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2章 市井残雪与海畔长风（2/2）
“在变啊。”芽衣轻轻叹了口气，“去年的调查说，超过半数的人觉得夫妻该同等分担家务，10到29岁的年轻人里，这个比例高达八成。广岛县甚至出台条例，鼓励男性休育儿假，札幌啤酒公司还给休育儿假的员工发奖金，就是怕他们担心给同事添麻烦不敢休。”她顿了顿，语气里带着点复杂，“可就算这样，还有45%的家庭觉得该靠丈夫收入，妻子只做辅助。我邻居佐藤太太，每天要照顾瘫痪的婆婆，还要接送两个孩子，丈夫下班就躲在书房，说是工作累，其实就是习惯了当甩手掌柜。”
我们坐在阅览区的长椅上，旁边几个年轻人正低声讨论着什么。芽衣朝他们瞥了一眼，轻声说：“你看那些年轻人，他们是Z世代，大多对婚姻没什么执念。超过六成的人说不在乎单身一辈子，一半以上不想要孩子。”
“为什么？”
“压力太大了。”芽衣的声音压得很低，“他们从小就听着‘经济形势不好’长大，很多人做非正式员工，月薪只有正式员工的七成。要缴高额社保，要还房贷，养孩子的成本更是高得吓人。对他们来说，婚姻不是必需品，自我实现才重要。”她忽然想起什么，笑了笑，“我表妹今年28岁，在便利店做兼职，她说与其结婚生孩子被家庭捆绑，不如攒点钱去环游世界，至少活得自由。”
我望着那些年轻人脸上青涩却坚定的神情，忽然明白日本的高福利就像一件华丽的和服，表面精致得体，内里却裹着一代人的疲惫与挣扎。超级老龄化让年轻人不堪重负，少子化又让未来岌岌可危，法定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甚至75岁退休能拿双倍养老金，可那些在出租车、餐馆里忙碌的老人，真的是心甘情愿吗？
离开图书馆时，夕阳正缓缓沉入西边的天际，给东京的高楼镀上一层暖金色。芽衣走在我身边，脚步有些迟缓：“有时候我真的想离开这里，去一个没有这么多压力，也没有这么多历史包袱的地方。”她抬头望着天空，眼底掠过一丝彷徨，“可这里有我的家人，有我从小到大的记忆，就像身上的烙印，怎么也抹不掉。”
她的话像一根细针，轻轻刺在我心上。我忽然想起那些拉车的老人，那些在职场挣扎的年轻人，他们都被这片土地束缚着，一边承受着现实的重压，一边对未来茫然无措。
我们沿着河边慢慢走，晚风带着河水的清冽，吹起芽衣的长发。“其实这个民族很可悲，”她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点怅然，“被美国驻军控制着，美债危机最终还是要老百姓买单。他们总说自己是岛国，要出海才能生存，可侵略别人的历史却不肯正视，反而当成生存的必然。”她停下脚步，望着远处的灯火，“我只希望未来不要再有战争，大家都能好好活着。”
我看着她眼底的希冀与不安，忽然觉得喉咙发紧。这个看似平静的岛国，藏着太多矛盾与挣扎，高福利的背后是一代人的牺牲，传统家庭的外壳下是性别分工的博弈，年轻人的自由选择里满是现实的无奈。
走到海边时，夜色已经浓了。茫茫大海在月光下泛着粼粼波光，海风呼啸着掠过礁石，带着一股咸涩的气息。芽衣站在礁石上，望着无边无际的海面，身形显得格外单薄。
“你看，这就是日本，”她轻声说，“一个被大海包围的岛国，从未被外族侵略过，却一直活在焦虑里。现在被美国打压，经济停滞不前，老龄化和少子化越来越严重，就像一艘迷失方向的船，不知道要驶向哪里。”
海浪拍打着礁石，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这个民族的悲与痛。我忽然觉得，日本并不值得同情，它的可悲在于，明明有着完善的福利制度，却让民众活在重压之下；明明知晓历史的真相，却不肯正视与反思；明明渴望自由与安宁，却被现实与历史牢牢捆绑。
芽衣转过头，目光与我相遇，眼底的彷徨渐渐淡了些，多了一丝释然：“至少我们现在能这样走着，能看到这些真实的样子，就够了。”
