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唐纪五十】（2/2）

皇上命令李师古拆毁三汊城，李师古奉诏。但常招聚亡命之徒，有得罪于朝廷的人，都安抚任用。

五月，甲辰（二十六日），任命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右丞卢迈守原职，并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的族子。赵憬怀疑陆贽仗恃恩宠，想专擅大政，将自己排挤到门下省，多称病不参与政事，因此与陆贽产生嫌隙。陆贽上奏论备边六失，认为“措置不当，考核无度，财力困于兵多，力量分于将多，怨恨生于不均，战机失于遥控。

“关东戍卒，不习惯当地风俗，身受边荒之苦，心畏戎虏之强。国家供养如同骄子，姑息如同娇女。屈指计算归期，张口等待喂食；有的希望官军失败，乘乱东逃；有的弃城逃跑，动摇远近人心。不仅无益，实际有损。又有犯法被贬流放的人，本是无良之辈，再加思乡之情，希望变乱幸灾，比戍卒更甚。可说是措置不当了。近来权力移于下，权柄失于朝，将领的号令很少能在军中执行，国家的典常又不能施行于将领，务求互相姑息迁就，苟且度日。想奖赏一个有功者，又顾虑无功者反侧不安；想惩罚一个有罪者，又顾虑同恶者忧惧。罪过因隐忍而不彰，功劳因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竟至于此。所以使舍身效节者受同辈讥讽，率众先登者遭士卒怨恨，败军丧师者不感羞愧畏惧，延误救援者自以为聪明能干。这是义士痛心、勇士灰心的原因。可说是考核无度了。敌寇每次入侵，将帅互相推诿，无人敢负责。虚张敌势上报，就说兵少不能敌。朝廷不察，只知征调更多军队，无益于防御之功，反而加重供应之弊。民间日益消耗，征敛日益繁重，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加上有关部门盐酒专卖之利，总计收入，每年用于边防。可说是财力困于兵多了。

“吐蕃全国能作战的兵力，才相当于中原几十个大郡而已，动则中原畏惧其人多而不敢抗，静则中原畏惧其兵强而不敢侵，这是什么道理？实在是因中原节制多门，蕃虏统帅专一的缘故。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二，进退整齐，快慢如意，不失战机，气势自壮。这就是以少为众，以弱为强的道理。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两蕃，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无暇外讨，抵抗两蕃的也是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近来分割朔方之地，建立节镇的有三个节度使，其余镇军，数量将近四十，都受特诏委任，各派宦官监临，彼此抗衡，互不统属。每等边境告急，才令计议用兵，既无军法约束，只以客礼相待。军队，以气势为用，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分则弱。现在的边防，势弱气消，可说是力量分于将多了。

“治军的关键，在于考核优劣制定衣食等级制度，使能者企望达到，无能者死心，虽有厚薄之别而无怨恨之心。现在边远地区，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百战伤残之余，终年辛勤劳苦，然而衣食供给，只限本人，照例被妻子儿女分去，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畏惧应敌，懈怠劳役，衣食颁发，优厚数倍。又有本非禁军，原是边军，将校为谄媚之词，趁机请求遥隶神策军，不离旧地，只改虚名，对于粮饷赏赐，就有三倍之利。事务未变而供给悬殊，如果不忘怀，谁能不怨！可说是怨恨生于不均了。

“凡要选任将帅，必先考察品行才能，可者派任，不可者罢退，疑者不用，用者不疑，所以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近来边军去留，多由圣心裁决，选任将帅，先求容易控制，多设部属以分其力，轻其责任以弱其心，于是使违背军情也听命，不合事理也听命。戎虏奔驰突击，迅如狂风，驿马传递文书上报，十天一月才回报。守土者因兵少不敢抗敌，分镇者因无诏不肯出兵，敌寇纵掠退归，这才奏功告捷。败丧则缩小百倍为一，俘获则夸大百倍成千。将帅既庆幸总揽大权在朝，不忧罪责，陛下又以为大权在己，不究实情。可说是战机失于遥控了。臣愚见应罢除各道将士防秋制度，命令本道只供应衣食，招募戍卒愿留者及蕃、汉子弟充任。又广开屯田，官府收购储粮，敌寇至则人自为战，农时到则家自务农，这与那种临时征调、忽来忽往者，岂可同日而语！又应选择文武能臣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别统领沿边各节度使，有不重要的，按方便就近合并。然后减省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富，制定衣食等级制度以和众心，扩大委任之道以发挥其才能，严明赏罚典章以考核其成效。这样，就能使戎狄畏威归附，边境安宁了。”皇上虽不能完全听从，内心很器重他。

