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夜袭的反向预警（2/2）
父亲在旁边哼了一声：“景隆倒会做人情。”
那时的李景隆，还是意气风发的曹国公，是皇帝倚重的勋贵。
如今他在城外，自己在城内。
他还是送来了信——用的是箭，不是手。
朱高炽从袖中摸出另一样东西：一块残破的纸片，昨夜南军射入城中的“细作报”，被守军截获送来。纸片上五个字，歪歪扭扭，但他一眼认出那不是自己写的。
那是李景隆写的。
特意换了左手，描得像蚯蚓。
朱高炽轻轻叹了口气。
“李叔父，”他自语，“你不想伤我，也不想伤我母亲。可你夹在中间，又能撑多久？”
窗外，北风呜咽，像在替他问这没有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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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李景隆没有睡。
他坐在帐中，面前摊着一卷北平防务图，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烛火摇曳，他的影子投在毡壁上，忽大忽小。
婉儿端来参汤，放在案边。
“公子还在想昨晚的事？”
“想。”李景隆揉着眉心，“想世子那声叹气——他虽然没叹在我面前，但我猜他一定叹气了。”
婉儿轻声道：“世子懂您。”
“他懂，可他父亲也懂。”李景隆苦笑，“四哥更懂。所有人都在看我这出戏，都知道是戏，可谁都不戳破。”
他顿了顿：“婉儿，你说这是为什么？”
婉儿沉默片刻，说：“因为戳破了，戏就没法唱了。戏没法唱，有些人就得真死。”
李景隆怔怔望着烛火。
“我今天对监军说‘侥幸’，”他低声道，“其实不是侥幸。是世子压根没想真烧。”
“何以见得？”
“他若真想烧，派陈贤三十七骑就够了？北平城里缺马，但抽两百死士还是有的。”李景隆摇头，“他只派三十七骑，火油带得也不多。这是试探，不是拼命。”
他顿了顿：“他在试我——看我收到他那封假的‘细作报’会怎么做。他也知道那信是我自己写的。”
婉儿微愕：“世子怎会知道？”
“因为他了解我。”李景隆说，“就像我了解他。”
他端起参汤，饮尽。
“他知道了也好。”李景隆放下碗，“至少他知道，他李叔父这辈子，对得起他爹，也对得起他。只是对不起陛下，对不起太祖，对不起这五十万跟着我挨饿受冻的兵。”
他站起身，走到帐边，掀起毡帘一角。
外面是沉沉黑夜。北平城郭隐在黑暗里，只有几点灯火如豆。
“明日，”他说，“继续佯攻。轮换的伤兵名单拟好了吗？”
“拟好了。”婉儿从案上取来一本册子，“按公子吩咐，上月攻城负伤的，这月轮休。粮草虽紧，伤员的口粮一粒没扣。”
李景隆接过，借着烛光翻了翻。
“让李诚再买些羊，腊月前给伤兵营加两顿热汤。”他说，“钱从我的俸禄里出。”
婉儿应下，又低声道：“公子，您的俸禄已经预支到明年三月了。”
李景隆一愣，随即笑了。
“那就再预支。”他说，“只要人活着，钱总能还上。”
他合上册子，放回案头。
烛火烧得只剩半寸，焰心幽幽地蓝。李景隆没有添油，就让它那样燃着，直到最后一点光灭在融化的蜡泪里。
黑暗里，他轻轻开口。
“婉儿，你说世子今天叹气时，会想起那年午门外我送他的徽墨吗？”
婉儿没有答。
她只是握住他的手，在这冰冷冬夜里，把自己的体温分给他。
良久，黑暗中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
