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丧父与袭爵:十五岁的国公(1/2)
洪武十七年的春天来得晚。南京城里的柳树才刚抽芽,我爹就倒下了。
起初只是咳嗽,御医来看过,说是风寒,开了几副药。爹喝药时皱着眉说:“这药苦得邪乎。”我当时还笑:“良药苦口嘛。”
后来想想,那药确实苦得邪乎——苦得像是把黄连、苦参、龙胆草一股脑儿全熬进去了。但我不敢说,因为开药的是宫里来的王御医,朱元璋亲自指派的。
爹卧床的第七天,我开始替他处理一些简单的文书。曹国公府的账簿、田庄的收成、军中旧部的请托……堆了半张书案。我坐在爹常坐的那把黄花梨木椅上,脚还够不着地,得垫个绣墩。
李诚在旁边磨墨,磨着磨着就抹眼泪:“少爷,您才十五……”
“十五不小了。”我低头看账本,其实心里慌得很。那些数字在眼前跳,像一群不安分的蝌蚪。
三月初九那晚,爹突然精神好了些。他让我扶他坐起来,靠在枕头上,窗外的月光白惨惨的,照得他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景隆。”爹的声音很轻,轻得我要凑近才能听清,“去把门关上。”
我关好门,回来坐在床沿。爹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冰凉冰凉的,握住我的手。
“有几句话,你记牢。”爹说一句,喘三口,“第一,袭爵之后,谨事陛下。咱们李家能有今天,全靠圣恩。这恩,得用一辈子还。”
我点头,眼泪掉在他手背上。
“第二……”爹的眼神忽然变得复杂,“善交燕王。”
我一愣。爹以前总说“皇家的人别太亲近”,现在却说“善交”。
“燕王雄才,将来必有大作为。”爹的手紧了紧,“但你记住——交是交,忠是忠。交情归交情,本分归本分。切不可混为一谈。”
这话我当时没完全懂。后来在靖难的那些日子里,我夜夜琢磨这句话,越琢磨越觉得爹早就看透了一切——他知道朱棣会起事,知道我会被夹在中间,所以给我指了条最险的路:既要交,又要忠。
“第三……”爹的声音更弱了,“你性子柔,心肠软。这本是好事,但在朝堂上……是祸根。该硬时,得硬起来。”
他说完这句话,闭上眼睛,胸口起伏得像破风箱。我喊李诚去叫御医,但爹摆摆手:“不用了。该来的,总要来。”
御医还是来了,又是那个王御医。他把了脉,开了方子,说了些“静养为宜”的套话。我送他出门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躲闪:“小公爷节哀。”
我那时不明白,人还没死,为什么要“节哀”。
第二天清晨,爹走了。走得很安静,像睡着了。李诚扑在床边嚎啕大哭,我却哭不出来。我只是坐在那儿,握着爹已经僵硬的手,想着他昨晚说的三句话。
十五岁,我成了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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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国公府的灵堂设了七天。白幡挂满了屋檐,孝服像一片移动的雪。来吊唁的人很多,武将文臣,络绎不绝。每个人都在我面前说“节哀”,说“文忠公千古”,说“小公爷保重”。
我跪在灵前还礼,膝盖肿了,腰直不起来。但我不敢喊疼——现在我是曹国公了,虽然诏书还没下,但所有人都已经这么叫我了。
第三天夜里,守灵的人少了。我靠在棺材边的蒲团上打盹,突然听见外面廊下有压低的说话声。
是府里的两个老家将,都是跟着爹从战场上下来的。一个姓张,断了一条胳膊;一个姓陈,脸上有刀疤。
“……老爷去得太突然。”张老将的声音。
“何止突然,是蹊跷。”陈老将更低声,“前几日还能吃两碗饭,怎么御医一来,反而……”
“嘘——小声点。”
“怕什么?这府里现在……唉。我就是觉得,老爷这病,来得怪,去得更怪。”
“你是说……”
“我什么也没说。但老爷这些年,太招眼了。北伐的功劳,练兵的权柄,还有燕王那边……”
话到这儿断了。脚步声远去。
我坐在黑暗里,浑身发冷。棺材就在我身边,楠木的,很厚,爹躺在里面。七天前他还能摸着我的头说“景隆长高了”,现在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招眼”“蹊跷”“御医”——这几个词在我脑子里撞来撞去。
我突然想起爹喝药时皱的眉,想起王御医躲闪的眼神,想起朱元璋这几年对功臣的处置:廖永忠沉船死了,汪广洋贬了又杀,胡惟庸案牵连上万……
我打了个寒颤。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皇权的重量——不是奏章上的朱批,不是朝堂上的山呼,而是悄无声息地,就能让一个国公“病逝”。
李诚端着热粥进来时,看见我脸色煞白,吓了一跳:“少爷,您怎么了?”
