文华暗流，学宫清淤（1/2）

今日的文华殿，不似往日经筵进讲时的书卷气，反因一次看似寻常的政务奏对，弥漫开一层微妙的、试探性的气息。皇帝朱瞻基端坐御案之后，面色依旧带着病后的苍白，但精神尚可，正听取几位大臣关于次年春闱筹备及各地学政情形的汇报。

阁臣杨溥正侃侃而谈，提及国子监近来学风，言道监生中多有“皓首穷经，笃志圣贤”者，亦不乏“年轻才俊，文采斐然”。朱瞻基静静听着，待其语毕，方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殿中每一位官员耳中：

“杨卿所言甚是。国家养士百年，所为何来？非仅为能作制艺时文，亦非徒托空言，博清流虚誉。当是通晓经义，明辨事理，进而能佐朕治理天下，抚绥万民。”他话锋似不经意地一转，“譬如户部钱粮，刑部律例，工部河工，乃至边镇粮饷调度，皆需实心、实学、实算。若读书人只知高头讲章，于钱谷不知其数，于刑名不明其要，于工程不晓其法，则一旦身膺民社，岂非如同盲人策马，非但于国无益，反易为胥吏所欺，政事壅滞？”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诸臣，尤其在几位翰林出身的官员脸上停留一瞬，语气转为一种淡淡的忧虑：“近来朕观诸司奏报，文辞华美者众，然能条分缕析、直指症结者少。遇有实务，多推诿于‘成例’、‘有司’，或空谈‘仁政’、‘德化’。长此以往，岂是朝廷之福？朕非不重文章道德，然文章道德，需落到实处，方是真学问。譬如前日户部一笔边饷账目……”他恰到好处地停住，没有继续深说那老吏揭秘之事，只轻轻叹了口气，“若非有深知底里之人，几乎被锦绣文章蒙混过去。此等情形，恐非孤例。”

这番话，看似皇帝随感而发，忧虑国是，实则字字句句，都精准地敲打在殿中某些人的心坎上，也清晰地传递出两个信号：其一，陛下重视“实学”，对空谈文章已生不满；其二，陛下对现行官僚体系，尤其是底层胥吏把持实务、官员不通细节的现状，深感警惕与忧虑。

奏对散去，皇帝的话语却在某些人心中激起了涟漪。其中便有国子监助教，王仙。

王仙，字子乔，乃永乐年间举人出身，因性情耿直，不善钻营，在国子监这清水衙门一待便是十余年，止于从八品助教。他饱读诗书，信奉“学以致用”，对监内部分监生只知揣摩时文、背诵程墨以求科举，却对经世实用的算学、律例一无所知甚至鄙夷的风气，早就心怀不满。只是人微言轻，又无过硬背景，只能将这股郁结压在心底。

今日文华殿听闻天子之言，王仙只觉得如同久旱逢甘霖，胸中块垒为之一荡！陛下此言，真乃圣明烛照，洞见时弊！原来陛下早已看到官员不谙实务之害，忧虑人才不济！这不正是自己多年来心中所想吗？一股“报君恩、正学风”的热血，伴随着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在他胸中熊熊燃起。

回到国子监那间狭小的值房，王仙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他推开窗，望着院中古柏积雪，仿佛看到了涤荡学宫积弊、为帝国培养真正栋梁的光明前景。他提笔研墨，文思泉涌。他要用这满腔忠忱，写下一道振聋发聩的奏章，响应圣意，廓清学风！

这份奏章，他反复斟酌，倾注了全部心血。奏章前半，他痛陈当前国子监乃至天下官学之弊：监生“务虚文者多，求实学者少”，“终日咿唔，不过帖括”，“于钱谷兵刑、农田水利之实，懵然如瞽”。接着，他高度赞扬皇帝重视“实学”的远见卓识，认为“此乃造就真才、稳固国本之要道”。随后，他提出了具体的、在当时看来颇为“激进”的建议：在国子监现有课程之外，应“令诸生习书算，明律令”，并“由提调正官，岁终考核其能否，分别奖惩”。他甚至提出，对于“年力衰迈、学无成效”及“老疾不堪教养”者，应“量加体恤，放免其坐监之额”，以为后来者腾出位置，节约朝廷廪饩。

在王仙看来，提倡“书算律令”之学，是为了培养能真正为陛下分忧、为百姓办事的官员；清理“老疾无效”者，则是为了整肃学风，提高朝廷养士的效率，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他字字句句，发自肺腑，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芒，全然未察觉自己这份奏章，已然触碰到了一个庞大而敏感的官僚与利益体系的神经，更未想到，自己会成为皇帝手中一枚关键而危险的棋子。

