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征应九（人臣咎征）（2/2）

他望着那已被新柱替代、正轰然转动的水碾，又看了看溪水中摇头摆尾迅速游远的那点灰色影子，阳光照在水面上，碎金乱玉，他却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

日子似乎恢复了平静。水碾运转如常，秋粮顺利入仓。路敬淳回到洛阳，继续在着作局埋首故纸堆，编纂史籍。他文名日盛，为人也算勤谨，只是“柱中活鱼”的阴影，偶尔会在夜深人静时悄然浮现。

数年时光，在朝局的波谲云诡中悄然流逝。武则天称帝，改元如意，朝堂气氛愈发微妙。路敬淳因其学识被倚重，参与编修《则天实录》等要籍，接触了不少宫廷秘闻与敏感记载。他本以为只要谨慎笔削、严守本分即可无虞。

然而，政治风暴的来临往往猝不及防。如意年间，一桩牵涉朝臣的“谋逆”案发，株连甚广。路敬淳因曾为案中某位获罪官员撰写过碑文，又因其编纂职务能接触机要，竟被罗织入罪。指控的罪名似真似幻，辩白的机会微乎其微。顷刻之间，他从清要的文官沦为阶下囚。

狱中阴暗潮湿。某个寂静的夜里，路敬淳忽然无比清晰地想起了济源庄上，那根被劈开的旧木柱，以及木心深处那条艰难呼吸的鲇鱼。此刻的自己，与那鱼何其相似——看似居于安稳之处（朝堂、柱中），实则早已脱离赖以生存的“活水”（正道、时势），被困于无形的“木心”（权术、罗网）之内，生死操于他人之手。那五六尺的悬空高度，是否正预示了今日身陷囹圄、上下无着的境地？

他终于明白了那异象并非无稽之谈。它警示的或许并非玄怪命运，而是一种深刻的隐喻：当一个人所处的“结构”（无论是木柱，还是官场身份）本身已从内部开始腐朽、与滋养他的本源（如水，如道义）割裂时，表面的完整不过是脆弱的假象。一旦结构更换或破裂，内里的异常与危机便暴露无遗。

不久，判决下达。路敬淳未能幸免。

路敬淳的遭遇，犹如一声悠远的警钟。它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结构”之中——是赖以谋生的职业，是安身立命的组织，还是维系自我的认知——都需时常自省：我们是否已与源头活水般的初心、正道或真实需求悄然脱节？是否像那条离水之鱼，依赖着内部残存的湿气苟活，却对整体的腐朽与危机浑然不觉？真正的安稳，不在于外部框架的看似坚固，而在于内外贯通、生机不息。唯有常怀惕厉，保持与根源的畅通，方能在变幻的时势中，觅得一份脚踏实地的安然。

8、张易之

武则天晚年的神都洛阳，正是权势与奢靡交织的顶峰。在靠近皇城的通济坊内，一块最好的地皮被圈了起来，日夜赶工兴建着一座前所未有的宅邸。它的主人，是此刻红得发紫的奉宸令张易之。

这位以姿容俊美得幸于女皇的权臣，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需要小心翼翼的歌者。他与兄弟张昌宗把持朝政，气焰熏天，这座正在兴建、被称作“大堂”的宴客厅，便是他权势最直观的宣言。他不耐烦地挥退禀报花费的管家：“区区数百万钱，也值一提？要的是让人过目难忘，让那些自诩清高的王公们，进来便自惭形秽！”

于是，最昂贵的红粉被调成泥浆，涂抹墙壁，色泽娇艳如处子之面；文柏木被制成薄板，镶嵌廊柱，纹理间暗香浮动；琉璃瓦在日光下折射虹彩，沉香木的雕花构件让空气都染上甜腻。这座“大堂”不像人间屋舍，倒像竭尽所能从仙境挖来一角，勉强安放在洛阳的土地上。

落成之夜，张府大宴宾客。烛火通明，映得红壁愈发妖艳，柏柱幽香混着酒气，舞姬的彩袖拂过琉璃屏风。张易之紫袍金冠，接受着潮水般的谄媚。他望着满堂匍匐，心中快意如沸，权势的味道，比任何香料都更令人沉醉。喧嚣直至深夜方散。

翌日清晨，管家连滚爬进后堂，面无人色：“爷……您，您快去看看吧！”

