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5章 利字当头（1/2）

万历十一年的腊月，北京城笼罩在节前的忙碌与一场前所未有的舆论漩涡中。

万商会“风行”自行车代理网络的火爆签约、“海洋开拓基金”的设立，以及皇帝下旨开放三处通商特区的消息，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朝野上下引发了激烈的反响。支持者欢欣鼓舞，视之为富国强兵的新希望；而反对者，尤其是那些深受传统理学熏陶、秉持“重农抑商”、“贵义贱利”观念的清流言官，以及部分利益可能受损的旧有势力，则深感不安与愤怒。

一场围绕“利”与“义”、“国”与“民”、“海”与“陆”的大辩论，在朝堂之外先行发酵，最终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庄严的紫禁城。

最先发难的是都察院的一批年轻御史。他们多数出身科举正途，饱读诗书，对张居正的新政本就心存抵触，视商贾为“末业”，对海外奇巧之物更是心存鄙夷。万商会近期的举动，在他们看来，无疑是“舍本逐末”、“蛊惑圣听”、“与民争利”的典型。

腊月初八，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周继昌，这位以刚直敢言、恪守理学闻名的老臣，率先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章。他没有直接攻击张居正或皇帝，而是将矛头直指陆子铭与万商会：

“……臣闻近日京师有商贾陆某者，以奇技淫巧之物，惑乱人心，引车卖浆者流竟相追逐，谓之‘自行车’。更设‘学堂’以牟利，立‘代理’以敛财，一省之利，索银万两，此非与民争利而何？《孟子》见梁惠王，开篇即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今陆某不言仁义，唯鼓噪货殖之利，诱使陛下开放海禁，其心叵测！臣恐长此以往，民风趋于逐利，士子荒于嬉戏，农耕之本动摇，国将不国！……”

这道奏章如同投石问路，立刻引来了众多附和者。弹劾的奏疏雪片般飞向通政司，内容大同小异：指责自行车玩物丧志，批评代理制度是变相卖官鬻爵（将一省销售权视为“官爵”），抨击“海洋开拓基金”是聚敛民间财富为少数商人冒险所用，更将开放特区与历史上的“开边衅”、“招祸患”相类比。

暗地里的流言也悄然传播。有说万商会与宫内太监勾结，分润巨利；有说自行车骑行有伤风化，男女混杂，尽管沈墨璃严格规定了男女分时教学；更有人翻出沈家旧案，含沙射影地暗示陆子铭借此案攀附权贵，图谋甚大。

这些声音汇聚成一股不小的反对声浪，让原本因新政初启而兴奋的朝局，蒙上了一层阴影。许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官员开始犹豫，民间一些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士绅也对“自行车狂潮”提出了质疑。

面对汹汹舆论，陆子铭并未惊慌。他深知，这是新旧观念碰撞的必然产物。他一面指示万商会各代理及店铺，务必规范经营，注重质量与售后服务，严禁哄抬价格或欺客行为，用实际表现赢得口碑；一面与沈墨璃、徐光启等人加紧准备，他们要的不仅是在商业上成功，更要在道理上站稳脚跟，赢得这场事关国策走向的论战。

徐光启埋首书海，从浩如烟海的经典中寻找依据。沈墨璃则整理父亲沈敬舟留下的笔记、账册，以及万商会这些年对民生经济的实际影响数据。陆子铭自己，则反复推敲辩论的逻辑与策略，他必须用这个时代能理解的语言和逻辑，去阐述一个超越时代的理念。

他知道，最终的战场，将在朝堂之上。

腊月二十，常朝。万历皇帝似乎早有准备，在处理完几件紧急政务后，忽然将话题引向了近日的争议。

“近日众卿奏议颇多，皆言及‘利’字。有言开海通商乃谋国之利，有言兴巧器、立代理乃与民争利。”年轻的皇帝声音平和，目光扫过丹墀下的文武百官，“朕读《孟子》，开篇即见梁惠王问利，而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今日，朕也想听听诸卿对此‘利’字，究竟有何高见。周卿，”他点名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周继昌，“你奏章中首引孟子之言，便由你先说罢。”

