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5章 利字当头（2/2）

“其二，代理之制。各省总代理，缴纳加盟费，获取一省独家经销权。然其仍需自行租赁店铺、雇佣伙计、组织销售、负责售后。万商会所授，乃品牌、技术与方法。此非卖官，实为授权经营。代理商人投入巨资，承担风险，开拓市场，将自行车推广至穷乡僻壤，使更多百姓得享其便。其所得之利，乃经营之利、奔波之利、开拓之利。且代理合约明文，须按统一价销售，不得囤积居奇，不得欺行霸市。此制，实是将分散之小利，汇聚成推广新品、规范市场之大势，于百姓得便利，于商人得利润，于国家得税收与就业，何争之有？”

“其三，开海之利。此为学生今日欲重点陈情者！”陆子铭的语气变得更为郑重，“周大人提及南宋市舶之利与亡国之祸，学生不敢苟同。南宋之亡，根源在于军政腐败、内部倾轧、应对失策，岂能归咎于市舶之利？若无市舶岁入，南宋恐怕支撑更短时日。而我朝太祖高皇帝定制‘片板不许下海’，乃因开国之初，张士诚、方国珍余党窜逃海上，倭寇频扰，为靖海疆、固国防之不得已之举，非常法也！时移世易，如今东南沿海，百姓靠海吃海者众，私下出海贸易者不绝，禁之不止，反滋走私、海盗及胥吏贪腐。与其让利流失于非法之徒、外邦之商，何不将其纳入王法管制，变私利为国税？”

他越说越激动，向前一步：“陛下！诸位大人！学生近日与沈司簿（沈墨璃因功被授予尚宝司司簿虚衔）整理先父遗稿及商会账册，略有所得。仅以福建月港一带私下贸易估算，每年流出丝绸、瓷器、茶叶，流入白银、香料等物，其总值何止百万两？然朝廷能得几何？十不及一！巨利尽归走私豪强与外邦！而沿海百姓，因海禁不能合法与渔、与贸，生计艰难者众。开放特区，试行新法，正是要将这暗流之利，化为明渠之利，纳入国库，惠及沿海黎民！此非与民争利，实为为民理财，为国开源！”

“至于‘海洋开拓基金’，取自代理之费，用于资助有志开拓之商民。此乃取之于商，用之于商，更用之于国。探索新航路，引进新物产，如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已初见端倪，其利在千秋！若以狭隘之‘争利’视之，则如管仲、桑弘羊，皆不足道矣！然齐国因盐铁之利而霸，汉武因均输平准而拓边，岂能一概以‘与民争利’否之？关键在于，所得之利，用于何处！是用于君王私欲、权贵奢靡，还是用于强兵富民、社稷安康？”

陆子铭一番长篇大论，结合实例，辨析概念，将“利”区分为“公私”、“大小”、“远近”，并巧妙地将万商会的商业行为与“生利”、“增利”、“开源”联系起来，而将真正的“与民争利”指向历史上的垄断盘剥。他的论述既有经典依据，又有现实数据支撑，逻辑清晰，气势如虹，令许多原本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也开始重新思考。

周继昌脸色涨红，他擅长道德文章，但在这种结合经济事实的辩驳面前，一时有些词穷，只能重复道：“巧言令色！商贾终是末业，其利终是未技之利，不可恃为国本！重农抑商，乃祖宗法度！”

这时，一个苍老而沉稳的声音响起：“周御史所言祖宗法度，可是指《大明律》？《大明律·户律·市廛》可有禁止百姓交易奇巧之物？可有禁止商贾设立分号？太祖皇帝《皇明祖训》确言‘片板不许下海’，然亦嘱后世子孙‘因地制宜’、‘因时损益’。岂可泥古不化？”

众人看去，发言者竟是久未在朝堂上激烈争论的首辅张居正。他并未起身，只是坐在椅上，缓缓而言，但每一句话都重若千钧。

张居正继续道：“陆子铭所言，虽多商贾之事，然其理未必全谬。老夫近日翻阅史籍，倒想起一些旧事。《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周礼·地官》有司市、质人、廛人，皆管理市场、平抑物价、征收商税之官。太史公《货殖列传》更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可见，农工商虞，四者并重，国之石民也。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富民方能强国，此乃自古通理。”

他目光深邃，看向御座上的皇帝，也扫过群臣：“至于‘与民争利’之辩，关键在于朝廷取利之术与用利之道。若如汉武帝之盐铁专卖，以补征伐之费，虽充实国库，然官营弊端丛生，铁器苦恶，盐价腾贵，百姓怨声载道，此可谓争利。然若如桑弘羊之均输平准，调节物资，平抑物价，虽官府参与贩运，然利在稳定民生，此则未必为恶。”