张易之皱着眉来到尚未收拾完毕的大堂。晨光熹微中，只见那面最醒目、最为他得意的红粉主墙上，赫然有一行巨大的字迹，墨色淋漓，仿佛是以最粗陋的刷帚，蘸着最浓的墨汁挥就。那字铁画银钩，力透“墙”背，与这满室精工细作的奢华格格不入，只有三个触目惊心的大字：

能得几时？

张易之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昨夜最后的宾客是谁？谁敢开这等晦气的玩笑？他环视噤若寒蝉的仆役，厉声道：“还愣着干什么？刮了！用同样的红粉，给我补得天衣无缝！”

墙面被小心刮去一层，重新调色补好，光洁如新。张易之盯着那面墙看了半晌，冷哼一声，将此事归为某个失意政敌的拙劣恐吓。

然而，第二日清晨，同样位置，同样笔迹，“能得几时？”四字（注：原文为“能得几时”，此处为突出视觉冲击与反复出现的核心诘问，保留四字，与古文记载的三字略有不同，本质意涵一致）再次出现，墨色似乎更浓，笔画更加狂放，像一声更响亮的冷笑。

张易之背脊窜起一丝凉意，旋即被更大的怒火淹没：“再刮！加派人手，夜里给我守住了！”

第三日，字迹如期而至，守夜的仆役赌咒发誓彻夜未眠，未曾见到任何人靠近。

第四日，第五日……无论加派多少守卫，无论将墙面刮去多厚，甚至尝试在墙前竖起屏风，那幽灵般的诘问总能在次日清晨，清晰地、嘲讽地出现在最显眼的地方。仿佛那不是写在墙上，而是直接烙在这座华丽建筑的魂魄里。府中开始流传低语，说夜里听见若有若无的叹息，看见模糊的影子在墙前晃动。恐惧像地下的暗流，在仆役间蔓延。

张易之从暴怒到惊疑，再到一种被无形之物盯上的烦躁。他站在墙前，第六次或第七次看到这如影随形的四字，脸色在琉璃窗透过的光里明明灭灭。他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只有属于得势者的骄狂与对未知的最后挑衅。他取过一支笔，并非刮去字迹，而是在那行“能得几时？”的

一月即令足。

写罢掷笔。他对着虚空，也像对自己说道：“这般极乐，便只得一月，也足够了！鬼魅又能奈我何？”

说来也怪，自那日后，墙上再未出现新的字迹。那行“能得几时？”与张易之的“一月即令足”并排留在墙上，无人再敢去刮。张易之索性也不再修补，每每宴客，便指着那字迹，洋洋自得地讲述自己如何“镇住了邪祟”，语气中满是战胜了某种不可言说之物的炫耀。宾客自然附和，称赞张公胆气超群，连鬼神亦要退避。只是许多人低头饮酒时，眼中会闪过难以名状的复杂神色。

大堂依旧夜夜笙歌，红粉壁、文柏柱默默见证着比以往更甚的挥霍与放纵，仿佛张易之用那句“一月即令足”，提前透支了所有的未来。

半年后，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武则天退位，中宗复辟。清算随即开始。曾权倾朝野的张氏兄弟，顷刻间从云霄跌落。张易之与张昌宗在逃窜中被杀，首级悬于天津桥。那座奢华无匹的府邸被查抄、籍没，充入官产。

当查封的官吏踏入已是一片死寂的“大堂”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主墙上那两行遥遥相对的字迹——“能得几时？”墨色森然如昨；“一月即令足”，笔迹犹带骄狂。只是此刻看来，那酷的谶语，为这半载浮华，画上了仓促的句点。

张易之的故事，犹如一面警世的铜镜。它照见的并非虚无的鬼魅，而是骄狂人性在迷失时，对危险警示的刻意漠视与扭曲解读。那座用民脂民膏堆砌的“大堂”，和墙上的无声诘问，共同构成了历史对一个时代的质询：建立在浮沙之上的荣华，究竟“能得几时”？真正的满足与稳固，从不在于对物质的穷奢极欲与对权势的肆意挥霍，而在于脚踏实地的创造、问心无愧的担当，以及与正道同行的心安。这故事提醒我们，当灵魂迷失在欲望的幻象中时，或许最该倾听的，恰恰是那些被我们斥为“异样”的、来自良知或规律的声音。