韦皋派大将董面力等率兵出西山，击败吐蕃军队，攻克堡垒五十多座。

丙午（二十八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罢相为礼部尚书。

云南王异牟寻派三批使者，一批出戎州，一批出黔州，一批出安南，各带生金、丹砂到韦皋处。金表示坚固，丹砂表示赤心，将韦皋给他们的信分成三份作为信物，都到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求脱离吐蕃归附唐朝，并送韦皋帛书，自称唐故云南王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韦皋派他的使者到长安，并上表祝贺。皇上赐异牟寻诏书，命令韦皋派使者安抚。

贾耽、陆贽、赵憬、卢迈任宰相，百官禀报事务，互相推让不言。秋季，七月，上奏请求依照至德年间旧例，宰相轮流执笔处理政事，十天一换；下诏同意。后来改为一天一换。

剑南、西山各羌族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先前都隶属吐蕃，至此各率部众内附。韦皋将他们安置在维、保、霸州，给予耕牛种粮。汤立志、罗陀忽、董辟和入朝，都授官职，厚赐后遣回。

癸卯（二十七日），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自判度支以来，查出各州欠负钱八百多万缗，收取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三十多万缗，请另设欠负耗剩季库掌管，染色丝织品则另设月库掌管。”下诏同意。欠负都是贫人无力偿还，只存数目；抽贯钱随时用尽；呈样、染色丝织品都是左藏库正品。裴延龄将它们移到别库，虚报数目以迷惑皇上。皇上相信他，认为他能富国而宠信他，实际一无所增，只是浪费官吏簿记而已。京城西边低湿地带生有数亩芦苇，裴延龄奏称长安、咸阳有池塘数百顷，可牧养马匹。皇上派有关部门查看，没有，也不加罪。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将正常赋税支用未尽者充作羡余作为自己的功劳。官府先前所购物资，再付价钱，用以充作别库储存。边军自今春以来不支粮饷。陛下必以为裴延龄孤贞独立，时人丑化正直散布流言，何不派可靠臣子复查，弄清原委，公开赏罚。现在众情众口喧哗于朝市，岂非京城士庶都结为朋党！陛下也应稍回圣意而明察。”皇上不听从。

