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一次北巡：燕王的学徒（1/2）

洪武十五年，我十三岁，终于能出远门了——去北平，跟着朱棣北巡。

爹答应这事儿前，在书房里踱了三夜步。最后一天早晨，他眼窝深陷，胡茬青黑，把正在啃包子我拎到跟前：“去了北平，事事听燕王吩咐，不许自作主张。”

“是。”我咽下包子馅。

“每日写行程日记，五日一封信寄回来。”

“是。”

“北边冷，多带衣裳。”

“是。”

爹盯着我看了很久，突然伸手把我揽进怀里。我脸贴在他胸口，闻见朝服上的熏香味——那是宫里特制的，每家公侯都不一样，我们李家的味道是松柏混着墨香。

“景隆。”爹的声音从头顶传来，闷闷的，“你娘要是还在……”

他没说完。我娘在我七岁那年病逝的，我只记得她总穿着淡青色衫子，坐在窗前绣花，绣的鸳鸯总是一大一，小的那只歪歪扭扭的。

“爹放心，我懂规矩。”我说。

爹松开我，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牛皮囊：“这里面是云南白药、薄荷膏、还有你娘留下的护身符——开过光的，戴着。”

我接过皮囊，沉甸甸的。后来在北平时，薄荷膏真的用上了——我水土不服起了疹子，抹了三天才好。

出发那天清晨，朱棣亲自来府上接我。他骑着一匹黑马，马脖子挂着红缨，在晨雾里像一团移动的墨。身后跟着二十骑亲卫，铁甲在熹微里泛着冷光。

“文忠兄放心，三个月后，完完整整还你。”朱棣在马上拱手。

爹深深作揖：“有劳殿下。”

我爬上专门给我准备的小马——枣红色的，温顺，叫“赤霞”，是爹从御马监挑的。马鞍是新的，垫着厚厚的软绒，但我坐上去才发现，骑长途和在家溜圈是两回事。

朱棣策马过来，俯身检查我的马肚带：“紧三指，记住了。太紧伤马，太松摔你。”

他的手指修长有力，系扣时又快又稳。我闻见他袖口传来的味道——不是熏香，是皮革、铁器和一种说不清的草木味，后来我知道那是北平城外的野蒿。

“出发。”朱棣一抖缰绳。

马队出了金川门，北上。我回头望，南京城墙在晨雾里渐渐模糊，像一幅褪色的画。

爹还站在府门前，一动不动。那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官道拐弯处。

那一刻，十三岁的我突然有点想哭。

但朱棣在前面，我不能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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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整整一个月。

经过徐州时黄河正在涨水，浑黄的浪头拍着堤岸；过济南时赶上庙会，街上人挤人，糖葫芦的甜味飘出三里地；到德州时我第一次看见运河，千帆过处，槽工们的号子声粗犷得吓人。

朱棣一路上很少说话，但每到险要处，他总会勒马，指给我看：“这里，前元时打过仗。”“那儿，洪武七年有流寇，我亲手斩了匪首。”

他说的“我”，不是“本王”，不是“孤”，就是“我”。这让我觉得，他不是在炫耀，只是在陈述事实，像说“今天吃了米饭”一样自然。

进北平地界那天，下起了小雨。朱棣没穿蓑衣，雨水顺着他盔缨往下淌。他抬手抹了把脸，指着远处灰蒙蒙的轮廓：“看，那就是北平。”

我眯眼看了半天，只看见一片低矮的城垛，比南京差远了。

“不如京城宏伟。”我实话实说。

朱棣笑了：“城墙是不高，但你看——”他马鞭虚指，“北倚燕山，南控中原，东望渤海，西连太行。这不是一座城，这是一把抵住北元喉咙的刀。”

雨渐渐大了，他的话混在雨声里，却一字一字砸进我耳朵里。

在北平城休整了五日，朱棣带我去燕王府。王府还在修，工匠们扛着木石上下穿梭。正殿的梁刚架上，朱棣仰头看了会儿，转头对我说：“将来修好了，你来，我给你留间厢房。”

我当时只当是客气话。后来靖难时，那间厢房真的留了——成了软禁我的地方。

第六天，我们往居庸关去。

出城三十里，景致全变了。南京的柔山软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岩石、稀疏的枯草，风刮过来时带着哨音，吹得人脸生疼。

居庸关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城墙贴着山脊往上爬，箭楼像从石头里长出来的獠牙。守关的将士看见朱棣的旗号，开关放行，铁闸升起时发出的嘎吱声，听得人牙酸。

登上关城时，正是黄昏。朱棣把我拉到垛口前：“往下看。”

我探头——暮色里。风从谷底卷上来，带着土腥味和某种野兽的嚎叫。

“怕吗？”朱棣问。

“不怕。”我说谎了，腿在抖。

“怕也正常。”他却说，“我第一次来这儿，十四岁，跟着徐达大将军。那晚在关城上睡，听见狼嚎，一夜没合眼。”

“现在呢？”我问。

“现在？”朱棣笑了，那笑容在暮色里有些模糊，“现在听不见狼嚎，反倒睡不着了。”

我没懂这话的意思，直到很多年后，我在诏狱里，每个寂静的深夜都盼着有点声音——哪怕是老鼠叫，哪怕是狱卒的鼾声。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心慌。

“殿下。”我看着关外苍茫的群山，“若敌从此入，何以御之？”

朱棣没立刻回答。他手按在冰冷的垛口石上，半晌才说：“所以需要藩王守国门。景隆，你爹是曹国公，你将来也要袭爵——当知守土之责。”

守土。这个词很重，十三岁的我还扛不动。

但朱棣说这话时的神情，我记住了。他望着关外，眼神像鹰，又像守在巢穴边的狼。后来他起兵“靖难”，从北平一路打到南京，大概也是这种眼神。

只是那时他要守的“土”，不再是大明的北疆，而是他自己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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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们宿在关城军营里。营房简陋，土炕上铺着干草，我和朱棣挤一间——他说要教我认星象。

“为将者，天时地利皆需察。”他带我出营房，站在空地上。北边的夜空格外干净，银河像泼出来的牛奶，星星多得数不清。

朱棣指着北方一组星：“那是北斗，勺柄指东是春，指南是夏，指西是秋，指北是冬。”又移向东方，“那颗最亮的是木星，主征伐。若它犯紫微，天下必有兵事。”

我仰头看着，脖子酸了。星星冷冷地眨着眼，像无数双眼睛也在看我们。

“殿下。”我忽然问，“您打过仗，杀过人吗？”

问完我就后悔了。这话太莽撞。

但朱棣没生气。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跟我来。”

回到营房，他从行囊里取出一套甲胄——不是穿在身上那套明光铠，而是一套旧的札甲，甲片已经磨损，有些地方用皮绳粗糙地补过。

“摸摸看。”他说。

我伸手。甲胄冰凉，甲片边缘锋利，有一片还缺了个角。

“此甲随我三年。”朱棣的声音在黑暗里很平静，“杀敌十一人——五个北元骑兵，三个高丽流寇，两个山匪，还有一个……是军中逃兵，我亲手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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