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等不到的烟火（1/2）

我拖着脚步，走向火车站巨大的灰色穹顶。口袋里一沓人民币，擦着掌心，提醒着我即将开始我的新生。

就在我踏上站前广场最后一级台阶时，怀里那部几乎要被遗忘的、与安然单线联系的旧手机，突兀地震动了一下。

不是安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经过重重加密的短码信号。解码后，只有一行冷冰冰的字：

“明日六时，北郊一号门，送我。”

没有落款。

但除了他，不会有第二个人，用这种命令与嘲讽交织的口吻，在坠入深渊前，向我发出这样的“邀请”。

我捏着手机，站在汹涌的人潮中，一动不动。车站广播声、行李箱的滚轮声、方言的呼喊声……所有的声音都潮水般退去，只剩下那句“送我”在耳边嗡嗡作响。

去，还是不去？

食卦分析了一下，邹帅对我并没有任何威胁。

寒风穿过广场，钻入我全身的每一道缝隙。我抬头，看了看火车站显示屏上跳动的、通往无数个远方的车次信息。

然后，我转过身，背对着那片象征着逃离与可能的巨大穹顶，一步一步，走回了寒风凛冽的街头。

明天，我会去送他。

送那个把我从麻辣烫摊子带进天堂，又亲手把我推下地狱的人。

送那个我耗尽十年，终于将其一同拖入地狱的人。

这最后一程，我们谁都不该缺席。

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

凌晨五点的北郊，天色是一种凝固的深蓝，像冻僵的血管。风从北面山坳里毫无遮挡地刮过来，带着粗粝的沙尘和冰碴子，抽打在人脸上，疼得刺骨。路旁稀疏的白杨树早就秃了，黑铁般的枝桠在风中发出尖利的呼啸，像无数冤魂在哭喊。

我站在距离“北郊第一看守所”三百米外的一个废弃加油站旁，原本想去火车站替邹帅送行的，可惜了，他竟然被抓了。加油站的顶棚塌了半边，锈蚀的加油机像墓碑般杵在水泥地上，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冻硬的油污。这是个绝佳的观察点——视野开阔，能清楚看到看守所那扇沉重的铁门和门前五十米警戒区，却又足够隐蔽破败，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

身上还是那件在社区店穿了整个冬天的旧羽绒服，领口的绒毛早就板结油腻，袖口磨得发亮。我缩着脖子，双手插在口袋里，手指冻得麻木，但掌心却紧紧攥着两张崭新的百元钞票。

六点整，看守所的铁门上方，那盏惨白的大功率探照灯“啪”地熄灭了。黎明前最深的黑暗笼罩下来，但很快，东方天际线处，开始渗出一丝惨淡的鱼肚白，将看守所高墙上密布的电网和监控摄像头勾勒出冰冷的轮廓。

又过了大概二十分钟，铁门内侧传来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和电子锁解除的“滴滴”声。沉重的门轴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缓缓向内侧打开一条缝。先是两个穿着藏蓝色制服、戴着大檐帽的看守走出来，站定在门两侧，目光锐利地扫视着空旷的四周和更远处的道路。接着，一辆喷涂着司法标识的黑色别克商务车，悄无声息地从门内驶出，停在警戒线内。

后车门打开。

邹帅下来了。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深灰色棉服，没有牌子，略显臃肿，显然不是他自己的衣服。下身是同样普通的黑色裤子，脚上一双老式的系带棉鞋。头发被剃得很短，几乎贴着头皮，露出青白色的头皮，这让他原本圆润富态的脸型显出了嶙峋的颧骨。没戴眼镜（或许被收走了），眼睛似乎有些畏光，微微眯着，看向前方灰蒙蒙的街道。一夜之间，他仿佛老了二十岁，背有些佝偻，那种曾经浸透在骨子里的、属于上位者的从容和威压，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个被抽空了精气神、等待命运审判的衰老躯壳。

两个穿着便服、但气质精干的男人随即下车，一左一右，沉默地站在他身侧。不是押解，更像是“陪同”，但那种无形的控制感，比手铐更加冰冷。

他们朝着商务车走去。

我知道，这是他被转移去指定地点接受进一步调查。不是监狱，可能是某个“办案基地”或指定居所。这一去，再想出来，就不知是何年何月了。那些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关系网、资本力量，在研究院被彻查、所有隐藏资产被冻结清算的此刻，已经彻底失灵。

我深吸了一口凛冽到刺痛的空气，从加油站的阴影里走了出去。

脚步声在冻硬的土地上发出“嘎吱”的轻响。立刻，那两个便衣和门口看守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射过来，锐利如鹰隼。邹帅也停下了迈向车门的脚步，转头望来。