9、郑蜀宾

长寿年间，洛阳文人的圈子里流传着一个名字：郑蜀宾。这位荥阳来的老先生，写得一手极好的五言诗，用词清峻，意境深远。可惜他的诗名，似乎总被圈在那方小小的书斋里，没能传到该听见的耳朵中。

岁月就这样在纸墨间流走了。当年与他论诗的少年郎，不少已成了地方大员；昔日把酒唱和的友人，有的告老还乡，有的早已作古。只有郑蜀宾，头发从乌黑等到花白，从花白等到全白，腰背渐渐佝偻，那双看惯了诗稿的眼睛也开始昏花，等待的那纸任命，却迟迟没有来。

直到那年冬天，消息终于来了——他被授予江左某县县尉，一个最基层的官职。送信的吏员语气平淡，仿佛递来的不是盼了一生的仕途起点，而只是一封寻常公文。

亲朋们张罗着要为他饯行。地点选在上东门外的长亭，那是无数人离京赴任、无数人黯然归乡的地方。那日天气阴冷，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亭子里摆了几桌简单的酒菜，来的人不少，大多是旧日诗友，还有几个在京谋职的同乡晚辈。大家举杯说着“恭喜”、“珍重”，笑容却都有些勉强。谁心里都明白，这“万里之行”对一个白发老者意味着什么。

酒过三巡，一位老友起身，声音有些发颤：“蜀宾兄此去江左，山水迢迢……今日，当有诗留别吧？”

亭子里静了下来，风卷着枯叶在石阶上打转。

郑蜀宾扶着桌沿缓缓站起。他今日特意穿了件半新的青衫，浆洗得有些发硬。他环视众人，目光缓缓扫过那一张张熟悉的脸，扫过远处的城墙和苍茫的官道。他没有推辞，也没有酝酿，仿佛那诗句早已在胸中翻滚了无数个日夜，只等这一刻倾泻而出。他的声音不高，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沙哑，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

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

四句诗，二十个字。字字如冰锥，刺破了所有故作轻松的伪装。万里赴任路，对年轻人是前程，对白发人却是畏途；人生将近百年，此刻才得启程；满头白发的我，最终又会在哪一处陌生的水土里，走向生命的终点呢？

郑蜀宾念到最后一句，声音已有哽咽。他自己斟满一杯酒，仰头饮尽，又低声将诗吟了一遍。这一次，不再是念给旁人听，而是念给那个在书斋里苦等了数十载的自己，念给那些被辜负的年华，念给前方茫然不可知的终点。声调苍凉哀戚，与呜咽的北风混在一处。

满座亲朋，早已泪落如雨。几个年长的老友以袖掩面，不忍再看；年轻的晚辈，也在这巨大的迟暮与苍凉面前，感受到了命运彻骨的寒意。那不仅是一首离别诗，更像是一纸生命的判词。

数日后，郑蜀宾还是上路了。行囊简单，除了一箱诗稿，几件衣物，便是那日送行时友人们硬塞的一些盘缠和药物。车马萧萧，穿过中原大地，渡过长江，终于抵达了那个江南小县。

县尉的事务繁杂而琐碎：催收赋税，调解乡里纠纷，管理治安文书。对一个埋首诗书一生的老者来说，这无疑是全新的、吃力的挑战。他不再有时间推敲诗句，案头堆满了户籍账册。同僚多是年轻干吏，对他恭敬却疏远；当地乡绅知他年老职微，表面客套，内里未必真当回事。

他处理公务却极认真。昏暗的油灯下，他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核对账目；乡民争执，他总耐心听完双方诉说，再引着律例条文，试图公平处断。有年轻吏员见他辛苦，劝道：“郑尉，这些琐事何必如此较真？”他摇摇头，只答：“在其位，当谋其政。”声音平静。

江南的梅雨季节，潮湿阴冷。郑蜀宾的旧疾犯了，咳嗽总不见好。但他依旧每日准时到衙，只是身形越发消瘦，那件青衫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偶尔深夜处理完公文，他会推开临河的窗户，望着江南迷蒙的烟雨，久久不动。不知是在思念北方的故乡，还是在默念那首再未与人提起的留别诗。

第二年秋，县里赋税催缴顺利，上司难得有了嘉许。同僚们凑份子，在衙后小院摆了一桌酒，真心实意地敬这位沉默尽责的老者。那晚郑蜀宾多喝了两杯，脸上有了些血色，话也多了些，甚至还问起本地风物，说想等闲暇时去看看。众人笑着应和，说明春带他去城外最好的观景处。