像应答，也像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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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袭事件后第三日，李景隆罕见地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连日失眠加上寒气入体，头重脚轻，军医诊了脉，说是“郁结于心，风寒乘虚而入”，开了三剂发散药。
监军张大人亲自来探病，见大将军裹着厚被靠在榻上，面色泛红——那是低烧的征兆——反倒松了口气。病了也好，病了就不用每日面对催促进攻的奏章。
“大将军好生将养。”监军难得温和，“北平贼子刚吃瘪，这几日必不敢再动。下官已命各营照常佯攻，大将军不必忧心。”
李景隆点头，咳了两声：“有劳监军。”
监军走后，婉儿关上帐门，在炭盆里添了两块新炭。
她转身时，李景隆已从榻上坐起，面上的潮红褪去几分——那不是病容，是憋闷出来的燥热。
“公子何苦装病。”婉儿轻声说，递过温帕子。
李景隆接过，覆在额上，长叹一声。
“不装病，我怕会当众说出不该说的话。”他望着帐顶，“这几日闭上眼，就是太祖皇帝的脸。”
婉儿静默。
“不是临终托付那次。”李景隆慢慢道，“是更早。洪武十七年，父亲刚去世，我袭爵觐见。太祖皇帝坐在奉天殿御座上，比我记忆中苍老许多。他问我：‘李文忠的儿子，你可知道国公二字有多重？’”
他顿了顿：“我说：‘重如泰山。’太祖摇头：‘是重如万钧锁链。戴上它，一辈子取不下来。’”
婉儿在他身侧坐下，没有接话。
“那时我不懂。”李景隆苦笑，“如今懂了。我是太祖亲封的曹国公，是他托付给建文皇帝的顾命大臣，是他亲手赐剑的人。五十万大军交到我手里，是让我剿灭逆贼，不是让我给逆贼送粮、通消息、放水。”
他声音低下去：“婉儿，我每晚写军报时，都不敢看‘臣景隆谨奏’这五个字。”
婉儿沉默良久。
窗外北风呼啸，炭盆里偶尔爆一声脆响。
“公子，”婉儿终于开口，“您可知婉儿当年为何甘愿入曹国公府？”
李景隆转头看她。
“蓝玉案时，婉儿十二岁。”她声音平静，像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父亲是蓝玉部将，论律当诛。是公子——那时您才十五岁，刚袭爵——在案发前一夜，派人将我和母亲秘密送出城，藏于农庄。后来母亲病故，又是公子遣人接我入府，改名换姓，以‘罪臣孤女’之身，给了个容身之所。”
李景隆没有看她。
他看着炭火，轻声道：“我父亲临终前说，李家人世代戍边，最知‘枉死’二字有多重。他说‘景隆，将来若有能力，多救一个是一个’。”
“所以公子救了我。”婉儿说。
“我没救你父亲。”李景隆低声。
婉儿摇头：“公子那时十五岁。十五岁，能在蓝玉案中保住一个罪将的女儿，已经是提着全族性命在赌了。”
她顿了顿：“婉儿说这些，不是为了提醒公子记恩。而是为了让公子知道：朝廷的法度，文官的笔，可以随意定一个人是忠是奸，是功是过。蓝玉案死了多少人？一万？两万？凉国公本人被剥皮实草，传示九边。他犯的罪，真的大到要受这般酷刑吗？”
李景隆没有回答。
“公子怕对不起太祖，对不起建文皇帝。”婉儿一字一句，“可公子有没有想过：这场战争，原本就不是您的战争。”
李景隆怔住。
“这是他们老朱家的内战。”婉儿说，“建文皇帝是朱家子孙，燕王也是朱家子孙。谁赢了，皇帝都姓朱，大明还是大明。公子若竭尽全力助建文皇帝剿灭燕王，确实尽了忠，可然后呢？”
她顿了顿，声音极轻，却像重锤：“蓝玉当年，不也是忠心耿耿的顾命之臣？”
帐中死寂。
李景隆没有说话。他望着炭盆里忽明忽灭的火光，很久很久。
“陛下不会……”他开口，声音涩滞。