他的眼神起初是茫然的，在晦暗的天光中眯着眼辨认。当看清是我时，那茫然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没有预想中的暴怒或仇恨，反而像一口枯井，深不见底，却又映出了一点近乎荒诞的了然。他甚至极轻微地，几不可察地，扯动了一下嘴角，那可能是一个自嘲的苦笑，也可能只是面部肌肉无意识的抽动。

我没有说话，只是慢慢走近，在距离他们五步远的地方停下。这个距离，既能看清彼此，又不至于引起陪同人员过激反应。

其中一个便衣上前半步，抬手示意我止步，眼神充满审视和警告。

“我只是来送送邹总。”我开口，声音因为寒冷和长时间的沉默而有些沙哑，“说两句话，马上走。”

便衣回头看了一眼邹帅，又看了看我，似乎在评估风险。邹帅微微点了点头，声音干涩：“让他过来吧，熟人。”

便衣这才侧身让开，但目光依旧紧紧锁在我身上。

我走到邹帅面前。这么近的距离，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消毒水味道和一种老年人身上特有的、陈腐的气息。他的眼白布满血丝，眼底是浓得化不开的疲惫和灰败。但奇怪的是，那眼神深处，竟然还有一丝残存的、属于商人的锐利和算计，只是被磨去了所有锋芒，只剩下冰冷的质地。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两张崭新的百元钞票，递了过去。

“邹总，路上也许用得上。”我说。

动作，和几天前在机场递给钱佩玖时，一模一样。

邹帅没有立刻接。他低头看着那两张红色的纸币，看了很久，久到旁边的便衣都有些不耐，轻轻咳嗽了一声。然后，他伸出手，手指有些颤抖，但最终还是接了过去。他的手指冰凉，触碰到我的指尖时，像碰到了一块冷铁。

他把钱拿在手里，没有揣进口袋，而是用拇指慢慢捻过钞票的边缘，感受着那崭新的、脆硬的质感。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嘴角那个自嘲的弧度更深了些。

“崭新的，竟然不是假钱。”他低声说，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连号的。你小子……准备得挺周全。”

我没说话。

他往前凑近了一小步，压低了声音，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别告诉我，你也给了钱佩玖两百块？”

我点头。

“呵……”他短促地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没有任何愉悦，只有无尽的讽刺和苍凉，“一人两百。公平。真公平呀。”他顿了顿，盯着我的眼睛，那眼神像是要穿透我，看到我灵魂最深处去，“你毁了观澜，毁了钱佩玖，现在，也毁了我。用我教你的手段，用我给你的刀……张总，你这手‘借刀杀人’，玩得比我想象的还要绝。你一个典型复仇者，但是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呀！”

我平静地迎着他的目光：“复仇者，不，我从来都不是者。准确的说我是反抗者，也许你们这些习惯了高高在上，觉得伤害他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你们以为的复仇，其实只是一个正常的反抗而已，怎么，这就受不了。而且也是您教得好。您说过，商场如战场，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敌人……”邹帅咀嚼着这个词，眼神有些飘忽，“是啊，敌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我逼你离开观澜那天？还是更早，从你发现我背地里做的那些事开始？或者……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注定只能有一个人站在最高处？”

我没有回答这个注定没有答案的问题。

他忽然抬起手，不是攻击，而是重重地、带着一种奇异力道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一拍，沉甸甸的，仿佛把他残余的所有重量、所有不甘、所有复杂的情绪，都压在了我的肩头。

“你小子，”他收回手，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说得缓慢而清晰，“真的很记仇。”

这句话，不像指责，更像是一种……确认。一种对彼此本质的、最后的认知。

说完，他不再看我，转身，径直走向那辆黑色的商务车，背影像一块正在迅速风化的岩石。那两个便衣立刻跟上，一左一右拉开车门。邹帅弯下腰，动作略显迟缓地钻进车里，自始至终，没有再回头。

车门“砰”地关上，沉闷的声响在清晨空旷的荒野里回荡。引擎启动，车子缓缓调头，驶上那条通往市区、也通往未知命运的冰冷公路。尾灯的红光在灰蓝色的晨雾中逐渐黯淡，最终完全消失。

我站在原地，肩上被邹帅拍过的地方，似乎还残留着那一掌的力道和寒意。风更大了，卷起地上的沙土和雪沫，打在脸上生疼。

两百元真钞。给钱佩玖，是终结过去的羞辱与利用。给邹帅，是终结过去的提携与背叛。同样的动作，不同的含义，却都指向同一个终点——清算。

现在，所有的债，似乎都还完了。所有的仇，似乎也都报了。

可为什么，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快意，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空旷和冰冷，比这腊月清晨的北郊旷野，还要冷上十倍。

