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一次北巡：燕王的学徒（2/2）

我的手停在甲片上。突然觉得那冰凉有了重量，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

“怕了？”朱棣问。

我不知道该点头还是摇头。十三岁的孩子，对“杀人”的概念还很模糊，只知道那是很坏很坏的事。可朱棣说起时，像在说吃饭喝水。

“战场上，不是你杀他，就是他杀你。”朱棣把甲胄收起来，动作很轻，像对待什么珍贵物件，“所以我教你兵法，教你星象，教你守关——都是为了让你将来不必亲手杀人。为将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才是本事。”

这话我当时信了。后来我带五十万大军，确实没亲手杀过人——我让他们去送死，自己坐在中军帐里，那比亲手杀人更糟。

但十三岁的我不懂。我只是觉得，朱棣是个很厉害的人，厉害到能把“杀人”说得这么平静，又把“不杀人”说得这么郑重。

那晚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穿着那套旧札甲，站在居庸关城墙上，关外黑压压的全是敌人。我想放箭，手却抬不起来；想喊，喉咙发不出声。

最后我醒了，一身冷汗。朱棣在旁边的铺位上睡得很沉，呼吸均匀。

月光从窗纸破洞漏进来，照在他脸上。睡着的朱棣，眉宇间那股锋利劲儿淡了，看起来竟有些……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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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巡一共两个月。我们走了居庸关、古北口、山海关，最远到过大宁卫（那时宁王还没就藩）。朱棣每到一处，都要巡视防务、检阅屯田、接见当地士绅。我像个尾巴跟在他身后，记下所有见闻。

回北平前最后三天，朱棣给我放了假：“把你这一路所见所思，写个东西。不拘格式，想写什么写什么。”

我憋在燕王府的厢房里，写了整整两天。最后呈上去的，是一卷名为《北边稚见》的札记——十三岁孩子的“稚见”，现在想想都脸红。

内容大概有这些：

-居庸关险要，但西侧山脊有处缓坡，宜增筑烽燧（其实是朱棣指给我看的）。

-北边军屯多荒废，因将士更愿经商逐利（这是我偷听燕山卫聊天听来的）。

-蒙古诸部虽散，但互市时眼神仍凶，宜严查铁器交易（这是守关老卒告诉我的）。

-最后还大着胆子写了句：“藩王守边固好，然兵权过重，日久恐生骄矜。”

最后这句要命的话，是我自己想的。因为这一路看见燕山卫将士对朱棣的敬畏——那不是对皇子的敬畏，是对主帅的敬畏，眼睛里都带着光。

朱棣看完札记，久久没说话。我站在书房里，手心冒汗，觉得自己完了。

“小子敢言。”他终于开口，却不是训斥，反而笑了，“有胆色。”

我愣住了。

“尤其最后这句。”朱棣把札记卷起来，“虽然幼稚，但肯动脑子。景隆，为将者最忌盲从，你能看出问题，哪怕看错了，也比浑浑噩噩强。”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这话，到此为止。若让御史听见，参你一个‘离间天家’都是轻的。”

我赶紧点头，点得像啄米。

“这卷札记，我替你呈给父皇。”朱棣说，“但最后这句，我会替你抹了。不是怕事，是护你——你才十三岁，不该沾这些。”

我当时感激涕零。后来才明白，他抹掉那句话，未必全是为我——那句话戳中的，正是朱元璋最深的忌讳。

回南京前一天晚上，朱棣在王府设小宴。就我们俩，四菜一汤，还有壶温过的黄酒——他让我也喝半杯。

“景隆。”酒过三巡，朱棣看着我说，“这趟走完，有何感想？”

我想了想：“北边……和南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南京太精致，像盆景。北边……”我搜肠刮肚找词，“北边像没打磨的刀，糙，但锋利。”

朱棣大笑，笑完把杯中酒一饮而尽：“说得好。那你是喜欢盆景，还是喜欢刀？”

我答不上来。十三岁的孩子，哪懂这些。

“不急。”朱棣拍拍我的肩，“你还小，慢慢想。但记住——无论是盆景还是刀，都得有人守着。咱们这样的人，生下来就是守东西的命。”

宴散时，他送我到厢房门口。月光很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三个月后，你爹该想你了。”朱棣说，“回去好好读书，好好习武。将来……总有再见的时候。”

我行礼告退，走了几步回头，他还站在那儿。

那一幕我记了很久。后来我在诏狱里，无数个夜晚会想起那个站在月光下的燕王，想起他说“咱们是守东西的命”。

可他最后没守住藩王的忠，我也没守住臣子的节。

我们都成了自己该守的东西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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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南京的路走了二十多天。越往南，景致越柔，风越暖，但我心里反倒空落落的。

到家时，爹在门口等我。三个月不见，他鬓角的白发又多了几根。

“回来了。”他就说了这一句，然后细细打量我，“黑了，壮了。”

我把《北边稚见》的副本呈给他——朱棣准我抄了一份。爹在灯下看到深夜，看完后长叹一声：“燕王……把你教得太好了。”

这话我当时以为是夸奖。后来爹临终时，我才懂他的意思——教得太好，就会引人注目，引人注目，就容易出事。

三天后，宫里传来消息：朱元璋看了《北边稚见》，御笔批了四个字：“孺子可教”，赏了我一副上好的文房四宝。

爹捧着赏赐，手在抖。晚上他把我叫到祠堂，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让我跪下。

“景隆，今日陛下赏你，是福也是祸。”爹的声音在香烟缭绕里显得缥缈，“从今往后，你不再是孩子了。你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人看着，记着，掂量着。”

我抬头看那些黑漆漆的牌位。最上面是我爷爷李贞的，然后是开平王常遇春的（我爹过继给了常家），再往下，将来也会有我爹的，或许……也会有我的。

“儿子明白。”我说。

我真的明白吗？十三岁的明白，和三十岁、五十岁的明白，从来不是一回事。

那晚睡前，我取出朱棣在居庸关让我摸的那片甲胄——临走时，他掰了一小片给我：“留着，当个念想。”

甲片在烛光下泛着冷光。我摸着那个缺角，想象它曾经刺进过谁的身体，沾染过谁的血。

三年后，朱棣真的送了我一套完整的甲胄，在我十六岁再去北平时。他说：“景隆，该有自己的甲了。”

那套甲我一直没穿过。靖难时我穿的是朝廷发的明光铠，金灿灿的，像戏服。而朱棣送的那套，被我藏在府库最深处，直到抄家时被锦衣卫翻出来。

他们呈给朱棣，朱棣看了很久，最后说：“收进库里吧。”

他没说怎么处置，也没说还给。就像他没处置我，只是把我收进了诏狱这个“库”里。

现在我在牢里，偶尔还会梦见居庸关的风，梦见那晚的星，梦见甲胄冰凉的触感。

然后醒来，摸着身上破烂的囚衣，闻着牢房里永恒的霉味。

十三岁那年，我以为自己摸到了刀的锋刃。

五十岁这年，我才知道，握刀的人，从来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