八月，庚戌（初四），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去世。

冬季，十月，甲子（十九日），韦皋派其节度巡官崔佐时带诏书到云南，并自写帛书回复。

十一月，乙酉（初十），皇上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刘士宁任宣武节度使后，诸将多不服。刘士宁淫乱残忍，出外打猎常数日不返，军中苦之。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众心，刘士宁怀疑他，剥夺其兵权，命他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乙卯（初十），刘士宁率众二万到野外打猎。李万荣早晨进入使府，召集所留亲兵一千多人，骗他们说：“敕令征召大夫入朝，命我掌留后事务，你们每人赐钱三十缗。”众人都拜谢。又告知外营兵，都听从命令。于是分兵关闭城门，派使者驰马告诉刘士宁说：“敕令征召大夫，应速上路，稍迟就传送首级献上。”刘士宁知道部众不为己用，率五百骑兵逃回京城，等到东都，只剩仆妾而已。到京城后，敕令回家守丧，禁止出入。淮西节度使吴少诚闻知事变，发兵驻郾城，派使者询问原因，并请战。李万荣以言辞戏弄他，吴少诚惭愧而退。皇上听说李万荣驱逐刘士宁，派使者问陆贽，陆贽上奏，认为现在军州已定，应暂派朝臣宣慰，慢慢观察情势，希望避免差错，大意说：“现在刘士宁被逐，虽是众意，李万荣统军，却非朝廷旨意。这是安危强弱的关键，愿陛下审慎。”皇上又派人对陆贽说：“如果再拖延，恐于事不利。现在商议任命一位亲王为节度使，并命李万荣为留后，制书就从内廷发出。”陆贽再次上奏，大意说：“臣虽参与军事谋划，恐难胜任，但治国用兵或许有所见。措施的安危取决于形势，任用的成败取决于才能。形势如器物，只看如何放置，放在平处就稳。才能如负重，只看如何任用，任用超过其力就会跌倒。李万荣现在上奏，颇为张扬，只露求取之意，全无退让之礼，由此粗鄙急躁，绝非循良之臣。又听说他本是滑州人，偏厚本州将士，与他们相得，兵只三千，其他营兵已很怨恨。据此偏私，也非将才，若得志骄横，不悖逆则败亡，悖逆则犯上，败亡则毁军。”又说：“苟且要挟则不顺，苟且应允则不诚，君臣之间，势必猜疑阻隔。与其在蔓延时图谋，不如在萌芽时断绝。”又说：“治国之道，以义训人，要教人事君，先令服从长官。”又说：“藩镇之臣，行事多专断，要加罪于谁，何患无辞！如果让阴谋篡夺者便能替代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暗滋，祸必难救。不仅助长变乱之道，也关涉谋逆之端。”又说：“昨日驱逐刘士宁，出于仓促，各郡守将本非同谋，一城军士也未必同心。各自考虑成败之势，徘徊于逆顺之名，怎肯捐躯与他同恶！”又说：“陛下只须选文武群臣一人任命为节度使，并降优诏，慰劳本军。嘉奖李万荣安定之功，另加宠任，褒奖将士和睦之义，厚赐资财，推测大势，理当安宁。李万荣纵欲跋扈，又能如何！”又说：“倘若以后事有差错，臣甘受败事之罪。”皇上不听从。壬戌（十七日），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大使，命李万荣为留后。

丁卯（二十二日），纳娶已故驸马都尉郭暧之女为广陵王李淳妃。李淳是太子的长子。妃母就是升平公主。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九贞元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春季，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多户来降。下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崔佐时到达云南都城羊苴咩城，吐蕃使者几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想让吐蕃知道，命崔佐时穿牂柯服装入城。崔佐时不同意，说：“我是大唐使者，岂能穿小夷服装！”异牟寻不得已，夜间迎接他。崔佐时大声宣读诏书，异牟寻恐惧，环顾左右失色。既已归唐，于是抽泣流泪，伏地接受诏书。郑回秘密会见崔佐时教他，所以崔佐时尽知内情，因而劝异牟寻全部斩杀吐蕃使者，除去吐蕃所立称号，献出金印，恢复南诏旧名。异牟寻都听从。并刻金契献上。异牟寻率其子寻梦凑等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盟誓。

先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大战，死伤甚多，向云南征兵一万人。异牟寻以国小推辞，请发三千人，吐蕃嫌少。增到五千，才同意。异牟寻派五千人先行，自率数万人紧随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在神川交战，大败吐蕃，夺取铁桥等十六城，俘获其五王，降服其部众十多万。戊戌（二十四日），派使者来献捷。

瀛州刺史刘澭被兄长刘济逼迫，请求西守陇坻，于是率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一万多人到京城，号令严整，沿途无一人敢取百姓鸡犬。皇上嘉奖他，二月，丙午（初三），任命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治所普润。军中不敲更梆，不设音乐。士卒患病，刘澭亲往探视；士卒死亡，刘澭哭泣哀悼。

乙丑（二十二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二十四日），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之子。李复征召河南尉洛阳人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多次干预军政，卢坦常据理拒绝。薛盈珍常说：“卢侍御所言公正，我本不违背。”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厚赐后遣归。

夏季，四月，庚午（疑误），宣武军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讨平。先前，宣武亲兵三百人素来骄横，李万荣厌恶他们，派往京西防秋，亲兵怨恨。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作乱，进攻李万荣，李万荣击败他们。亲兵抢劫后溃散，多逃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他们。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李万荣将作乱者的妻子儿女数千人全部诛杀。有军士数人在市集呼喊：“今晚大军到来，城将破！”李万荣逮捕斩杀，奏称是刘士宁指使。庚子（疑误），将刘士宁迁移到郴州。