周继昌精神一振，出列躬身，朗声道：“陛下圣明！《孟子》此章，微臣每每读之，如醍醐灌顶。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大夫问‘何以利吾家’，士庶人问‘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孟子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乃指明治国之道，在仁义，不在利害计较。”

他顿了一顿，声音提高，带着慷慨之气：“今观陆子铭所为，处处言利！其自行车，诱人怠惰农事，嬉游街市，此乃导民逐小利而忘本业！其代理之制，划定省域，坐收万金，此非与民争利而何？其鼓噪开海，所言无非商贾往来之巨利，然岂不闻‘片板不许下海’乃祖宗为防海患、固根本之深意？昔日南宋，市舶司岁入颇丰，然重商轻农，终致国弱民贫，亡于蒙元！前车之鉴，不可不察！陛下，治国当以仁义为基，重农桑，敦教化，使民风淳朴，安居乐业。若使举国上下汲汲于货殖之利，则人人皆为盗跖，国何以安？此正孟子所深戒者也！”

周继昌引经据典，将陆子铭的作为提升到动摇国本的高度，许多保守官员听得频频点头。

万历皇帝不置可否，目光转向文官班列中的陆子铭：“陆卿，周御史所言，你如何看？”

陆子铭稳步出列，向皇帝行礼，然后转向周继昌，拱手道：“周大人引经据典，学生佩服。”他自称“学生”，姿态放得较低，但语气不卑不亢，“孟子见梁惠王，确言‘王何必曰利’，然学生敢问周大人，孟子当真不言利、否利乎？”

不等周继昌回答，陆子铭继续道：“孟子见梁惠王时，魏国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梁惠王焦心于‘利吾国’，乃是兵败地削之后，求富国强兵、报仇雪耻之‘急利’、‘近利’。孟子答以‘仁义’，是告诫梁惠王，若只求兵甲之利、土地之利，而内不行仁政，外不合道义，则虽得小利，终将招致更大祸患。孟子并非否定一切‘利’，而是主张行仁义以获‘长治久安’之‘大利’、‘根本之利’！”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倾听的群臣：“《孟子·滕文公上》有言：‘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何尝不言‘利’？此‘恒产’之利，乃百姓生存、安定之根本利益！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此非‘利民’而何？行仁政，使百姓得利安居，则天下归心，此乃以仁义求国家社稷之大利也！”

陆子铭将孟子的“仁义”与“利”统一起来，指出孟子反对的是短视的、不择手段的“小利”、“私利”，而追求的是普惠的、长远的“大利”、“公利”。这个解读，让不少熟悉经典的官员陷入了沉思。

周继昌眉头紧皱，反驳道：“强词夺理！孟子言利，乃言百姓耕织之恒产，非言商贾辗转之锱铢！你之自行车、代理、开海，所图之利，岂是耕织之利？分明是奇巧之利、垄断之利、风险之利！与民争利，便是夺民恒产！”

“周大人问得好，何为‘与民争利’？”陆子铭等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转向御座，声音清晰地说道，“陛下，诸位大人。所谓‘与民争利’，历来指朝廷或权贵，利用权势，将本应由万民共享或赖以生存的山泽、盐铁、关市之利，收归官府或私家垄断，盘剥百姓，如汉武帝时之盐铁专卖，虽充实国库，亦不免‘与民争利’之讥。”

“然则，”他话锋一转，“今日万商会所为，可属此类？”

“其一，自行车之利。此物乃格物院工匠心血所成，原料采买，匠人劳作，皆有成本。售卖所得，支付成本、工匠薪俸、赋税之后，方为利润。百姓购车，出于自愿，或为便利，或为营生，或为健体。万商会并未强买强卖，更未禁止他人仿造，何来‘争利’？反倒是创造了铁匠、皮匠、橡胶匠、销售、教员等诸多新职，使许多百姓多一谋生之路，此非‘生利’、‘增利’乎？且朝廷因此多得商税，此利归于国，用于民，岂不善哉？”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