然而冬天还没过完，一个寻常的清晨，老仆发现郑蜀宾没有像往常一样起身。他安详地躺在榻上，仿佛只是睡熟了，手边还放着一卷未批完的公文。案头砚台里的墨，早已干透。

消息传回洛阳，昔日的亲朋们再次聚首，唏嘘不已。有人翻出他留下的诗稿，发现江左之后，再无新作。他仿佛把最后的才思与生命，都化入了那四句绝唱，然后便默默地去践行一个官吏最朴素的本分，直至终点。

郑蜀宾的故事，是一曲关于时间、等待与职责的深沉咏叹。它让我们看到，命运未必慷慨，它可能让才华蛰伏半生，让起点姗姗来迟。然而，生命的价值，从不完全由起跑的早晚或舞台的大小来决定。真正的尊严，在于即便看清了前路的艰辛与自身的局限，即便怀抱未尽的遗憾，依然选择负起当下的责任，一步一步，走完自己承诺的路程。那首哀感动人的诗，是他对命运的清醒慨叹；而其后沉默的尽职岁月，则是他交给命运最庄重的答复。人生或许难免“何处入黄泉”的苍凉之问，但“在其位，谋其政”的每一步，都已是在书写属于自己的、充满重量与温度的答案。

10、刘希夷

唐高宗调露年间的一个秋夜，汝州一处简陋的客舍里，烛火摇曳。年轻的诗人刘希夷，正对着案头一张诗稿出神。他本名庭芝，年方弱冠，便以文采风流闻名乡里，尤其擅长一种哀婉缠绵的“宫体诗”。此刻，他刚刚完成一首新作《代悲白头翁》，诗中借一位白发老翁之口，抒写韶华易逝、人生无常的悲感。

他低声吟哦着其中一联：“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诗句甫一出口，他自己先打了个寒噤。窗外秋风正紧，卷着落叶扑打窗纸，那声音听来竟有些心惊。他放下笔，怔怔地看着跳动的烛焰，一股莫名的不安攫住了他。这诗句……太像预言了。如此直白地道出对来年存殁的疑惧，岂非与当年石崇“白首同所归”的绝命之谶隐隐相似？石崇写下那诗后不久，便果真与潘岳一同被戮。

“不妥，不妥。”他自语着，将那张纸揉作一团，丢进火盆。火焰“腾”地窜起，迅速吞没了墨迹。

他重新铺纸研墨，试图换一种更含蓄的表达。琵琶就放在手边——他不仅诗才清丽，更弹得一手好琵琶，往往在弦音流淌间觅得诗句的韵律。指尖无意识地拨过琴弦，几个清冷孤单的音符溢出。他凝神思索，另一联诗句渐渐在心底浮现、清晰。他提笔写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笔尖离开纸面，他却没有释然，反而陷入了更深的沉默。烛光将他紧锁眉头的影子投在墙上，显得格外凝重。这一联，比先前那联更工巧，意境也更渺远，将永恒的轮回与个体的短暂对照得惊心动魄。可是……这难道不仍是同一个谶语吗？只不过包裹了一层更美的形式。

他搁下笔，长长叹息一声，望向无边的夜色。年轻的脸上掠过一丝与年龄不符的疲惫与洞悉。“死生有命，岂因诗句而移？”他低声对自己说，像是开解，也像是认命。艺术追求完美的那股执拗劲头最终占了上风。他将两联诗都保留了下来，让它们并存在诗篇里。那夜之后，这首《代悲白头翁》渐渐在友人间传抄开来，人们既惊艳于它词句的凄美，也隐约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盘旋在字里行间。

刘希夷的生活似乎并无太大变化。他依然往来于洛阳与汝州之间，与文友唱和，弹奏琵琶，他的诗名在特定的圈子里流传，却并未能为他叩开仕途的大门。有人觉得他的诗风过于悲苦，与当时上层偏好的富丽堂皇格格不入。他或许也感到了这种“不为时人所重”的落寞，这或许让他诗中那份对时光流逝的敏锐哀感，愈发真切。

