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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9章 设立“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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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会议室,椭圆形的红木长桌两侧,坐着七位领导——除林杰外,还有分管教育的刘副理、分管财政的李副理、发改委主任、财政部部长、人社部部长、教育部部长,以及列席会议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份蓝色封皮的方案草案,标题是:《关于设立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初步设想》。

刘副理摘下老花镜,用手指敲了敲桌面:“林杰同志,你这个方案,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空调出风口发出轻微的嘶嘶声。

林杰坐在刘副理斜对面,面前摊着同样的方案。

他抬起头,声音平稳的说:“刘副理,我认为这个步子,是时候迈了。”

“哦?说说理由。”刘副理端起茶杯,没喝,只是看着林杰。

“三个理由。”林杰翻开方案第一页,“第一,督导组微服私访的结果显示,现行政策在基层普遍走样。为什么走样?因为一刀切的政策不符合基层实际,体系、资源配置、教师管理等难题,需要地方探索突破。第三,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鼓励基层创新。我们设立试验区,就是落实精神。”

发改委主任插话:“林杰同志,你说要选三个地方试点,给更大自主权。这个‘更大’具体指什么?自主到什么程度?”

林杰翻开下一页:“主要在四个方面:课程设置、教师管理、评价体系、经费使用。比如课程,试验区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在确保国家课程核心内容的前提下,调整课时比例,增设地方特色课程。教师管理,可以探索‘县管校聘’的深化,建立更灵活的流动和激励机制。评价体系,可以试点‘过程性评价+增值性评价’,减少唯分数、唯升学。经费使用,可以试点‘项目制’拨款,给学校更大自主权。”

“乱套!”人社部部长皱起眉头,“教师管理能随便动吗?编制、职称、工资,这是全国统一的制度!你让一个试验区自己搞,其他地区怎么办?老师还不闹翻天了?”

“不是随便动,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探索优化。”林杰说,“比如职称评审,可以加大教学实绩、育人成果的权重,对长期在农村任教的老师开辟‘绿色通道’。这些探索如果成功,可以为全国改革提供经验。”

财政部部长说话了,语气更直接:“经费项目制拨款?林杰同志,你知道现在教育经费管理有多严吗?每一笔钱都要有预算、有项目、有审计。你让学校自主使用,出了腐败问题谁负责?到时候媒体一曝光,‘教育经费被挪用’,我们怎么交代?”

“所以要加强监督。”林杰说,“不是放任不管,是‘放权加监管’并举。建立透明公开的信息平台,每一笔经费使用都上网,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加强审计,发现问题严肃处理。”

“说得轻巧。”财政部部长摇头,“监督成本多高你知道么?全国五十多万所学校,你盯得过来?到时候肯定有学校钻空子。”

会议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刘副理喝了口茶,缓缓开口:“林杰,你的初衷是好的。想打破僵局,激发基层活力。但你想过没有——你选的这三个试验区,一个东部发达地区,一个中部农业大省,一个西部民族地区,情况完全不同。你给同样的政策,他们可能走出完全不同的路子,甚至可能走歪。”

“走歪了我们就纠正。”林杰说,“试点试点,就是允许试错。如果不试,永远不知道哪些路走得通,哪些走不通。”

“纠正?”刘副理看着他,“教育不是经济,错了可以调整。教育一旦走偏,影响的是成千上万的孩子,可能耽误一代人。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这话很重。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看向林杰。

林杰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刘副理,如果我们因为怕担责任就不改革,那才是对孩子们最大的不负责任。现在的教育问题——学生负担重、体质下降、心理问题多、城乡差距大——这些不改革,耽误的就不是一代人,是几代人。”

他顿了顿:“我知道有风险。但我们可以把风险控制到最小。比如,试验区的方案要经过严格论证,要报院里批准;试点过程要全程监测,建立预警机制;发现问题要及时调整,甚至叫停。但我们不能因为怕风险,就什么都不做。”

李副理一直没说话,这时开口了:“林杰同志,你说的更大自主权,会不会导致地方权力过大?特别是教育局长、校长,如果权力没有约束,会不会产生新的腐败?比如,课程设置权下放,会不会有学校打着‘特色’旗号,开一些乱七八糟的课?教师管理权下放,会不会有人情招聘、关系调动?”

