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2）

大汉孝惠三年，燕赵大地，广川郡。

朔风卷着寒雪，掠过冀中平原的阡陌村落，敲打着一户寒门的柴扉。

屋内无甚炭火，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映着一个稚童伏案的身影。

那孩子不过八九岁年纪，身着打了数道补丁的粗布衣衫，冻得通红的小手握着一支简陋的木笔，在竹简上一笔一划地誊抄着经文，眉头微蹙，眼神却亮得惊人，仿佛那满篇晦涩的文字里，藏着能驱散世间所有寒意的光。

这个孩子，便是董仲舒。

彼时的大汉，才从秦末的战火狼烟里喘过气来，天下初定，百废待兴。

高祖刘邦提三尺剑斩白蛇定天下，靠的是铁血杀伐与知人善任，却瞧不上那些咬文嚼字的儒生。

当年儒生郦食其求见，刘邦竟让侍从把人赶出去，还骂骂咧咧道：“老子马上得天下，要诗书何用！”

朝堂之上，功臣宿将多是屠狗贩缯之辈，朝堂之下，黄老无为之道盛行，休养生息成了治国的核心，儒家学说，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支，偏居一隅，无人问津。

广川郡地处燕赵，民风剽悍，尚武轻文，邻里街坊见董仲舒整日埋首书卷，不问稼穑，不习弓马，皆是摇头叹息：“董家这孩子，怕是读傻了。”

有人劝其父：“如今乱世刚平，男儿当学骑射，建功立业，舞文弄墨能换几斗米？不如让他下地耕作，也好养家糊口。”

董父闻言，只是沉默。

他是个本分的农夫，大字不识几个，却瞧着儿子眼中那股旁人没有的执拗，终究狠不下心来。

他不懂什么诗书礼乐，却知道这孩子心里装着旁人看不懂的东西，那东西，比田地，比庄稼，比眼前的温饱，要大得多。

于是，在旁人的不解与嘲讽中，董仲舒踏上了一条孤独的求学路。

他年少孤贫，无师无友，便循着古籍记载，远赴齐地求学。

齐地是儒学重镇，自孔子周游列国，孟子讲学稷下，此地便成了天下儒生的圣地，藏着世间最完备的儒家典籍，也留着最纯正的儒学传承。

彼时，《春秋公羊传》在齐地盛行，此学重微言大义，讲天人感应，谈尊王攘夷，字字句句皆藏着经世治国的大道，董仲舒一见之下，便如痴如醉，从此便一头扎进了《公羊》的世界里，再也不曾回头。

世人都说读书苦，可董仲舒的苦，是旁人难以想象的苦。

他求学之时，居于学舍，每日鸡鸣而起，夜半方休，渴了便饮一口冷水，饿了便啃一块干饼，寒冬腊月里，衣衫单薄，便裹着茅草取暖，酷暑盛夏中，蚊虫叮咬，便以布巾裹头，依旧手不释卷。

他不与旁人交游，不参与宴饮游乐，甚至连自家的园子都不曾踏足——后人传说，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并非刻意标榜清高，而是他当真沉浸在经书之中，浑然忘却了外界的一切。

有人说他迂腐，有人说他偏执，可只有董仲舒自己知道，他读的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华夏千年的文脉，是乱世之中救世的良方。

他看着大汉江山初定，却依旧乱象丛生：诸侯割据，尾大不掉；匈奴犯边，烽火不绝；民生凋敝，贫富悬殊；礼法缺失，人心涣散。黄老无为之道虽能让天下休养生息，却终究治不了根本，若长此以往，大汉终将重蹈秦亡的覆辙。

他在竹简上写下一行字：“治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少年董仲舒，便已立下宏愿——此生不求高官厚禄，不求扬名立万，只求以儒术正纲纪，以思想定乾坤，让大汉江山长治久安，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让华夏文明，能在儒学的根基之上，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这是一个少年的狂想，也是一个儒者的初心。