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叛，包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调发岭南兵救援。皇上不准，派中使劝解。

陆贽上言：“郑礼赦书下达已近半年，但贬谪者尚未沾恩。”于是拟写三份奏状进呈。皇上派人对他说：“旧例，贬降官依赦令酌情内移，不过三五百里，现在所拟似稍超越，又多靠近兵马及当路州县，恐怕不便。”陆贽再次上言，认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备恼怒而无猜疑嫌弃，有惩处贬斥而无怨恨忌妒。斥逐远方以警戒其不敬，宽恕甄别以勉励其自新；不警戒则渐用严刑，不勉励则再加贬黜，虽屡次进退，都非爱憎。执法乃暂使贬降，惜才而渐加进用，又知将被复用，谁不加强修养！何必担忧变乱常理，何必忧虑心怀怨恨！如果因其贬黜，便视为奸凶，总处防范之中，长列弃逐之例，则是悔过者无法自补，怀才者终不得伸。人之常情，穷则思变，含悲贪乱，或生于此。现在如果内移不过三五百里，则仍有疆域未离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空有迁徙家室之劳，实增移配之扰。再者，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不广。乞请再加裁断审察。”皇上性多猜忌，不信任臣下，官职无论大小，必亲自选任，宰相进呈拟议，很少认可；及至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任用；好以辩才取人，不得敦厚务实之士；艰于进用，各类人才阻滞淹留。陆贽上奏劝谏，大意说：“升进以勉励功劳，黜退以惩戒过失，二者交替使用，理如循环。升进而有过失则示惩，惩戒后改过则复升，既不废法，也不弃人，即使小过必惩而人才不匮。所以能使黜退者努力以求复升，升进者警惕而恪守职位，上无滞留疑虑，下无积蓄怨恨。”又说：“明主不以言辞取尽人才，不以己意选拔士人，如果好善而不择所用，喜言而不验所行，升降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如同舍弃绳墨而凭心意裁曲直，抛弃权衡而用手揣轻重，虽甚精细，不能无谬。”又说：“中等以上的人，各有所长，如果能恰当区别，授职得当，各适其性，各展其能，及至综合成就功业，也与全才无异。只在明鉴大度，驾驭有道而已。”又说：“因一言称心就认为能干而不核虚实，因一事违逆就定为罪过而不考忠邪，对称心者则任用过度，不思其力所不及；对违逆者则责罚过当，不恕其情所不能，于是职任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间无定分。”皇上不听从。

陆贽又请求均衡节制财赋，共六条：

第一条，论两税法的弊端，大意说：“旧制赋役之法，称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授田百亩，每年交粟二石，称为租。每户各随乡土所产交绢或绫或絁共二丈，绵三两，不产蚕丝之地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每丁每年服劳役，则收其代役钱，每日折合绢三尺，称为庸。天下为一家，法令制度统一，虽想迁徙，也无法作伪，所以人心稳定而事务有定制。及至羯胡扰乱中原，百姓动荡不安，户籍毁于逃避战乱，赋法坏于供应军队。建中初年，重定各种制度，执政者知旧弊应革但所作兼失本原，知简便可从但所行不得要领。凡欲拯救弊端，必须深究致弊之由，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就只治理时势，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就全革制度，所行必当，悔恨才消。战事兴起以来，供应无限度，这是时势造成的弊端，非法制弊端。而匆忙更改租、庸、调法，分派使者，搜刮郡县，核对簿书，每州取大历年间一年征收最多者作为两税定额。财物生产，必靠人力，所以先王制定赋税，必以丁夫为本。不因勤耕而增税，不因辍耕而减租，则播种多；不因增产而加征，不因流亡而免调，则定居固；不因勤勉而加重劳役，不因懈怠而免除庸钱，则功力勤。如此，则人安其居，尽其力了。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产为宗，不以人丁为本。竟不悟资产之中，有的藏于怀中箱内，物品虽贵而人不能见；有的积在场圃粮仓，价值虽轻而众人以为富；流通生息的货物，数量虽少而按日生利；有房屋器具等资产，价格虽高而终年无利。诸如此类，实在繁多，一概估算计价，自然失平长伪。于是致力于轻资财而乐于迁徙者，常逃脱徭税；致力于本业而安居置产者，常困于征收。这简直是诱导作奸，驱之避役，生产不得不松弛，税收不得不短缺。又因创立新制之初，不求整齐划一，供应有繁简之别，长官有能否之差，各地徭赋，轻重悬殊，派遣的使臣，意见各异，计议奏定，有加无减。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等项，既已纳入两税，现在于两税之外，又再并存，希望逐渐均衡减免，以救助凋残。”