“所以权力下放的同时,监督必须跟上。”林杰说,“我们要制定试验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哪些可以自主,哪些必须报批。同时建立问责机制,对滥用职权的,严肃处理。”

“说起来容易。”人社部部长叹气,“基层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县城就那么点大,教育局局长、校长、老师,都是熟人社会。你给他权力,他可能不用来改革,用来做人情。到时候,好政策又变成烂摊子。”

争论持续了一个小时。

支持的声音也有。教育部部长说:“我觉得可以试试。现在教育改革确实遇到瓶颈,上面推不动,

发改委主任态度松动:“如果风险可控,试点范围小一点,我觉得可以探索。毕竟十四五规划也要求鼓励基层首创。”

但反对的声音更强烈。

财政部、人社部的担忧很实际——钱、人,这两个核心要素一旦放开,就可能出乱子。

刘副理最后说:“这样吧,方案先放一放。林杰同志,你带着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再深入调研,把可能的风险和应对措施想得更周全些。特别是监督机制,要拿出可操作的方案。下次会议再议。”

这就是官场的艺术——不直接否定,但让你再研究研究。

散会时,刘副理走到林杰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林杰,别灰心。改革是好事,但要讲究策略。你这个方案,触动太多人的利益了,得慢慢来。”

林杰点点头:“我明白。”

但他心里知道,“慢慢来”往往意味着“来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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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办公室,许长明已经等在那里,脸色不太好看。

“林书记,会开得不顺利?”他小声问。

“预料之中。”林杰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涉及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哪有顺利的。”

“那……试验区的事,还推进吗?”

“推。”林杰坐下来,“刘副理让再研究研究,我们就研究。但要边研究边准备。”

他打开电脑,调出方案:“你通知政策研究室,明天上午开会。我们要把方案做得更扎实——风险预估、监督机制、退出机制,都要有详细设计。”

“好。”

“还有,”林杰想起什么,“你私下联系一下那三个备选地区的主要领导——江东省、中部某省、西部某省。不要正式发文,就以个人名义问问,如果他们成为试验区,有没有信心?有什么顾虑?想怎么干?”

许长明一愣:“这……会不会太急了?方案还没批呢。”

“就是要赶在方案批之前,摸清地方的真实想法。”林杰说,“如果地方自己都没想好,我们硬推也没用。”

“明白了。”

许长明正要出去,林杰又叫住他:“等等。联系的时候,注意方式。就说院正在研究教育改革试点方案,想听听地方的意见。不要承诺,不要暗示。”

“是。”

第二天上午,政策研究室的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七八个笔杆子围着桌子,每个人面前都堆着厚厚的资料。

林杰坐在主位,听着他们汇报修改后的方案。

研究室主任老赵是个秃顶的中年人,说话慢条斯理:“林书记,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把风险预估部分加强了。列出了试验区可能出现的十二类风险,包括:课程设置偏离国家要求、教师招聘出现不正之风、经费使用不规范、评价体系混乱引发社会争议、区域间攀比导致改革变形……”

“应对措施呢?”林杰问。

“每类风险都设计了三道防线。”老赵翻开方案,“以课程设置为例:第一道防线,试验区课程方案必须报教育部专家组审核;第二道防线,实施过程每学期评估一次,发现问题及时调整;第三道防线,建立家长、社会监督渠道,开通举报平台。”

“监督机制呢?”

“我们设计了‘双线监督’。”另一位研究员接话,“一条线是行政监督——教育部、省教育厅、市县教育局,三级联动,定期检查。另一条线是社会监督——建立试验区信息公开平台,所有改革举措、经费使用、评价结果全部上网,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每年对试验区进行独立评估。”

林杰一边听一边记,偶尔打断问细节:“第三方评估机构怎么选?谁出钱?如何保证独立性?”

“我们建议,由教育部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费用从教育经费中列支。为保证独立性,评估机构不得与试验区有任何利益关系,评估报告直接报教育部,不经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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