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7章 各界反应与后续（2/2）

但必须强调，审判的权威，根植于其自身的公正性与程序合法性。

未来若有更多类似案件涌入我省法院，必须确保每一案的审理都同样严格合规，避免给人留下选择性执法或司法工具化的印象。

否则，一旦歪了，先前所有依法建立的信誉将毁于一旦。

建议由司法厅牵头，尽快研究出台关于此类跨省或特殊领域刑事案件审理的专门指引，规范管辖依据、证据审查标准、律师辩护权保障等，做到有章可循，以堵悠悠之口。”

情报部长林大虎沉声道：

“此次成功，得益于我们在陕西，特别是长安，已有一定深度的情报网络。

未来若要推广此模式，情报网络的前置铺设至关重要。

这需要时间、资金和专业人才。

同时，行动过程中的情报实时传递、对突发情况的快速研判，也对我们的通信保障和现场情报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外，还需警惕反制。

此次之后，外部势力，尤其是日本方面，必然更加关注甚至试图渗透、干扰我们的情报网络和类似行动。”

总参谋长曹文轩身体微微前倾，手指习惯性地在铺开的简易地图边缘点了点长安的位置，语气带着军人特有的务实与审视：

“此次行动，从军事术语上，可定义为一次成功的低强度、超辖区武力投射与惩戒作战。

其战术核心在于：以非国家武装力量（佣兵公会）为前锋，执行精确抓捕与有限破坏任务；

行动全程依托严密情报网络，达成战术突然性；

最终通过己方司法程序完成战后处置，达成政治与法律上的闭环。”

他目光锐利地扫过刘振声和林大虎：

“然而，此次作战的成功，建立在几个关键前提之上，这些前提在更复杂的未来战场环境中可能异常脆弱。

第一，情报绝对优势。

我们对目标区域及目标个体的掌握近乎透明，这是以外科手术式行动展开的基础。

若未来战场环境陌生、敌情不明、或存在敌方反情报遮蔽，行动将极易陷入盲目。

第二，敌方战力孱弱。

目标为无正规军事训练、组织松散的地痞武装，无有效预警与抵抗体系。

若面对的是有组织的地方武装、接受过基础训练的准军事力量，乃至有外国顾问背景的团伙，现有佣兵团队的攻坚、对抗与应急撤离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

第三，后勤与撤离通道安全。

此次行动路线相对固定，且在我方影响力可及的边界内有接应点。

若行动地域更深、更远，或撤离路线被封锁，如何保障人员与战利品（人犯、证据）安全回撤？”

他停顿一下，声音更沉：

“因此，此模式若欲推广并保持军事效能，必须进行升级。

我建议：一、情报必须前置并军事化。

情报部需建立针对潜在冲突区域的常态化、战术级情报搜集与更新机制，内容需涵盖地形、交通、潜在敌对力量部署与战力评估、可供利用的隐蔽点与撤离通道等，而不仅仅是人物动态。

二、提升行动队伍的专业性。

佣兵公会不能仅靠民间武者个人勇武。

应考虑选拔精锐，进行基础的班组战术、夜间行动、简易爆破、审讯与反审讯、野外生存与定向、基本战场急救等专项军事技能培训，并可配备标准化、非制式的特殊装备。

三、建立可靠的战役级支援与接应体系。

这包括预设安全屋、可靠的跨境交通线、应急通讯手段，以及在关键节点准备快速反应预备队。

在极端情况下，”

曹文轩看向阎锡山和林砚，字句清晰，“不排除抽调少数绝对可靠、经验丰富的现役特种侦察单位骨干，以完全脱密的方式退役或长假，临时编入此类特别行动小组，担任核心指挥与技术岗位，以确保高难度任务的战术成功概率。”

空军司令徐天鹰紧接着曹文轩的话尾，他的发言带着技术兵种指挥官特有的、对空间与速度的敏锐：

“参座所虑深远，尤其是关于机动、侦察与支援的问题，我空军现有及发展中的能力，恰好可以提供部分解决方案。”他拿起一支笔，在空中虚划了一条从太原至西安的弧线。

“首先是鹰眼——空中侦察。

我部目前装备的改进型信天翁侦察机，续航里程可达八百公里，配备最新式的长焦航空照相机。

若预先对目标区域及其周边进行高空隐蔽拍照，可极大补充地面情报，获取街巷布局、院墙高度、开阔地带、可能的防御工事等静态情报，并能监控较大范围内的异常动态（如车队、人员聚集）。