数日后，大朝会。当通政司官员唱出“国子监助教王仙有本奏”时，不少官员都面露诧异。一个从八品的微末学官，有何资格在朝会上奏事？但当王仙出班，手持笏板，慷慨激昂地开始诵读他那份精心撰写的奏章时，殿中的气氛渐渐变了。

起初，是惊愕。随即，便是压抑的骚动。当王仙读到“令诸生习书算，明律令”、“岁终考核”、“放免老疾无效者”等具体建议时，朝堂之上，尤其是文官队列中，终于有按捺不住的声音了。

“荒谬！”一位都察院的老御史率先出列，须发皆张，厉声道，“国子监乃国家育才重地，教化所出！自太祖高皇帝立国以来，便是以经义为本，以圣贤之道教士。书算，胥吏之术也！律令，刀笔之能也！焉能登大雅之堂，与圣人之学并列？此乃舍本逐末，淆乱学统，长此以往，士子将不务正业，学风必然败坏！王助教此言，实乃祸国之论！”

此言一出，立刻引来数名官员附和。一位礼部的郎中接口道：“正是！朝廷设科取士，首重经义文章，乃为选拔明理通经、德行端方之君子。若使士子皆汲汲于钱谷刑名之末技，岂非与朝廷设学养士之本意相悖？此风一开，恐天下读书人将竞趋功利，不复潜心圣学，实非国家之福！”

另一位与国子监某些老博士关系密切的翰林编修，更是语带讥讽：“王助教忧国忧民之心，或可嘉许。然其言未免书生之见，不谙实情。监中诸生，资质不同，年齿各异。‘老疾无效’之判，标准何在？由谁裁定？若依此实行，恐开幸进之门，启倾轧之端，使淳厚学风，沦为苛察竞逐之场！且放免坐监，看似节省廪饩，实则寒了天下向学之心，有伤陛下仁恕之德！”

反对之声渐起，理由无非是“偏离圣学”、“败坏士风”、“标准难定”、“有伤仁厚”，个个冠冕堂皇，占据了道德与传统的制高点。王仙虽早有心理准备，但面对这些汹汹指责，尤其是指责他“祸国”、“书生之见”、“不谙实情”，仍不免面色涨红，气息急促，但他兀自挺直脊梁，握紧笏板，准备引经据典，反驳回去。

“好了。”御座之上，传来皇帝平静的声音，不高，却瞬间压下了殿中的嘈杂。

朱瞻基目光落在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王仙身上，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近乎嘉许的笑意：“王卿。”

“臣在！”王仙连忙躬身。

“你的奏章，朕看过了。”朱瞻基的声音不疾不徐，“忠心可嘉，思虑亦深。你能见学子空疏之弊，倡言实学，为国储才，此心便是好的。朕心甚慰。”

此言一出，殿中为之一静。陛下竟然直接肯定了王仙的“忠心”和“思虑”？反对者们心中顿时一沉。

朱瞻基接着将目光转向方才反对最激烈的几位官员，语气依旧平和，甚至带着一丝探讨的意味：“方才几位爱卿所言，亦不无道理。圣人之学，自是根本，不可偏废。然……”他话锋微转，“朕尝闻，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然经不通世，亦为空谈。我朝取士，固然首重经义德行，然取中之后，分发各部院、州县，所需处理者，岂能尽是经义文章？户部不懂算学，如何理财？刑部不明律例，如何断狱？州县不知农时水利，如何抚民？”

他环视群臣，缓缓道：“王仙所奏，增设书算律令之学，不过是为诸生多备一种才干，多开一扇门户。使之将来出仕，能更快熟悉政务，免于被胥吏蒙蔽。此于国子监教化，是增是损？以备人才之需，多学些实务本领，又有何不可？至于考核、放免等事，不过是为激励向学、澄清风气之辅助手段，具体如何施行，自有章程，岂会如诸位所忧，便坏了根本，寒了人心？”

这番话，看似在调和双方，实则立场已悄然偏向王仙。他没有强力压制反对者，而是以“探讨”、“咨询”的姿态，将“实学”的必要性提升到了“为国储才”、“通经致用”的高度，并以“多备才干”、“有何不可”的温和反问，将反对者的理由悄然化解。他展现出的，是一位开明纳谏、兼听则明、务实有为的君主形象。

反对者们一时语塞。皇帝将“实学”与“致用”挂钩，占据了“务实”的有利位置。若再强硬反对，岂非成了不识时务、因循守旧、不顾国家需要的迂腐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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