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2）

丞相田蚡、太尉窦婴虽推崇儒学，却也忌惮董仲舒的才华与声望，担心他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而汉武帝虽赏识董仲舒，却也深知，推行儒术，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

最终，汉武帝未能任命董仲舒为中枢重臣，而是任命他为江都王刘非的国相。

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兄长，此人骄横跋扈，勇猛好斗，素有野心，曾参与七国之乱，虽未获罪，却始终被汉武帝所忌惮。

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既是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考验，也是对他的保护——让他远离朝堂的纷争，在地方上践行自己的儒术，用实际成果，证明儒术的价值。

董仲舒欣然领命。

欲行大道，不必身居中枢，哪怕是在一方诸侯之地，也能践行自己的理想。

他辞别汉武帝，奔赴江都，开始了自己的地方执政生涯。

半生蛰伏，一鸣惊人，董仲舒以一篇《天人三策》，让儒学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站在了大汉思想的核心位置，为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都国，地处江淮，富庶之地，却也是豪强横行、民风彪悍之地。

江都王刘非，自恃是天子兄长，骄奢淫逸，目无王法，国中官吏皆畏惧其权势，不敢有所作为，百姓怨声载道，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董仲舒抵达江都之时，刘非正意气风发，想要效仿当年的吴王刘濞，割据一方，图谋不轨。

他见董仲舒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心中甚是不屑，故意刁难，想要给董仲舒一个下马威。

一日，刘非召董仲舒入府，问道：“昔日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等霸业，何其壮哉！寡人亦有此志，先生以为，寡人可否效仿齐桓晋文，成就一番霸业？”

此言一出，满府文武皆大惊失色。

齐桓公、晋文公乃是春秋霸主，称霸于周天子之下，而刘非身为大汉诸侯，竟想称霸，无异于谋逆，此言若是传入长安，必是杀身之祸。

众人皆以为，董仲舒定会畏惧刘非的权势，含糊其辞，不敢直言。

可董仲舒却神色不变，从容答道：“夫五霸者，乃三王之罪人也，乃诸侯之盟主也。齐桓晋文，虽称霸一时，却终究是僭越之举，违背了君臣之道，扰乱了天下秩序。今大汉天子，圣明神武，一统天下，皇权至高无上，诸侯当恪守臣道，安分守己，辅佐天子，安定一方，岂能有称霸之心？大王身为天子兄长，更应以身作则，忠孝两全，若行称霸之事，必遭天谴，祸及自身。”

这番话，字字铿锵，句句直刺刘非的痛处，满府文武皆吓得噤若寒蝉，生怕刘非震怒，降罪于董仲舒。

可刘非听罢，却沉默良久，最终竟缓缓起身，向董仲舒拱手道：“先生所言极是，寡人知错了。”

他并非真心悔过，却被董仲舒的学识与胆气所折服。

他知道，董仲舒所言，皆是至理名言，也知道，汉武帝的眼睛，时刻盯着江都，若自己真的图谋不轨，必将万劫不复。

董仲舒见状，趁热打铁，向刘非进言，请求在江都推行儒术，以仁德教化万民，以礼法约束豪强，整顿吏治，安定民生。

刘非虽心有不甘，却也深知董仲舒的才能，便应允了他的请求，让他全权处理江都的政务。

自此，董仲舒在江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自己的儒术思想，付诸实践。

他首先整顿吏治，废除了江都国原有的任人唯亲的选官制度，以德行与学识为标准，选拔贤能之士为官，罢免了那些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官吏。

他以身作则，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每日批阅公文至深夜，走访民间，体察民情，了解百姓的疾苦，制定出符合江都实际的政策。

其次，他推行仁德教化，在江都各地设立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招收子弟入学，传授仁义道德，让百姓知礼守义，明辨是非。

他亲自讲学，教化万民，告诫百姓要孝亲敬长，和睦邻里，安分守己，勤劳耕作。

久而久之，江都的民风逐渐变得淳朴，百姓之间的纷争日渐减少，社会秩序也日渐安定。

再次，他抑制豪强，安抚民生。

江都的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欺压百姓，横行乡里，董仲舒下令，限制豪强兼并土地，将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的百姓，减轻百姓的赋税与徭役，鼓励百姓耕作，发展生产。

他还下令，兴修水利，治理水患，保障百姓的生计。

数年之间，江都的经济日渐繁荣，百姓的生活日渐富足，原本怨声载道的江都，变得国泰民安，一片祥和。

更令人称道的是，董仲舒以儒术化解戾气，以仁德感化人心。

江都之地，原本民风彪悍，好勇斗狠，常有宗族械斗、仇杀之事发生，董仲舒便亲自前往调解，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劝说双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化解了无数恩怨，让原本剑拔弩张的宗族，握手言和，和睦相处。

有一次，江都境内遭遇大旱，数月无雨，田地干裂，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刘非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只得向董仲舒请教。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之说，认为旱灾乃是上天对江都百姓的惩戒，也是对诸侯王与官吏的警示。

他下令，江都王与各级官吏，皆斋戒沐浴，反省自身，减免赋税，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同时，他亲自率领百姓祭祀天地，祈求降雨。数日之后，天降甘霖，旱情得以缓解，百姓无不感恩戴德，对董仲舒奉若神明。

此事过后，董仲舒在江都的声望达到了顶峰，百姓皆称他为“董圣人”，江都王刘非也对他敬重有加，言听计从，再也不敢有称霸之心，安心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诸侯王。

董仲舒在江都为官数年，以儒术安民，以仁德治国，将一个原本混乱不堪的江都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国泰民安。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儒术并非空谈，而是能真正治国安邦、造福百姓的良方。