诗成后不到一年，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刘希夷在洛阳寓所，为“奸人所害”，猝然离世，年仅二十九岁。关于他的死因，一时间流言纷纭。其中流传最广、也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一种说法是：他的舅父、着名诗人宋之问，酷爱“年年岁岁”一联，曾恳求刘希夷将此诗句让给自己，遭到拒绝后，竟恼羞成怒，派人用土袋将这位才华横溢的外甥活活压死。真相究竟如何，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唯余那个戛然而止的青春，和那如同谶语般应验的诗句，留给世人无尽的唏嘘。

时光流转。刘希夷死后数年，一位名叫孙昱的选家编纂《正声集》，广泛搜罗当代诗作。当他在故纸堆中重新发现刘希夷的诗篇，尤其是那首《代悲白头翁》时，不禁拍案叫绝。那清丽哀婉又直指人心的文字，历经时间冲刷，非但没有褪色，反而焕发出更为动人的力量。孙昱毫不犹豫地将刘希夷诗列为其中之最。

随着《正声集》的流传，“刘希夷”这个名字，连同他那“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绝唱，终于冲破了生前的寂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与共鸣。人们这才恍然惊觉，那位早夭的诗人，早已用他的灵魂与预感，为无常的人世，刻下了一枚永恒的艺术印记。

刘希夷的故事，是一曲才华与预感交织的悲歌。它告诉我们，最敏锐的心灵，有时能穿透时间的帷幕，触摸到命运模糊的轮廓，甚至将之化为绝美的诗句。他的悲剧，不仅在于生命的早逝，更在于那惊人的艺术直觉与个人命运可悲的重合。然而，故事的尾声也给予了另一种补偿：真正的杰作，其生命力远超肉身的局限。

11、崔玄暐

大唐仪凤三年春，长安城东南的博陵郡王府邸正张灯结彩。府主人崔玄暐刚受封王爵不久，又被任命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可谓双喜临门。这日，正是有司为他新造的王公车辂——那辆象征着身份与威仪的华盖马车——完工交付的日子。

晨光正好，崔玄暐身着紫袍，立于前庭。工匠们小心翼翼地将那辆辂车从工坊推出。车体以香柏木制成，通体朱漆，金饰闪烁；顶上的绸缎华盖以青绿为主色，绣着博陵郡王的徽记，四角悬着玉铃。围观的家眷、属官无不赞叹，都说这车辂的气派，正配得上崔公如今的身份。

“请主公试乘。”工官躬身道。

崔玄暐微微颔首，正要举步，忽然一阵怪风毫无征兆地平地而起！那风来得突兀猛烈，卷着庭中沙尘，呼啸着直扑向崭新的车辂。众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只听“咔嚓”一声裂响——车辂顶上那面刚刚装好、象征“遮风避雨、护佑平安”的华盖，竟被狂风整个掀起，连带着支撑的木架朝一侧扭曲、倾折，最后“轰”地一声，重重砸在青砖地上！

玉铃碎了一地。那面绣工精美的华盖在尘土中翻滚，沾满污渍，狼狈不堪。

庭中霎时死寂。所有人都僵在原地，几个女眷用手捂住了嘴。崔玄暐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他盯着那倾覆的华盖，背脊窜上一股寒意。春风本应和煦，何来如此暴戾的怪风？更奇的是，风只卷了这一处，庭中其他旌旗幔帐竟纹丝未动。

老管家最先回过神，厉声斥责工匠疏忽。工匠头目跪倒在地，叩头如捣蒜，赌咒发誓每一处榫卯都绝无问题。一位须发皆白、在崔府多年的老文书悄悄挪到崔玄暐身侧，压低声音，语气沉重：“主公，此非匠人之过。车辂乃礼制重器，其盖如天，庇护己身。今初成而遭风折，乃……乃大不祥之兆啊。”

崔玄暐何尝不知？他博通经史，自然听过许多“物兆”之说。但他旋即稳住心神，如今圣眷正隆，自己又即将外放益州独当一面，岂能因一阵怪风而自乱阵脚？他摆摆手，压下庭中惶惑的议论，平静道：“风雨无常，偶然而已。着人修缮便是。”说罢，转身回堂，步履沉稳。只是袖中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

风波看似过去。崔玄暐如期赴任益州，以干练着称，颇有一番作为。长安家中的弟弟子侄们也各有前程，尤其三弟崔晛，才干出众，被授为京畿云阳县令，家族显赫，似乎正应了“蒸蒸日上”四字。只有崔玄暐自己心里，偶尔在夜深人静时，会莫名想起那面在春日阳光下轰然倾覆的华盖。