这能为行动规划提供上帝视角。

其次，是快速投送与撤离。

设想一种情况：目标位于远离铁路或主干道的偏远矿区或集镇，陆路渗透耗时且风险高。

我部运输机大队的山西一型运输机，满载情况下仍能在简易土质跑道上起降。

若能在敌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于夜间将一支精干小队（十至十五人）及必要装备，直接空投或机降至目标数十公里外的隐蔽地域，行动突然性将成倍增加。

任务完成后，亦可按预定计划，在另一处地点实施空中接回。

这将使我们的打击半径和灵活性不再局限于铁路与公路网。

最后，是有限但关键的空中支援。

当然，这需极度审慎，仅在最极端情况下考虑。

例如，若行动小组陷入重围，撤离路线被切断，且情况极度危急。

我部战斗机可进行超低空威慑性通场，或投掷烟雾弹、照明弹（夜间）制造混乱，为地面小组创造突围窗口。

甚至，若情报确认且环境允许，可对明确的、无平民混杂的敌方集结点或追击车辆进行精度有限的扫射，但此选项政治风险极高，需最高层级授权。”

徐天鹰放下笔，总结道：

“简言之，将空中力量纳入此类行动的筹划，可以获取信息优势、实现战役机动自由、并在万不得已时保留一张扭转战术劣势的底牌。

这要求空勤、地勤与行动单位进行深入的协同训练，并建立一套绝密的、简化的空地联络与紧急召唤程序。

未来，随着我军空中运输能力与侦察精度的提升，这类蛙跳式精准惩戒作战的构想，将越来越具有可行性。”

众人发言完毕，目光再次聚焦于林砚和阎锡山。

林砚环视众人，缓缓道：“诸位所言，切中要害。

此事可一，便可再。

其可持续之基，在于将此次经验，从个案解决升华为机制建设。”

“第一，明确原则。

此类行动，核心目标是维权与慑止，而非征服或占领。

应限于针对明确的、对山西人员、财产及核心规则（如商业契约）构成暴力或非法侵害的行为体。

避免卷入地方一般性政治纷争或江湖恩怨。

第二，完善链条。

需形成常设协调机制，由情报部、武协、司法及军部组成联席会议，负责此类事件的快速评估、决策与协调。接下来由你们四个部门共同起草一份文件并立法执行。

第三，强化支撑。

曹总长、徐司令所提的专业支援与机动投送能力，应纳入发展规划。

刘理事长所言的公会自身建设，需加快。

沈院长强调的司法规范，应即刻着手。

林部长担忧的情报网络与反制，须加大投入与防范。

第四，控制风险与成本。

行动前需有周密预案与退出机制。

酬金、抚恤等成本，可考虑由商会设立专项基金，或从相关商业利润中按比例提取，形成可持续的财务保障。

最后，统一口径。

对外，始终强调我们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为保障基本商业秩序与公民权利而采取的必要且克制的行动，最终诉诸公正的司法审判。

将公众视线，牢牢引导至对暴行的谴责与对法治的期待上。”

阎锡山一直静静听着，此时缓缓颔首，目光扫过众人：

“嗯。砚儿总结的这几条，我看可以。

这件事，咱们算是趟出了一条路子，证明了些东西。

但就像文轩、大虎、沈院长说的，路子要走得稳，走得远，根基就得打牢靠。

会后就按刚才议的，各司其职，把该建的机制建起来，该补的短板补上。

特别是司法这一块，沈院长，你要把好关，咱们的法，要能挺直腰杆，经得住看，经得住问。”

他顿了顿，语气转沉：

“另外，告诉下头所有在外头的商号、厂子、办事的人，山西是他们的后盾，但也不是让他们可以胡作非为的护身符。

遵纪守法，诚信经营，是根本。

谁要是借着这势头在外头欺行霸市，坏了山西的名声，一样严惩不贷！”

会议结束，众人带着明确的任务和更深的思考离去。

这次小范围的高层复盘，不仅确认了长安事件的合理性，更开始着手将其系统化、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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