我点点头，望着她被月光照亮的侧脸，心头那点克制的情愫又悄悄冒了出来。或许这样就好，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一起看遍世间百态，一起感受彼此的心境，这份美好，不必强求，不必点破，就像这海畔的长风，温柔而持久。
离开东京的列车在晨光中穿行，钢筋水泥的丛林渐渐被成片的稻田取代。车窗外，冬末的田野泛着浅褐色的苍茫，偶尔有几簇枯黄的芦苇在风里摇曳，远处的村落稀稀落落，黑瓦白墙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芽衣靠在车窗上，指尖划过玻璃上凝结的水汽：“我们去静冈县的乡村吧，那里还保留着最传统的农耕模式，我表舅就在那边种水稻。”
下了列车转乘乡间巴士，路面渐渐颠簸起来。巴士上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手里拎着小竹篮，里面装着刚买的蔬菜和药品。芽衣低声告诉我，日本农村的老龄化比城市更严重，65岁以上老人占比高达35%，超过七成的农户经营者都在70岁以上，像表舅这样50多岁的，已经算是村里最年轻的稻农了。
巴士在村口停下时，阳光正好穿透薄雾。村口的公告栏上贴满了泛黄的通知，大多是农业补贴申领说明和寻人启事——寻找愿意接手农田的年轻人。表舅已经在路边等候，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裤脚沾着泥土，脸上的皱纹里嵌着常年日晒的黝黑。见到我们，他深深鞠了一躬，声音洪亮却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一路辛苦了，跟我回家喝杯热茶。”
表舅的家是一座老旧的木结构房屋，院子里堆着收割后的稻秆，墙角摆放着几台锈迹斑斑的农机具。进屋坐下，舅妈端来热茶和米糕，她的手布满老茧，指关节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形。“现在种稻越来越难了，”表舅呷了口茶，打开了话匣子，“政府早年说大米过剩，鼓励把水田改种小麦、大豆，给的补贴不多，却让水稻产能降了下来。现在倒好，米价涨得厉害，超市里5公斤大米要卖4000多日元，可我们农民还是赚不到钱。”
他起身领着我们去看稻田，田埂狭窄而泥泞，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成片的稻田里，几个老人正弯腰劳作，其中一位头发全白的老者，背驼得几乎与地面平行，手里的锄头却握得很稳。“那是佐藤老先生，今年92岁了，儿子在东京打工，不愿意回来，他只能自己种地糊口。”表舅叹了口气，“肥料、农药、农机具都在涨价，钢铁和塑料靠进口，船运和燃料成本一涨，农机价格就跟着涨20%到30%。我们种一亩地，政府给的补贴也就3万日元，勉强够买半袋肥料。”
我望着那些在田里忙碌的老人，忽然想起东京街头拉车的老者，他们都是被生活推着前行的人，本该安享晚年，却不得不继续劳作。芽衣蹲在田埂上，轻轻抚摸着枯黄的稻茬，轻声说：“很多人以为日本农民收入高，超过国家公务员，其实那都是统计数据的假象。”她转头告诉我，日本农业单位面积产值虽高，但大多来自经济作物，普通稻农的农业年收入多年来一直徘徊在120万日元左右，很多农户都处于赤字状态，全靠子女在外打工补贴家用。
午后，我们跟着表舅去镇上的农协交售新米。农协的收购价格比市场价低了不少，表舅说，大米流通要经过多层批发商转手，每一层都要加价，到消费者手里价格翻了几番，可农民能拿到的却寥寥无几。在农协门口，我们遇到了几位来交米的老人，他们大多独自前来，背着沉甸甸的米袋，步履蹒跚。其中一位老人告诉我们，他的老伴卧病在床，子女在大阪工作，一年也回不来一次，种地和照顾老伴的担子，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