变故发生在一年后的秋日。云阳县内一桩田产纠纷，原本不算大事，却因涉事一方是本地豪强，另一方是几户不服管的“部人”（注：此处指归属该地的民户或部曲），竟愈演愈烈。县令崔晛年轻气盛，依法裁断，秉公处理，却不想彻底激怒了那豪强。对方表面服从，暗地里却纠集了那些被判不利的部人，许以钱财，酝酿着狠毒的报复。

那一日，崔晛因公务前往雍州州府（注：当时京畿地区设雍州牧）禀事。他骑马带着两名随从，刚进入州府衙门前那条相对僻静的街巷，两侧突然冲出七八条手持棍棒利刃的汉子！事情发生得太快，随从虽奋力搏斗，但对方有备而来，凶狠异常。崔晛被拖下马，乱刃加身，当场殒命于雍州衙门外不过百步之地。光天化日，京城脚下，朝廷命官竟被袭杀，此案瞬间震动了整个长安！

消息传到益州，崔玄暐如遭雷击。他眼前一黑，仿佛又看到了那面倾覆的华盖。弟弟惨死，已是锥心之痛，然而更猛烈的风暴还在后头。此案性质太恶劣，朝廷严查深究。那豪强在狱中胡乱攀咬，竟诬指崔晛判案不公是受家族指使，更隐隐牵连到崔玄暐本人。政治斗争从来残酷，崔家正处上升之势，难免有政敌借机落井下石。一番审讯罗织下来，虽无崔玄暐直接参与谋害或枉法的实据，但“治家不严”“子弟暴横致祸”的罪名却逃不掉。最终判决残酷无比：崔玄暐本人被削去王爵，罢免官职，而崔氏三服（三从）以上的亲族，无论老幼，全部长流岭南瘴疠之地！

诏书下达那日，益州官署外秋雨凄迷。崔玄暐平静地交还了印信官袍，换上一身素服。他站在阶前，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没有愤怒，也没有辩解。这一刻，他终于完全明白了那场怪风与倾覆华盖的全部含义。那被吹折的，何止是车盖？是整个家族上升的势头，是看似稳固的荣华庇护，是“春光明媚”的未来幻景。征兆并非决定命运，但它冷酷地昭示了某种脆弱的平衡——当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置身高处、仰仗华盖庇护时，更需警惕四面可能袭来的、无法预料的风暴。弟弟的刚直引来杀身之祸是因信，而家族根基未深、招人嫉恨或许才是更深层的原因。那阵风，吹出的正是这繁华下的隐忧与脆弱。

流放之路漫长而凄凉。从益州到岭南，崔玄暐携着族中老小，跋山涉水。昔日王府车马，如今尽是囚徒步履。有年迈的族老受不住旅途苦楚与心中悲愤，病逝途中；有年幼的子侄夜夜啼哭，询问何时能回家。崔玄暐始终沉默着，照料着族人，如同守护最后一点星火。行至湘水，他独立船头，看两岸青山后退，忽然对身边唯一还跟着的老仆叹道：“昔日车盖倾，犹可修缮；今家族之盖倾，复能再起否？”言毕，泪落无声。

岭南湿热，瘴气弥漫。崔氏族人在此垦荒辟土，艰难求生。往日的荣华如隔世之梦。崔玄暐晚年，常坐于茅屋前，看岭南木棉花开似火，岁岁相思。他不再言及长安旧事，只将毕生见闻与经史感悟默默教授给随行的子侄。数年之后，他在异乡的晨曦中悄然离世，身边唯有族人悲泣。

崔玄暐家族的骤起骤落，如一面历史的棱镜，折射出命运的无常与世情的深邃。那阵吹折华盖的怪风，与其说是神秘的预言，不如视为一种尖锐的警示：任何显赫与庇护，都可能因其内在的脆弱或外在的莫测风险而瞬间倾覆。

12、宋善威

饶阳县的秋天总是来得清晰。庭前那棵老槐树刚掉下第一片黄叶，宋善威便知道了。他在瀛州饶阳县尉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十一个年头。每日晨起点卯，处理些户籍田亩、邻里纠纷的琐事，散值后独自回到城西的小院。日子像饶阳河的水，平缓地流着，几乎看不出波澜。

