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丧父与袭爵：十五岁的国公（2/2）

“小人受燕王殿下所托，送封信给小公爷。”那人从怀里取出一个油纸包，层层打开，最里面是一封火漆封口的信。

火漆上是燕王的私印——一只蹲着的豹子。

信很短，就几行字：

“惊闻文忠公仙逝，悲痛难抑。景隆弟节哀。兄在北平，关山远隔，不能亲至吊唁，唯遣使致意。弟年幼袭爵，若有疑难，可来信询兄。珍重。棣字。”

没有客套的骈文，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没提“本王”。就是“兄”，就是“弟”，就是“珍重”。

我拿着信，在书房里坐了一下午。窗外春雨淅淅沥沥，打在新发的芭蕉叶上，啪嗒啪嗒响。

李诚进来添茶时，看见我在发呆，小声说：“少爷，燕王殿下……倒是有心。”

“有心是好是坏？”我问。

李诚不答，只是叹气。

又过了几天，宫里传旨，朱元璋召见。这次不是在奉天殿，是在武英殿的暖阁里——更随意，也更让人不安。

暖阁里烧着地龙，热烘烘的。朱元璋只穿了件常服，坐在炕上，正在看奏章。见我进来，他摘下老花镜。

“坐。”他指着对面的绣墩。

我坐了半个屁股。

“袭爵这几日，可还习惯？”朱元璋问，像寻常长辈。

“回陛下，尚在学习。”我答得谨慎。

“学什么？”

“学看账本，学接待宾客，学……学着怎么当个国公。”

朱元璋笑了，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意味：“十五岁，是该学了。你爹像你这么大时，已经跟着朕上战场了。”

我低头：“臣愚钝，不及父亲万一。”

“愚钝不怕，肯学就行。”朱元璋端起茶盏，吹了吹浮沫，“你爹临走前，可有什么交代？”

我心里一紧。想起爹说的“谨事陛下，善交燕王”，这两句能说吗？

“父亲让臣忠君爱国，守好家业。”我选了最安全的答案。

朱元璋点点头，喝了口茶，忽然问：“燕王给你来信了？”

我后背的汗瞬间冒了出来。信使是密来的，信我藏在枕头底下，他怎么知道？

“是。”我不敢撒谎，“燕王殿下遣使吊唁，附了封信。”

“说什么了？”

“让臣节哀，说……若有疑难，可去信询他。”

暖阁里静得可怕。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撞鼓。

良久，朱元璋放下茶盏，叹了一声：“文忠有后矣。”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像自言自语。但我听出了里面的意思——他放心了，因为我还听话，还老实，还能掌控。

从宫里出来时，雨停了。夕阳从云缝里漏出来，把南京城的屋瓦染成金色。我站在宫门外，回头望那重重宫阙，突然觉得那像一只巨兽，张着嘴，等着吞掉所有走进去的人。

李诚在马车边等我：“少爷，回府吗？”

“回。”我说。

马车驶过秦淮河时，我掀开车帘。河上游船画舫，歌女的声音软软地飘过来，唱的是《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十五岁的我听不懂这些。我只是想，爹死了，我成了曹国公。接下来该做什么？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从今天起，我得学会演戏。在朱元璋面前演忠臣，在朱棣面前演贤弟，在所有人面前演一个合格的国公。

演到后来，我自己都分不清，哪部分是演，哪部分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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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坐在诏狱里，嚼着昨天李诚偷塞进来的芝麻糖，想着洪武十七年的那个春天。

爹死了，我活了。活到现在，活成一个笑话。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爹没死那么早，如果他能多教我几年，我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真的成为一个忠君爱国的名将，而不是这个“大明战神”？

但历史没有如果。爹死了，我就得自己走。走错了，也得走完。

狱窗外的天又阴了，要下雨。我摸出怀里那柄真匕首——朱棣后来换给我的，开了锋，能杀人。但我一次也没用过。

就像爹教我的那些道理，我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懂。他说“谨事陛下”，我事了两任陛下，事得一塌糊涂。他说“善交燕王”，我交到把自己交进了大牢。

只有一句我做到了：“该硬时，得硬起来。”

我硬着心肠看着五十万大军溃散，硬着心肠打开金川门，硬着心肠在牢里活了二十多年。

够硬了吧？爹。

我苦笑，把最后一点糖渣舔干净。

牢门响了，老张来送饭。今天居然是红烧肉——肥瘦相间，颤巍巍的，冒着热气。

“李爷，吃吧。”老张说，“听说陛下北征顺利，快过黄河了。宫里今天加餐，咱们这儿也沾点光。”

我接过碗。肉很香，但我吃不出味道。

只是机械地嚼着，咽着，像完成什么任务。

就像十五岁那年，我机械地跪接诏书，机械地佩上匕首，机械地说“臣叩谢皇恩”。

那时候我以为，当国公是荣耀。

现在我知道了，是枷锁。

最重的那种，戴上了，就摘不下来。

除非死。

但我不敢死。

因为爹说：“守好家业。”

因为朱棣说：“珍重。”

因为婉儿说：“活下去。”

他们都让我活，我就得活。

活成什么样，不重要。

活着，就行。

这就是十五岁袭爵的曹国公，最后的觉悟。

挺可笑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