“今观万商会之事，其自行车之产销，未闻强征民铁，未闻强役民匠，市场买卖，两厢情愿。其代理之制，虽收加盟之费，然明码标价，契约自愿，且带来一省之经营活力与诸多职事。其开海之议，旨在将暗流私利，纳入国家正税，规范管理，消弭海盗走私之患。此等做法，与历代所谓‘与民争利’之苛政，似有不同。”

张居正的话，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完全支持陆子铭，但他引经据典，将商业的重要性提升到“国之石民”的高度，并辨析了不同“取利”方式的区别，无疑是为陆子铭的观点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背书，并悄然将辩论的焦点从“该不该言利”转向了“如何更好地取利、用利”。

万历皇帝听得十分专注，此时开口道：“张先生所言，深得朕心。朕近日亦思之，国用不足，则百事难兴。辽东、宣大，九边军饷时时告急；河道漕运，年年修治所费不赀；各地灾荒，赈济蠲免，在在需银。若仅靠田赋，实难周全。开源节流，开源尤为紧要。如何开源而不伤民，不违仁义，方是治国之要。”

皇帝的态度已然明朗，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国库空虚。这无疑给了陆子铭和支持开海开源者更大的信心。

周继昌等反对派见状，心知今日难以全盘否定，但仍有不甘。一位户部给事中出列道：“陛下，首辅大人，陆子铭所言虽似有理，然商贾之利，终究虚浮。我朝财政，历来以田赋、盐课为大宗，根基稳固。若转而依赖海贸商税，岂非舍本逐末？且海贸风险极大，风波难测，番邦狡黠，岂能如田赋盐课岁岁可得？昔年王振怂恿英宗皇帝亲征，亦因听闻西北有巨利可图，终致土木之变！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啊！”

他将海贸之利与导致土木堡之变的诱惑相提并论，试图唤起人们对风险的恐惧。

陆子铭立刻回应：“大人所言风险，学生不敢否认。然世间凡事，皆有风险。农夫耕耘，亦惧水旱蝗灾；盐户煮海，亦畏风暴潮侵。岂因有风险，便固步自封？关键在于如何管理风险！设立特区，规范贸易，武装护航，订立条约，皆可降低风险。且风险与收益常相伴，惧风险而弃巨利，非智者所为。至于说依赖海贸，学生并非主张废弃农桑，而是主张农桑为本，工商为翼，两翼齐飞，国库方能真正丰盈。田赋盐课，譬如人之米麦，不可或缺；海贸商税，譬如人之肉脯，增益体魄。二者相辅相成，岂有偏废之理？”

辩论至此，双方观点已充分展开。支持者从富民强国、开源实需、历史经验、现实利弊等方面论证；反对者则从重农抑商、道德风险、祖宗成法、现实隐患等方面反驳。朝堂之上，一时议论纷纷。

万历皇帝静静听着，年轻的脸上露出深思的神色。良久，他抬手止住了还想发言的官员。

“今日之议，朕已明了。”皇帝的声音带着决断，“利字当头，确需慎思。然空谈仁义，无补于国库空虚；固守成法，难御于时势变迁。陆卿所言‘农桑为本，工商为翼’，张先生所析取利用利之道，颇可参酌。”

他顿了顿，宣布道：“开放月港、双屿、濠镜三处为通商特区之事，既定议，便依旨推行。然需详定章程，严加管理，务求兴利而除弊。‘海洋开拓基金’之设，准其所请，然资金动用，需有监督，所助项目，需报备审核。至于自行车等物，既属民需民造，合法交易，朝廷不必禁止，然需引导其利，勿使奢靡成风。”

皇帝的话，既肯定了开海开源的方向，又强调了规范与监管，可谓平衡了双方的部分关切。他没有完全否定反对派的担忧，但用实际行动表明了推动变革的决心。

“至于‘与民争利’之辨，”万历皇帝最后说道，“朕以为，朝廷之责，在于制衡。既不可与民争小利而伤民力，亦不可纵容豪强独占大利而损国用。如何把握其中分寸，诸位臣工，可继续深思，具本奏来。”

朝会在一片复杂的气氛中结束。陆子铭知道，这场辩论没有绝对的赢家，但最重要的是，皇帝和首辅的态度已经清晰，新政的闸门已经打开了一丝缝隙。然而，反对的声音不会就此消失，真正的较量，或许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将是如何在具体推行中，应对各种阻力，并将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力。

走出乾清宫时，陆子铭与沈墨璃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与坚定。路还很长，但他们已经赢得了关键的第一步——在帝国最高决策层的心中，种下了“利可议、商可重、海可开”的种子。而这颗种子，将在接下来的波澜中，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