这日午后，秋阳暖得恰到好处，透过窗棂在书案上投下菱格的光影。宋善威正检视着一卷田契副本，忽然觉得眼皮沉得厉害。他并不困，只是有种奇异的恍惚感，仿佛耳边听见了极远的乐声，依稀是迎宾的调子。他摇摇头，继续提笔蘸墨。

笔尖还未落下，他整个人却僵住了。

那种感觉来了——毫无征兆，却清晰得不容置疑。他“看见”了。不是用眼睛，而是某种更深处的知觉：门外来了客人，重要的客人，不止一位。他们已到了院门口，正等着他出迎。

宋善威怔了怔，放下笔，环顾四周。书房里只有他一人，院中安静，只闻秋虫残鸣。可那“客人已至”的念头却如潮水般涌来，带着一种不容违逆的庄严。他素来不是疑神疑鬼之人，此刻心中却无半点怀疑，只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恭敬。

他起身，整理了一下身上的旧青袍，觉得不够庄重，略一沉吟，竟走向内室。妻子王氏正在缝补衣裳，见他翻箱倒柜，找出那套只有年节或上峰巡视时才穿的深青色靴衫，又郑重地取过代表官身的笏板，不禁愕然：“夫君这是……有客来？未曾听闻啊。”

宋善威动作一丝不苟，仿佛没听见妻子的询问。穿戴整齐后，他手持笏板，面容肃穆，径直走向院门。

王氏疑惑地跟到院中，只见秋阳满院，落叶无人，大门紧闭，哪有什么客人？可宋善威却已对着空荡荡的门外，深深一揖到地，声音清晰而恭谨：“贵客远来，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他维持着行礼的姿势，片刻后，侧身做出“请”的手势，然后一步步后退，目光始终专注地落在他前方那片虚无的空气上，仿佛真在引导着某位看不见的宾客入门。他绕过那棵老槐树，避开石凳，行动间流畅自然，就像他平日里迎接刺史使者时一模一样。

王氏看得背脊发凉，不敢出声。宋善威将“客人”引至正堂，请“其上座”，自己侍立一旁。这时，王氏分明听见丈夫开始说话，语气热络，如同老友重逢：“一别经年，路途劳顿……是，是……承蒙挂念……”但堂上除了他们夫妻，空无一人。她只听见丈夫一人的声音在回荡，却隐隐觉得，那停顿的间隙里，仿佛真有另一个声音在应答，只是她听不见。

“备酒，备宴。”宋善威转头吩咐，眼神清明，不像迷怔。

王氏压下心中惊悸，依言去厨下张罗。待她与老仆端上酒菜，摆好杯箸，只见丈夫已安然坐在下首主陪的位置，正举杯向空着的上座敬酒。他谈笑风生，时而点头，时而抚掌，时而侧耳倾听。王氏甚至能根据丈夫的反应，模糊“猜”出那看不见的客人说了什么——大概是回忆旧游，感慨时光。

酒过数巡，宋善威脸上泛起红光，眼中却有种王氏从未见过的、异常明亮的神采。他命人取来笔墨，铺开一张素笺。

“今日良会，不可无诗。”他对着虚空笑道，略一沉吟，提笔写道：

月落三株树，日映九重天；

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

笔力遒劲，墨迹未干。写罢，他轻轻吟哦一遍，将诗笺小心拿起，呈向主座方向，仿佛请客人品鉴。

那一刻，王氏看到丈夫脸上的笑容淡去，变成一种深沉的平静，甚至有一丝了然的释然。他静静坐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起身，再次向主座躬身长揖：“恕不远送。”

他直起身，静静站了许久，直到秋风穿堂而过，吹动了诗笺的一角。他这才仿佛回过神来，眼神恢复如常，看到一旁脸色苍白的妻子，温言道：“收拾了吧。”语气平常得就像刚刚结束一场真正的宴饮。

王氏不敢多问，默默收拾。那首诗被宋善威亲自收起，锁进了书匣。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往常。宋善威依旧每日去县衙应卯，处理公务甚至比以往更细致周到。只是他偶尔会独自在院中槐树下静坐良久，望着天空出神。他对妻儿愈发温和，将多年积蓄悄悄做了安排，该还的人情一一了结，该叮嘱儿孙的话，也择着机会慢慢说了。妻子心中不安，问他是否身体不适，他只笑笑：“秋凉了，人容易多想。”

唯有那首《庚申年》的诗，成了王氏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她偷偷找人推算过，今年是甲寅，距离庚申，还有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