“诚叔。”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爹他……真是病死的吗?”
李诚手里的粥碗“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热粥溅了他一裤腿。他顾不上擦,扑过来捂住我的嘴,眼睛瞪得老大:“少爷!这话万万说不得!”
他的手掌粗糙,带着老茧,还有粥的温热。我透过他的指缝喘气,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记住。”李诚松开手,跪在我面前,声音压得极低,“老爷是病逝的,御医诊断的,陛下哀悼的。只能是病逝。”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哀求,也有警告。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府里上下百口人,都指着我活。我说错一句话,所有人都得死。
我抹了把脸,点头:“我知道了。”
那碗粥最后还是喝了。李诚重新熬的,加了姜丝,说驱寒。我一口一口咽下去,烫得舌尖发麻,但心里还是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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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的七七过后,袭爵的诏书下来了。
典礼在奉天殿举行。我穿着赶制出来的国公朝服——深紫色的,绣麒麟,金线扎得我脖子痒。十五岁的身体还没完全长开,朝服松松垮垮的,得用腰带狠狠勒紧。
朱元璋坐在龙椅上,隔着丹陛,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见司礼太监尖细的声音念诏书,一大堆骈四俪六的词,我只记住一句:“特袭曹国公爵,岁禄三千石,赐丹书铁券——”
丹书铁券。免死金牌。我爹也有一块,但他没用上。
我跪着接过诏书、印信、还有那卷沉甸甸的铁券。起身时,腿一软,差点摔倒。旁边的太监扶了我一把,我瞥见他嘴角一闪而过的讥笑。
是啊,十五岁的国公,乳臭未干,凭什么?
按规矩,接下来要解下父亲的佩剑,换上自己的。但我爹的剑随葬了——他说那是太祖赐的,要带到地下去继续效忠。所以我得佩自己的剑。
我从怀里取出那柄匕首——朱棣送的,木头模型,三年了,我随身带着。本来该佩真剑,但时间仓促,来不及铸。司礼太监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
我把匕首挂在腰间。很小的一柄,和庄重的朝服很不搭,像小孩的玩具。
叩谢皇恩时,我伏在地上,额头贴着冰冷的金砖。听见朱元璋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抬起头来。”
我抬头。第一次这么近看朱元璋——57岁了,脸上沟壑纵横,但眼睛还是亮的,亮得像刀锋。
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我后背冒汗。然后他的目光落在我腰间的匕首上,停了停。
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挥挥手:“去吧。好生学着,莫负你父亲之名。”
我退着出殿,直到转过屏风才敢喘气。贴身的内衫已经被汗浸透了。
后来很多年,我都在想朱元璋那个眼神。他认出那是朱棣的样式吗?他猜到我私交燕王吗?还是他根本不在意,觉得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一把木头匕首,掀不起风浪?
我不知道。圣意难测,这是爹教我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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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府第三天,朱棣的信到了。
送信的是个不起眼的商人打扮的人,说是从北边来的,带了些皮货。李诚把他引到书房时,我还以为是来谈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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