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2章 黄土·血海·迁徙令（下）（1/2）
“那你的意见是？”
“放弃南京，迁都武汉或重庆。”白崇禧说得很直接，“保存实力，以空间换时间，做长期抗战准备。”
有人反对：“南京是首都！不战而弃，国际观瞻何在？民心士气何在？”
“打输了再弃，就有观瞻了？”白崇禧冷笑，
“上海我们打了三个月，伤亡三十万，结果呢？南京再打，只会输得更惨。”
会议室吵成一团。主战派和主撤派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蒋介石一直没说话。他听着双方的争论，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决定——必须撤。上海的战败已经证明，正面硬拼拼不过日本人。
但他不能立刻说出来，他要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个能说服所有人的理由。
会议从上午开到傍晚，没有结果。散会后，蒋介石独自走上阳台。
南京的秋夜已有凉意。
远处紫金山的轮廓在暮色中模糊不清，山下隐约能看见工兵在修筑最后一道防线——
那些沙包和铁丝网，在日军的重炮面前，能撑多久呢？
宋美龄走过来，给他披上外套：“达令，决定了吗？”
“决定了，”蒋介石说，“迁都重庆。”
“什么时候宣布？”
“等南京打起来再说。”蒋介石的声音很冷，
“总要打一打，给国内外一个交代。”
“但告诉陈诚，撤退的通道必须提前准备好——长江上的船，去武汉的火车，还有……”
他顿了顿：“政府机关的文件、档案，特别是国库的黄金和外汇，要第一批运走。”
宋美龄点头。她看着丈夫的侧脸，这张脸在上海开战前还充满自信，现在却爬满了疲惫和焦虑。
“英美那边……”她试探着问。
“还在观望，”蒋介石苦笑，
“美国人在卖石油给日本，英国人在香港扣我们的军火。美龄，我们只能靠自己。”
两人沉默地看着南京的夜景。
这座城市曾是六朝古都，见证过无数兴衰。现在，又要见证一场惨烈的沦陷。
“汉卿那边……”宋美龄忽然提起张学良，“他还关在江西？”
“嗯。”
“要不要……让他出来？毕竟他是抗日将领，在军民中……”
“不行。”蒋介石斩钉截铁，“放他出来，第一个反的就是我。”
宋美龄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她知道，丈夫的心病，这辈子都治不好了。
十月二十五日，长春伪满皇宫。
溥仪坐在“同德殿”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日满经济统制协定草案》。厚厚的几十页，日文和中文对照，条款密密麻麻。
根据这份协定，伪满洲国境内所有重要产业——
鞍山的钢铁、抚顺的煤矿、本溪湖的铁矿、大豆粮食的生产和出口——全部由日本“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满洲拓殖公社”控制。名义上是“日满合资”，实际上日本人占股都在七成以上，且掌握绝对管理权。
也就是说，他这个“皇帝”治下的土地和资源，绝大部分已经不归他管了。
“陛下，”吉冈安直站在办公桌前，笑容可掬，
“只要签了这份协定，皇军就能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更好地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这也是‘满洲国’对帝国友谊的体现。”
溥仪的手在抖。
他努力控制住，拿起笔。
笔尖悬在签字处，却落不下去。
“陛下？”吉冈的声音里带上一丝冷意。
“朕……朕想问问，”溥仪的声音发干，“这些产业……以后盈利了，‘满洲国’能分多少？”
“当然会按股份比例分配，”吉冈说得很自然，
“不过前期需要大量投入，盈利可能需要几年时间。陛下放心，帝国不会亏待‘满洲国’的。”
骗鬼的话。溥仪心里想。
但他还是签了字。
吉冈满意地收起文件，又说：
“另外，关东军司令部希望陛下能发表一篇广播讲话，号召‘满洲国’民众全力支持圣战。特别是粮食，现在前线需要大量军粮……”
“粮食？”溥仪抬起头，“去年不是已经征收过一次了吗？民间存粮不多了……”
“所以要陛下出面，”吉冈的笑容变得意味深长，
“陛下是‘满洲国’的皇帝，您的话，百姓会听的。”
“毕竟……饿几顿肚子，总比被‘反满抗日分子’害了性命好，对吧？”
赤裸裸的威胁。
溥仪感觉胸口一阵闷痛。
他想起上个月看到的密报——黑龙江几个村庄因为交不出足够的粮食，被宪兵队以“通匪”罪名屠了村。
男女老少，一个不留。
而他，要替日本人要粮。
“朕……朕知道了。讲话稿……你们拟好了吗？”
“已经拟好了，”吉冈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
“陛下照着念就行。广播时间定在下周二晚上八点，全‘满洲国’的电台都会转播。”
吉冈离开后，溥仪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到天黑。
侍卫进来点灯，看见他脸色苍白，小心翼翼地问：“陛下，要不要传御医？”
“不用，”溥仪摆摆手，“你们都出去。”
人都走了，他才从抽屉最底层拿出一个小木盒。
打开，里面是一枚玉玺——
不是现在用的“满洲国皇帝之宝”，而是当年在紫禁城时用的“大清皇帝之宝”。
白玉质地，螭龙钮，印文是满汉合璧。
这玉玺是他从天津偷带出来的，日本人不知道。
他抚摸着冰凉的玉玺，想起登基那天的情形——
紫禁城太和殿。
那年他三岁，穿着小小的龙袍，坐在巨大的龙椅上，脚下跪着黑压压的文武百官。
虽然不记得细节，
但那种被万人朝拜的感觉，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威严，却深深刻在记忆里。
而现在呢？
他是什么？一个傀儡，一个替日本人要粮的喇叭，一个连自己妻子都保护不了的可怜虫。
婉容……她现在在哪里？还在写文章骂他吗？
也许她骂得对。
他活该被骂。
眼泪滴在玉玺上，他赶紧擦掉。不能哭，哭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至少，他还有这个玉玺。至少，爱新觉罗氏的传承还在。
这个念头支撑着他，把最后一点尊严，最后一点自我，牢牢锁在心底最深处。
十月二十八日，延安。
张宗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杨家岭的一孔普通窑洞里。
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没有卫兵森严，没有繁文缛节，就是一间简朴的会客室，几张木椅，墙上挂着地图，桌上摆着茶壶茶杯。
周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脚上是布鞋，
但身姿挺拔，眼神明亮。他和三人一一握手，握手很有力。
“陈致远同志，欢迎你，”他先对陈致远说，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过，德国留学，无线电专家。延安条件简陋，但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才。”
陈致远激动得脸都红了：“周副主席，我……我一定尽力！”
“李文同志，路上辛苦了。听说你发报技术很好？”
“还……还行，”李文紧张地说，“跟李叔学的。”
“李叔？”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称呼。
李文低下头：“就是……就是石臼所那个卖香烛的老李。他……他牺牲了。”
窑洞里安静了一瞬。周恩来点点头，声音温和但郑重：“我们会记住他的。”
最后轮到张宗兴。
周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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