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 誓言（1/2）
“PS：各位读者同志喜欢本书的话可以点一下催更，加个书架，谢谢”
“书评可以看各位心情，麻烦压一下分，太高会被ban”
“千万别养书”
柏林，夏里特医院，1920年1月17日上午。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石炭酸的气味，混合着地板蜡和旧书籍的气息。
冬日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斜射进来，在磨光的大理石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
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护士轻盈的脚步声，医生沉稳的脚步声，探视者犹豫的脚步声。
格特鲁德·诺伊曼的病房在三楼最内侧。
门口坐着两名内卫部成员，穿着便装，但腰间明显有配枪的隆起。
他们仔细检查每个探视者的证件，记录姓名、时间、目的。
林·冯·俾斯麦推开病房门时，格特鲁德正靠在枕头上看书。
一本关于公共卫生体系构建的专着，厚得像砖头。
她的左腿打着石膏，悬吊在床尾的支架上。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苍白的脸上，眼镜片后的眼睛专注地盯着书页。
听到开门声，她抬起头。
“林同志。”
她的声音有些虚弱，但清晰。
林关上门，走到床前。
他手里拿着一束简单的冬青——医院附近花店能买到的最朴素的花。
红色的小果实在墨绿色的叶片间闪烁。
“感觉怎么样？”
他把花放在床头柜上。
“还好。”
格特鲁德放下书，“医生说子弹没有伤到骨头和动脉，只是肌肉贯穿伤，需要休养几周。”
林点点头，拉过椅子坐下。
房间里一时沉默。
窗外的柏林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平静。
远处的街道上，电车叮当作响，行人匆匆。
如果不是格特鲁德腿上的石膏和苍白的脸色，很难想象昨天发生了那样的事。
“记录整理完了。”
林打破沉默，“你标注的重点部分很有价值，我已经发往开姆尼茨了。”
格特鲁德的脸微微泛红——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被肯定：“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昨天的事……”
林停顿了一下，“谢谢你。”
“不用谢。”
格特鲁德的声音很轻，“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但林知道，不是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在子弹飞来的瞬间，用身体挡住别人——这不是“任何人”都会有的反应。
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勇气，或者，是某种更深的情感驱动。
就像他之前替安娜挡枪一样
他看着她。
她的眼镜片有一道新的裂痕——昨天摔倒时摔坏的。
但她的目光依然清晰，依然专注。
“我给你带了东西。”
林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小盒子。
格特鲁德接过来，打开。
里面是一副新的眼镜，银色的细边框，款式和她之前的那副很像，但更轻巧。
“你的眼镜摔坏了。”
林说，“这副是临时配的，可能度数不完全准确。”
“等你能下床了，再去验光配一副合适的。”
格特鲁德拿起眼镜，戴上。
视野清晰了。
她抬起头，看着林：“谢谢。很合适。”
“不客气。”
又是一阵沉默。
但这次不那么尴尬了。
阳光在房间里移动，照亮空气中的微尘。
“议会那边……”
格特鲁德开口。
“暂时休会了。”
林说，“发生了这种事，所有党派都要求加强安保。”
“特别委员会今天下午开会，讨论建立议会安保体系。”
“他们会认真对待吗？”
“至少表面会。”
林的声音很平静，“但真正的危险不在议会大厦里，在外面。”
“二十五万自由军团成员，遍布德国各地。”
“他们不需要冲进议会，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动手。”
格特鲁德沉默了片刻：“那我们该怎么办？”
“继续。”
林说，“继续在议会发言，继续揭露问题，继续推动改革。”
“如果因为害怕就沉默，那我们就输了。”
“但你的安全……”
“会有更多人保护。”
林看着她，“你的安全也是。”
“内卫部已经加强了警戒。”
“医院这边有专人看守，不会有问题。”
格特鲁德点点头，但眉头依然皱着。
她不是担心自己，是担心林。
昨天的刺杀目标很明确，下一次可能更危险。
病房门被轻轻敲响。
林起身开门。
门口站着三个人：
海因里希·布劳恩，还有另外两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不是总统，是同名的年轻议员）和克拉拉·门德尔松（社会民主党少数几位女性议员之一）。
布劳恩手里拿着一小束花，脸色凝重。
他看了一眼病房内的格特鲁德，低声说：“俾斯麦议员，我们来看看诺伊曼女士。”
“另外……方便单独谈谈吗？”
林点点头，让他们进来。
格特鲁德有些惊讶地看着这些访客——社会民主党的议员来看望她，这不太寻常。
但她很快恢复了平静，礼貌地点头致意。
“诺伊曼女士，我们代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来看望您。”
布劳恩把花放在床头柜上，“昨天的事……令人震惊。”
“在议会大厦附近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是对民主制度的公然践踏。”
“谢谢。”
格特鲁德简单地说。
艾伯特议员补充：“我们已经正式提案，要求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彻查此事。”
“无论袭击者背后是谁，都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门德尔松议员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和愤怒——作为女性政治工作者，她更理解格特鲁德面临的特殊风险。
探望进行了大约十分钟。
布劳恩等人表达了慰问，询问了伤情，承诺会推动加强议员安保的立法。
然后，布劳恩对林说：“俾斯麦议员，能借一步说话吗？”
两人离开病房，走到走廊尽头的阳台。
这里视野开阔，可以看到医院的花园——虽然冬天的花园里只有枯枝和残雪。
寒风吹来，带着柏林特有的煤烟气息。
布劳恩关上门，确保周围没有其他人。
他靠在栏杆上，望着远方，许久没有说话。
林也没有催促。
他站在旁边，同样望着远方。
“昨天……”
布劳恩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当听到枪声，看到格特鲁德同志倒下的时候……我……”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做的这一切……在议会里辩论，提案，表决……到底有什么用？”
林看着他。
这位五十多岁的经济学家，一向以理性、冷静着称。
但现在，他的脸上写满了困惑和无力。
“自由军团有二十五万人。”
布劳恩继续说，“他们有武器，有资金，有政治后台。”
“而我们在议会里，除了争吵，还能做什么？”
“我们通过一个决议，他们可以在外面用子弹否决。”
“这算什么民主？这算什么法治？”
风呼啸着吹过阳台，吹起布劳恩花白的头发。
“我加入社会民主党三十年了。”
他低声说，“我相信议会斗争，相信民主程序，相信通过合法的、和平的方式改变社会。”
“但现在……我开始怀疑了。”
他转向林，眼神里有一种林从未见过的痛苦：
“昨天袭击你的人，大概率是自由军团的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
“但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
“今天上午，在我们的党团会议上，居然有议员说，这是因为你‘挑衅’了爱国者，应该‘缓和语气’！”
“他们说，现在是敏感时期，不应该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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