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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章 誓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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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恩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他们被枪声吓破了胆!他们想的不是如何扞卫民主,而是如何妥协,如何退让,如何……苟且偷生!”

林静静地听着。

他能理解布劳恩的愤怒和失望。

当一个政党的部分成员在面对暴力威胁时选择退缩,而不是反抗,那确实令人绝望。

“布劳恩议员,”林平静地问,“你告诉我这些,是希望我做什么?”

布劳恩深吸一口气,仿佛在积蓄勇气: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俾斯麦议员——或者说,林同志。”

“在你们德共内部,当面临这样的暴力威胁时,你们会怎么做?”

林没有立即回答。

他望向医院花园里的一棵枯树,树枝在寒风中颤抖。

“我们会反击。”

最终,他说,“但不是用同样的暴力。”

“我们会组织群众,会揭露真相,会在议会继续斗争,同时也会……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布劳恩苦笑,“怎么保护?靠几把枪?你们德共能组织多少人?自由军团有二十五万!”

“但我们有原则。”

林转头看着他,“我们有明确的敌人,有清晰的目标,有不妥协的信念。”

“这些比人数更重要。”

布劳恩沉默了很久。

风吹过阳台,卷起地上的积雪。

“林同志,”他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我们党内……有一群人。”

“像我,像艾伯特,像门德尔松,还有其他十几个人。”

“我们看到了危险,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危机,也看到了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软弱和无能。”

他的声音更低了:

“我们想……和你们建立联系。”

“不是公开的联盟,那会引起太大反弹。”

“但私下里,交换信息,协调立场,在某些问题上……合作。”

林的眼睛微微眯起。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社会民主党左翼主动提出与德共合作,这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史上是罕见的。

“为什么?”

林问,“你们是社会民主党的资深党员,有地位,有影响力。”

“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因为……”

布劳恩望向远方,“因为我开始明白,仅仅在议会里辩论是不够的。”

“当街上有持枪的暴徒时,当民主制度受到暴力威胁时,我们需要更坚定的立场,更需要……同志。”

他顿了顿:

“而且,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如果自由军团通过武力来做些什么,如果共和国真的崩溃……我们可能需要做出更艰难的选择。”

林听出了弦外之音:“更艰难的选择?”

布劳恩没有直接回答。

他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林:

“这里面是一些名单和信息。”

“愿意合作的人,我们目前能提供的帮助,以及……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们的联系方式。”

林接过信封,没有立即打开。

他掂量着信封的重量——很轻,但分量很重。

“布劳恩议员,”林直视着他的眼睛,“你要知道,一旦迈出这一步,就没有回头路了。”

“如果被党内发现,你们可能会被开除,甚至……更糟。”

“我知道。”

布劳恩平静地说,“但昨天我看到诺依曼女士倒在血泊中时,我突然明白了:有些路,即使危险,也必须走。”

“因为不走的后果,可能更可怕。”

两人再次陷入沉默。

远处传来柏林火车站的汽笛声,悠长而哀伤。

“我们会审慎考虑。”

林最终说,“也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联系方式会通过安全渠道建立,不会暴露你们。”

“谢谢。”

布劳恩点点头,“另外……关于格特鲁德同志的医疗费用,我们已经通过党团基金拨了一笔款。”

“虽然不多,但希望能有所帮助。”

“谢谢。”

布劳恩转身准备离开,但又停了下来:

“林同志,最后一个问题……”

“你认为,德国还有希望吗?”

“民主制度,共和国,这一切……还有希望吗?”

林望向远方的柏林城。

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疲惫而沉重,但依然屹立。

“希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林缓缓说,“希望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用斗争创造,用牺牲创造,用不放弃的信念创造。”

他看着布劳恩:

“格特鲁德昨天用身体挡子弹的时候,她就在创造希望。”

“你现在站在这里和我谈话,也是在创造希望。”

“只要我们还在战斗,希望就存在。”

布劳恩深深地看了林一眼,然后点点头,转身离开阳台。

林独自站在寒风中。

他打开信封,里面是几页纸,上面写着十几个名字——都是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议员,还有他们的简要背景和政治立场。

最后是一行地址和一个密码,用于紧急联系。

他把信封收好,放进口袋。

然后推开阳台门,走回病房。

格特鲁德还在看书,但她的目光不时飘向门口。

看到林回来,她明显松了口气。

“他们走了?”

她问。

“走了。”

林坐下,“布劳恩议员表示会推动调查,还会提供一些医疗费用支持。”

格特鲁德点点头,但她的目光敏锐:“不只是这些吧?”

林犹豫了一下。

按照纪律,他不应该把布劳恩的提议告诉格特鲁德——这属于高度机密。

但看着她的眼睛,他决定说一部分真相。

“他们……表达了合作的意愿。”

格特鲁德的眼睛微微睁大:“社会民主党和我们合作?”

“不是整个党,是一部分人,左翼的部分。”

林轻声说,“他们也对现状感到失望,对党内的软弱感到愤怒。”

格特鲁德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这是好事,但也……很危险。”

“我知道。”

阳光在房间里继续移动。

窗外的柏林在冬日的午后显得平静,但平静之下,暗流汹涌。

“林同志,”格特鲁德突然开口,“等我伤好了,我想……接受更系统的军事训练。”

林看着她。

“昨天的事让我明白,”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坚定,“只有政治工作是不够的。”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保护自己,保护同志。”

林想起她昨天颤抖但坚定地举起枪的样子,想起她扑过来的那一刻。

“好。”

他点点头,“等你好了,我安排。”

格特鲁德笑了——一个很淡,但真实的微笑。

林看着她,突然想起什么。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那条没有织完的围巾——他在莫斯科开始织,后来因为工作繁忙一直没完成的围巾。

“这个……”

他把围巾递过去,“本来想等你生日时送的,但现在……也许你需要它。”

格特鲁德接过围巾。

灰色的羊毛,织了一半,针脚依然不太均匀。

但她抚摸着它,像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谢谢。”

她轻声说,“等我好了,我可以教你继续织完它。”

“好。”

窗外,柏林的天色渐暗。

冬日的白天短暂,黄昏早早降临。

病房里,两个人静静地坐着。

一个腿上打着石膏,一个肩上有子弹擦痕。

他们都还活着,都还在战斗。

而在柏林的其他地方,在议会大厦,在报社编辑部,在工厂车间,在秘密会议室里,无数人也在以各自的方式战斗着。

希望很小,像冬夜里的一点微光。

但只要还有人在守护这点微光,黑暗就不会完全降临。

林站起身:“我该走了。晚上还有会议。”

“小心。”

格特鲁德说。

“我会的。”

林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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