他的政绩，传入长安，汉武帝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更加坚定了推行儒术的决心。

可树大招风，董仲舒的才华与声望，终究还是引来了旁人的嫉妒与陷害。

江都国的豪强势力，因董仲舒抑制兼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便暗中勾结朝中权贵，诋毁董仲舒，诬陷他以天人感应之说蛊惑诸侯王，图谋不轨。

汉武帝虽不信这些谗言，却也深知，董仲舒的存在，已然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若继续让他留在江都，恐遭不测。

于是，汉武帝下诏，将董仲舒调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

胶西王刘端，比江都王刘非更加骄横残暴，荒淫无道，素有“暴君”之称，历任国相，皆被他以各种罪名陷害致死，无人敢前往胶西赴任。

汉武帝调任董仲舒为胶西相，既是对他的考验，也是对他的保护——胶西王虽残暴，却素来敬重大儒，或许不会为难董仲舒。

董仲舒深知，自己的仕途，已然走到了尽头。

他半生治学，半生为官，一心想要践行儒术，造福天下，可朝堂之上，纷争不断，权贵当道，想要推行儒术，何其艰难。

他已年近古稀，身心俱疲，再也经不起朝堂的纷争与诸侯的刁难。

于是，在前往胶西赴任不久之后，董仲舒便以年老多病为由，上书汉武帝，请求辞官归隐，潜心治学，不再过问政事。

汉武帝深知董仲舒的心意，也感念他的功绩，便应允了他的请求，准许他辞官归乡，赏赐他大量的金银绸缎，让他安享晚年。

就这样，董仲舒辞别了朝堂，辞别了官场，回到了阔别数十年的广川故里，开始了自己最后的治学生涯。

归乡之后的董仲舒，隐居于广川故里，闭门谢客，潜心着书立说，教书育人。

他虽远离了朝堂，却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

他深知，儒术的推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代代相传，薪火不息。

于是，他将自己毕生的学识与思想，倾注于笔墨之中，着书立说，完善自己的儒学体系；他广收弟子，讲学授徒，将自己的思想传承下去，为大汉培养了大批精通儒术的人才。

他的着作，多达百余篇，其中最着名的，便是《春秋繁露》。

这部着作，以《公羊春秋》为核心，融合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大一统等思想，系统地阐述了董仲舒的儒学体系，是中国儒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核心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

这一思想，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伦理道德准则，深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发展。

“三纲五常”，看似严苛，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纲”确立了社会的等级秩序，维护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保障了家庭的稳定和谐；“五常”则确立了个人的道德准则，规范了百姓的言行举止，让社会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这一思想，既契合了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又传承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除了《春秋繁露》，董仲舒还着有《举贤良对策》《春秋决狱》等着作。

《春秋决狱》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审理案件，定罪量刑，将儒家的道德准则与法律相结合，开创了“礼法合一”的先河，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讲学授徒，弟子遍布天下，其中不乏日后成为大汉重臣的人才，如公孙弘、主父偃等人，皆是董仲舒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这些弟子，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带入朝堂，践行于治国理政之中，推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终实现，让儒学真正成为了大汉的正统思想，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主流思想。

归乡之后的董仲舒，虽隐居不出，却依旧心系天下，关注着朝堂的动向，关注着大汉的兴衰。

他听闻汉武帝推行儒术，设立太学，选拔贤能，开疆拓土，威震四海，心中甚是欣慰；他听闻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巫蛊之祸，太子蒙冤，心中又甚是悲痛。他曾多次上书汉武帝，劝谏他勤政爱民，体恤百姓，停止征战，休养生息，可此时的汉武帝，已然晚年昏聩，未能采纳他的建议。

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反省自己的过错，停止征战，休养生息，重拾仁政，大汉江山才得以转危为安。

董仲舒听闻此事，泪流满面，他知道，汉武帝终究还是醒悟了，他毕生追求的儒术治国，终究还是在大汉得以实现。

汉武帝太初元年，董仲舒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七十九岁。

他离世之时，广川故里，万人相送，弟子们披麻戴孝，痛哭流涕，百姓们焚香祈福，感念他的恩德。

汉武帝听闻董仲舒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下令厚葬董仲舒，追封他为“江都易王相”，以示哀悼。

董仲舒离世后，他的思想，被汉武帝全面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了大汉的基本国策，儒学正式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历经汉、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从未动摇。

他的“大一统”思想，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让华夏大地，历经数次战乱，却始终能走向统一，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凝聚力；他的“独尊儒术”，统一了天下思想，教化了万民百姓，让儒家的仁义道德，成为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内核，塑造了华夏民族的性格；他的“三纲五常”，确立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成为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德主刑辅”，开创了礼法合一的治国理念，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让中国成为了一个礼仪之邦，一个法治之国。

董仲舒的思想，对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汉家儒宗”，成为了中国儒学史上继孔子、孟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学大师。

当然，董仲舒的思想，也并非完美无缺，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糟粕与局限。

他的“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虽约束了皇权，却也神化了皇权，让皇权变得至高无上，不可撼动，为后世的君主专制埋下了隐患；他的“三纲五常”，虽维护了社会秩序，却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压抑了人性的解放，成为了后世封建礼教压迫百姓的工具；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统一了思想，却也扼杀了学术的自由，让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渐衰落，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多元化发展。

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董仲舒的思想，有精华，也有糟粕；有进步，也有局限。可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更不能因为他思想中的糟粕，而否定他的功绩，否定他对华夏文明的贡献。

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董仲舒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一个王朝的命运，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影响了一个文明的走向。

他的名字，终将与孔子、孟子比肩，被万世敬仰；他的思想，终将融入华夏文明的血脉，永世流传。

参考《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