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决策生态的深度耦合（1/2）

新决策流程运行到第个星期，陆彬和冰洁发现了一个微妙的问题。

深夜十一点，两人仍在书房分析系统数据。

冰洁指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预警信号：“看这里——专业委员会批准的十二个跨境项目中，有四个在执行阶段遇到了阻力。”

陆彬放大细看：慕尼黑与圣保罗的数据合作项目，虽然决策周期缩短至七天，但实施三周后进度仅完成40%。

“问题不在决策端，”冰洁调出项目日志，“而在执行端的资源协调。”

“巴西团队拿到了批准，却调不动慕尼黑实验室的设备档期——那边说没接到‘正式通知’。”

陆彬靠向椅背：“我们打破了决策的墙，但执行体系的墙还在。”

“新流程像快速流动的河水，撞上了旧执行体系的堤坝。”

第二天晨会，这个问题被摆上桌面。

张小慧的行政团队已经发现了类似情况：“三十二个快速审批项目中，十七个在资源调度环节卡壳。”

“业务部门习惯了等待董事会批文作为‘尚方宝剑’，现在只有专业委员会电子批复，有些老团队不认。”

李文博从新加坡发来视频：“我这边更直接——东南亚区两个业务总监说，他们需要‘纸质的、带董事长签字的文件’才敢调动大额预算。”

会议室里一阵低笑，但笑声里透着沉重。

冰洁在白板上画了两个圆圈：“左边是新的决策生态系统，敏捷、智能、授权。”

“右边是旧的执行操作系统，层级、固化、依赖权威。”

她在中间画了道鸿沟：“我们需要一座桥。”

“或者更好的办法，”陆彬站起来，“让两个系统深度融合。”

接下来的两天周，陆彬和冰洁开启了密集的实地调研。

他们飞往慕尼黑、新加坡、圣保罗，参加各层级的执行会议，观察批文如何转化为行动。

在圣保罗的共享办公区，他们看到一个典型场景：巴西项目经理玛丽安娜在电脑前焦急地刷新系统。

屏幕上显示项目已批准，但她申请的三名德国工程师迟迟没有到位。

“我发了五封邮件，”玛丽安娜向陆彬展示收件箱，“慕尼黑那边说需要‘资源调度部的正式分配单’。”

“可资源调度部说，这个新流程他们‘还不熟悉’。”

冰洁轻声问陆彬：“还记得我们刚到美国旧金山吗？约翰.史密斯前董事长决定，我们执行，中间没有间隙。”

“现在中间有五十万人。”陆彬苦笑，“但原理应该相通。”

返回硅谷的飞机上，两人构思出解决方案。

“不是简单地强制推行新流程，”冰洁在平板电脑上勾画，“而是要把执行体系的关键节点，提前纳入决策链条。”

陆彬补充：“让资源调度、财务、法务这些执行部门，不再是决策的被动接收者，而是决策的共谋者。”

第五天，升级方案在董事会扩大会议上公布。

新系统将增加“执行预适配”模块：每个项目在决策阶段，就会自动模拟执行路径——需要哪些资源、哪些部门协作、可能遇到什么瓶颈。

更重要的是，关键执行部门的负责人，将被纳入专业委员会的评审环节。

“不是事后通知他们，”冰洁解释，“而是让他们在决策时就已经知情、已经准备。”

李文博在视频中质疑：“这会拖慢决策速度吗？”

“短期会，”陆彬坦承，“但长期会大大加快从决策到落地的整体周期。”

“我们现在省下了二十天的审批时间，却浪费了三十天的执行协调时间。这不划算。”

他调出一张图表：“理想的决策生态应该是：决策本身稍慢一点，但决策后的执行快很多。总周期大幅缩短。”

试点在慕尼黑-圣保罗项目上重启。

这一次，当专业委员会评审时，系统自动邀请了慕尼黑实验室设备调度负责人、巴西当地法务专员、跨境财务结算主管加入虚拟评审室。

三小时的联席会议上，决策与执行同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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