第二条，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大意说：“凡国家赋税，必须衡量人力，根据土产，所以征收的只有布、麻、缯、纩及百谷而已。先王恐物价贵贱不平，人们交易难准，又制定钱币之法以调节轻重，聚散收放，都必须通过它。这是掌控财政的大权，国家的利权，由官府掌握，不交给，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何尝有禁止私人铸钱而以钱纳税的！现在的两税，独与旧章不同，只估资产定差等，便以钱谷定税额，临时折征杂物，每年品种颇不相同，只考虑官府求得之利便，不论百姓供办之难易。征收的不是所生产的，生产的不被征收，于是有的加价购买所无之物，减价出售所有之物，一增一减，损耗已多。希望核查各州最初交纳两税年间的绢布，估价比照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中间价，总计应纳税钱数，折合成布帛之数。”又说：“土地生产之物有极限，取用有度，使用有节，则常足。取用无度，使用无节，则常不足。生产丰歉在于天，用物多少在于人。所以圣王定标准，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不困穷。治道既衰，则反其道，量出为入，不恤有无。夏桀用天下而不足，商汤用七十里而有余，这就是用度的盈虚，在于节约与否罢了。”

第三条，论地方长官以增户、加税、垦田为政绩，大意说：“为官者很少能推己及人，体念至公报国之意，交替施行小惠，竞相引诱奸民，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集流亡为教化，舍彼适此者既因新收而得优待，忽来忽往者又以复业而受优惠。唯独那些安土重迁、始终不迁者，则赋役日益加重，征收日益加多。这使定居者常替游惰者承担赋役，何异驱使他们迁徙，教他们欺诈。这是由于地方长官不能宽弘通达，各私所辖的过错。”又说：“立法治民，久无不弊，治理者若不知维护驾驭、损益适宜，则奸诈萌生，常因阻劝而滋长。请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制定考核标准。如果在管辖范围内，人口更加繁衍，所定税额有余，听任根据户口平均减税，以减税多少为考核等级。管辖范围内税物通计，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考，减二者次之，减一者又次之。如果人口多流亡，加税于现有户口，考核惩罚也照此办理。”

第四条，论征税期限紧迫，大意说：“设官立国，是为了养民；征收赋税取财，是为了资国。明君不厚敛资财而害民养，所以必先保障民生而借其余力，先使家给而征其余财。”又说：“养蚕刚开始，已交绢税；农事未结束，就征谷租。上司的督责既严，下吏的威逼更急，有粮者急卖而损耗半价，无粮者求借而费加倍酬。希望重新详定征税期限。”

第五条，请以茶税钱设置义仓以备水旱，大意说：“古称九年、六年之蓄，是天下臣民共同筹划，并非只充实公仓，不及百姓。近来有关部门奏请征收茶税，每年约得五十万贯，原敕令贮于户部，用以救济百姓凶荒饥馑。现在用以储粮，正合前旨。”

第六条，论兼并之家，私租重于官税，大意说：“现在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租几乎有亩收一石的，是官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私租仍为官税的一半。土地是王者所有，耕稼是农夫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获利。”又说：“希望对所有占田，约定律条限制，裁减租价，务必利贫民。法令贵在必行，慎在严苛，宽其制度以顺俗，严其法令以惩违，略损有余，稍优不足，使富者不损，优者可赈穷，这是古时安富恤穷的好办法，不可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