我在原地站了不知道多久，直到双脚冻得几乎失去知觉，才僵硬地转身，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这片废弃的加油站，走向最近的公交车站。

身后，看守所那扇厚重的铁门，早已紧紧关闭。门上方的国徽，在渐渐亮起的天光中，泛着冰冷而庄严的光芒。

上午九点，我坐上了回城的公交车。车厢里挤满了早高峰的上班族，空气浑浊，混合着包子味、廉价香水味和人体的倦怠气息。人们大多低着头刷手机，偶尔有人小声交谈，话题无非是工作、房贷、孩子。

我靠窗坐着，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金融街的高楼大厦依旧巍峨耸立，玻璃幕墙反射着冬日稀薄的阳光，冰冷而炫目。只是，那其中曾经属于“观澜大厦”和“长河资本”的显着位置，如今要么换了陌生的新标识，要么干脆空着，像一块块刚刚愈合、还透着粉红色嫩肉的伤疤。

车子经过长安街，路过我曾经工作过数年的CBD区域。那些熟悉的咖啡馆、高级餐厅、奢侈品店依旧灯火通明，衣着光鲜的男女进进出出，节奏快得令人眩晕。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少了几个名字、倒了几家公司而有丝毫改变。资本永不眠，盛宴永不散场，只是桌上的食客，换了一批又一批。

观澜集团破产清算的新闻，在财经版块热闹了几天后，已经让位给了新的并购案和IPO消息。钱佩玖的“出逃”和家族的垮塌，在八卦和小道消息里流传了一阵，也渐渐被新的明星绯闻和网络热点取代。邹帅的被调查，更是只停留在极其专业和晦涩的司法金融报道里，普通大众压根不会关心。

我们这些人，用尽毕生心力，赌上一切，上演的这场轰轰烈烈、血肉横飞的商战大戏，在京城这个巨大的、冷漠的舞台上，最终连一朵像样的浪花都没能激起，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沉没了，消散了。像一滴墨水落入海洋，瞬间被稀释得无影无踪。

可笑，又可悲。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嗡嗡的声音在嘈杂的车厢里几乎听不见。我掏出来一看，屏幕上的号码没有备注，但那串数字我闭着眼都能背出来——是熊云伟。

心尖像是被一块温热的湿毛巾轻轻裹了一下。在这个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所有关系都已清算的时刻，这个号码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宣告：你还有归处。

我按下接听键，将手机贴近耳朵。

“喂？张哥！是我，云伟！”他的大嗓门立刻冲了出来，带着熟悉的、火急火燎的劲儿，背景是“哐当”的颠勺声和伙计招呼客人的嘈杂，“你咋样啊？这么久没信儿！身体没事吧？没饿着吧？”

一连串的问题，砸得我有点懵，又有点想笑。还是老样子，不问得失，不问成败，先问身体，问吃饭。

“我没事，好着呢。”我声音不自觉地松了下来，“你店里听着挺忙？”

“可不嘛！快过年了，老街坊都来囤点底料，炸点丸子！”他的声音里透着踏实的喜悦，“我们家那口老汤，我天天盯着，火候一点没差！你闻不着，我跟你说，那香味儿，能把半条街的馋虫都勾出来！”

他絮絮叨叨地说着店里的琐事：李大爷又夸丸子筋道，刘婶儿孙子考了满分来店里加了份肉，他自己腌的酸菜今年特别成功……全是人间烟火，鸡毛蒜皮。

我听着，没怎么插话，只是偶尔“嗯”一声。车窗外的城市光影在我脸上明明灭灭，那些高楼大厦、资本硝烟，在这一刻被这通充满油盐酱醋味的电话，推到了无比遥远的地方。

“对了张哥，”他忽然语气一变，压低了点声音，但关切更浓，“你那边……没啥为难的事儿吧？要是需要啥，你千万别跟我客气！我这儿啥都有！”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或许听说了京城的惊涛骇浪，或许什么具体都不知道，但他嗅到了风里的危险。这是他唯一一次试探，笨拙，却滚烫。

“真没事，都处理完了。”我回答得很平静，也很肯定，“就是些陈年旧账，算清楚，也就该翻篇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两秒，然后是他如释重负的吐气声：“那就好，那就好……人没事比啥都强。那……你啥时候回来？大伙儿都念叨你呢。”

回来。

这个词，经由他口问出，不再是一个虚幻的念头，而成了一个可以触碰的选择。

“快了，等我忙完了，就回来。”我看着前方隐约可见的火车站巨大穹顶，声音里带上了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笃定，“等这边最后一点事落停，我就回去。酒给我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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