彼时的他，尚是广川郡里一个默默无闻的书生，无人知晓他的名字，更无人相信，这个寒门子弟，终将在数十年后，站在大汉朝堂的中央，以一篇《天人三策》，撬动整个天下的思想格局，为汉家王朝定下千年不变的治国基调，也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刻下最深的烙印。

董仲舒的求学之路，一走便是二十余年。

二十余年里，他走遍齐地，遍访名师，穷尽诸子百家之学，却始终以儒家为宗，以《公羊春秋》为核心，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他摒弃了先秦儒学中迂腐僵化的部分，吸纳了黄老之学的天道观，融合了阴阳家的五行说，将原本零散的儒家思想，整合为一套完整的、兼具理论性与实用性的治国思想体系。

他不再是那个只知埋头苦读的稚童，而是成了满腹经纶、胸有丘壑的大儒。

他的学识，在齐地声名鹊起，四方学子听闻其名，纷纷不远千里前来拜师求学，一时间，董仲舒的学舍之中，弟子云集，门庭若市。

他讲学授徒，从不藏私，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讲解《春秋》，剖析大义，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听得弟子们如痴如醉。

有人问他：“夫子之学，博大精深，可如今朝堂之上，黄老当道，儒生不受重用，夫子这般讲学，又有何用？”

董仲舒抚须一笑，目光望向长安的方向，缓缓道：“道之兴废，不在一时，而在万世。黄老之道，可解一时之困，却难撑万世之基。汉家江山，终将需要一套能定国安邦、教化万民的思想，而儒学，便是那唯一的选择。我今日讲学，并非为了一时之功，而是为了传承薪火，待天时一到，自有星火燎原之日。”

他的目光，沉静而坚定，仿佛早已看透了历史的走向。

彼时的大汉，正悄然发生着巨变。高祖刘邦驾崩后，吕后专权，诸吕乱政，幸而周勃、陈平诛吕安刘，迎立文帝刘恒，大汉江山才重回正轨。

文帝仁厚，景帝开明，文景二帝奉行黄老无为之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造就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天下富庶，仓廪实而知礼节，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渐强盛。

可盛世之下，危机依旧暗藏。

景帝时期，吴王刘濞联合七国诸侯，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起兵反叛，史称“七国之乱”。叛军声势浩大，一度逼近长安，景帝无奈之下，腰斩晁错，却依旧挡不住叛军的兵锋，最终只得派周亚夫率军平叛，历经三月，方才平定叛乱。

七国之乱，如同一记警钟，敲醒了大汉的统治者。

黄老无为之道，纵容了诸侯的骄横，放任了地方的割据，若再不加强中央集权，再不确立正统思想，大汉江山，终将分崩离析。

文景二帝虽依旧奉行黄老之学，却也开始重视儒学，文帝设立经学博士，景帝重用儒生晁错，儒学的曙光，终于穿透了黄老的阴霾，照进了大汉的朝堂。

董仲舒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丝变化。他知道，属于儒学的时代，即将到来。

他依旧在广川讲学，却不再闭门造车，而是密切关注着朝堂的动向，揣摩着帝王的心思，完善着自己的思想体系。

帝王需要的，不是空谈仁义道德的儒生，而是能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的谋士。

大汉需要的，不是零散的儒家学说，而是一套能统摄天下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秩序的完整理论。

于是，他在《公羊春秋》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大一统”的核心思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认为，天下万物，皆应归于一统，政治上，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确保皇权至高无上；思想上，要摒弃诸子百家，独尊儒术，确保天下百姓思想统一，人心归向。

这一思想，正中大汉帝王的下怀。

文景之后，汉武帝刘彻登基。

这位少年天子，雄才大略，意气风发，自登基之日起，便不甘于守成，一心想要开创一番宏图伟业，想要让大汉江山，威震四海，光耀千秋。

黄老无为之道，早已不适合这个蒸蒸日上的王朝，他需要的，是一种积极进取、能支撑他开疆拓土、治国安邦的思想，而董仲舒的“大一统”与“独尊儒术”，正是他苦苦寻觅的答案。