“陛下仁厚，不会。”婉儿说，“可齐泰呢？黄子澄呢？朝中那些早已对公子‘养寇自重’议论纷纷的文官呢？若燕王真被剿灭，公子手握五十万大军得胜还朝——公子以为，等待您的是封赏，还是猜忌？”
她握住李景隆的手：“洪武朝功臣还剩几人？善终者又有几人？”
李景隆喉结滚动，没有说话。
“燕王不一样。”婉儿低声道，“燕王与公子有二十余年情谊。他不是朱元璋，您是李文忠的儿子，不是胡惟庸、蓝玉。至少，他不会把您剥皮实草。”
这句话像冰刃，剖开了李景隆心底最深处的恐惧。
他闭眼，眼前闪过许多画面——
洪武十七年，15岁的自己跪在奉天殿，太祖说“戴上它，一辈子取不下来”。
洪武三十年冬，70岁的太祖握着自己的手，说“若藩王作乱，你可持此剑代天子讨逆”。
建文元年九月，21岁的建文皇帝在郊坛亲授斧钺，目光里全是期许：“望卿早奏凯歌。”
还有更早的——
洪武十年，8岁的自己被18岁的燕王抱在膝上，那人笑着说：“待你束发，来北平寻我。”
还有更近的——
洪武二十六年，25岁的自己站在曹国公府门前，看着一辆不起眼的青帷马车停稳。车帘掀开，一个瘦弱少女扶着老嬷嬷的手下来，眼神里是劫后余生的惊惶，却强撑着行礼。
“罪臣之女林氏，谢国公爷活命之恩。”
他那时说什么来着？
他说：“往后你叫婉儿，府里没人会问你从前的事。”
那是他十五岁袭爵后，自己做的第一个决定。
不是奉父亲遗命，不是承太祖恩旨。是他自己想救，就救了。
“婉儿，”他哑声道，“可我答应过太祖。”
婉儿没有劝他“那不算”或“可以背弃”。她只是静静陪他坐着。
良久，她说：“公子已经做得很好了。”
李景隆抬头。
“您没有真打。”婉儿说，“您拖延、放水、送粮、通消息。北平至今未破，燕王还在回师路上，南北数十万将士没有血战至死。”
“可我也没帮四哥。”李景隆苦笑，“我站在中间，两边都对不起。”
“那公子想帮谁？”
李景隆沉默。
他想了很久，慢慢说：“我想帮那些不想打仗的人。”
“北平城里有百姓，南军营里有士兵。陛下想削藩，四哥想靖难，没人问过他们想不想打这场仗。”
他望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曾握过尚方剑，曾与朱棣并肩赛马，曾从蓝玉案的血海里捞出一个十二岁孤女。如今每天签发的是调粮令、伤病员名录、佯攻轮值表。
“我救不了所有人。”他说，“但能少死一个，是一个。”
婉儿点头。
“那公子就是在帮自己。”她说，“帮自己活成一个人，不是一把剑。”
她顿了顿：“也帮大明的功臣们，留一条不同于蓝玉的路。”
李景隆怔怔看着她。
忽然笑了。
那笑容里有苦涩，有释然，还有一点这些日子少见的轻松。
“婉儿，”他说，“我十五岁时接你进府，只想着‘能救一个是一个’。没想过有一天，那个瘦弱的小姑娘会坐在这里，给我讲忠臣良将的下场。”
婉儿垂眼：“婉儿也没想过，那个少年国公会把自己逼到这份上。”
“哪份上？”
“两头不讨好，两边都亏欠。”婉儿轻声，“可还在撑着。”
李景隆沉默片刻。
“撑着吧。”他说，“撑到撑不下去那天。”
他顿了顿，忽然笑了：“到时候，你替我写绝食奏章。你字写得好。”
婉儿没应这个玩笑。
她只道：“公子先养病。明日还要‘带病理事’。”
“嗯。”
婉儿走到帐口，回头。
李景隆已经闭上眼，但呼吸并不平稳。
她没有再说话，轻轻放下毡帘。
帐中只剩炭火明灭，和一个人漫长的、无人能解的良心。
以及炭盆边那卷未写完的军报——首行“臣景隆谨奏”五个字，墨迹凝涩，写得很慢、很重。
像戴了二十年的锁链，又沉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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