建元元年，汉武帝下诏，征召天下贤良方正之士，入朝对策，询问治国之道。消息传来，天下儒生振奋不已，纷纷奔赴长安，董仲舒也在其中。

这一年，董仲舒已是年近花甲的老者。

半生蛰伏，半生治学，他从一个寒门少年，走到了大汉朝堂的门前，等待着一个能让他一展抱负的机会。

他收拾行囊，辞别弟子，踏上了前往长安的路。

前路漫漫，吉凶未卜，可他的心中，却没有丝毫畏惧，只有满腔的热血与期待。

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来了。

长安未央宫，金銮殿上，灯火通明，庄严肃穆。

汉武帝端坐龙椅之上，目光扫过阶下数百名贤良之士，年轻的脸上带着几分威严，几分期待。

他亲自主持策问，接连抛出三道关乎天下治乱、国家兴亡的大题：一是问“天命与情性”，二是问“王道之兴衰”，三是问“治乱之根本”。

数百名贤良之士，有的引经据典，有的空谈仁义，有的畏首畏尾，所言皆未能入汉武帝的法眼。

直到董仲舒呈上自己的三篇对策，汉武帝阅罢，顿时眼前一亮，拍案叫绝，当即下令，召董仲舒上殿，亲自问询。

这三篇对策，便是名垂青史的《天人三策》。

朝堂之上，董仲舒从容不迫，面对汉武帝的诘问，对答如流，字字珠玑，句句切中要害。

他以《公羊春秋》为根基，结合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之说，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国思想，为汉武帝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治国蓝图。

其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董仲舒认为，天是万物之祖，至高无上，天子乃是天的儿子，受命于天，统治天下，这便是“君权神授”。

天子的行为，必须顺应天意，若天子勤政爱民，施行仁政，则天降祥瑞，国泰民安；若天子荒淫无道，施行暴政，则天降灾异，以示惩戒。

这一思想，将皇权与神权绑定，既抬高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又以天意约束了皇权，让帝王不敢肆意妄为。

其二，大一统，独尊儒术。

这是董仲舒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为大汉定下的立国之本。

他直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他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思想混乱，诸子百家各行其道，百姓无所适从，诸侯借机割据，挑战中央权威。

唯有摒弃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定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才能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进而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确保皇权稳固，天下安定。

其三，兴太学，举贤良。

董仲舒深知，思想的传承，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国家的治理，离不开贤能的辅佐。

他建议汉武帝，设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培养大批精通儒术的人才；同时，改革选官制度，废除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以德行与学识为标准，选拔贤良方正之士入朝为官，让天下英才，皆为大汉所用。

其四，德主刑辅，礼法并用。

董仲舒摒弃了先秦儒学重德轻刑的偏颇，也摒弃了秦朝重刑轻德的残暴，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治国理念。

他认为，治国当以仁德教化为主，以刑罚惩戒为辅，先用儒家的仁义道德教化万民，让百姓知礼守义，再用法律约束恶行，惩治奸邪，如此方能实现天下大治。

其五，限田抑兼并，以安民生。

董仲舒目睹了大汉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

他建议汉武帝，限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保障百姓的基本生计，认为“民者，国之本也”，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洋洋洒洒，字字千钧，从天道到人事，从思想到政治，从人才到民生，为汉武帝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治国体系。

这套体系，既契合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开创盛世的雄心，又顺应了天下百姓渴望安定、期盼教化的民心，更传承了华夏千年的儒学文脉，兼顾了理论性与实用性，堪称千古绝唱。

汉武帝听罢，龙颜大悦，对董仲舒的学识与见识赞不绝口，当即想要任命董仲舒为公卿重臣，委以重任。

可朝堂之上，从来都不是一片坦途。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触动了黄老学派与权贵势力的利益，他们纷纷站出来反对，诋毁董仲舒的学说，排挤董仲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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