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一把炒勺（1/2）

第十二章：一把炒勺

民国十七年，六月。

北平的夏天来得又急又猛。前门大街上，槐树的叶子被晒得蔫蔫的，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叫，一声比一声高，像是要把这闷热的天给叫破。沈记饽饽铺的玻璃柜子被太阳晒得烫手，嘉禾拿着湿抹布擦了一遍又一遍，水汽刚上去就被蒸干了，留下淡淡的水痕。

铺子里没什么客人。下午三点，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建国去学校了，立秋和小满在里屋睡午觉，沈德昌坐在柜台后的竹椅上，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可嘉禾知道，爹没睡。爹的眉头皱着，手里攥着那块绣着格格的旧手帕——那是娘留下的，爹总带在身上。

十四岁的嘉禾已经长高了许多，褪去了孩童的稚气，眉宇间有了少年人的清秀和沉稳。他在铺子里已经能独当一面了，做点心，招呼客人，记账，样样都行。只是话还是不多，眼睛还是那么亮，盯着人看时，像能看进人心里去。

里屋传来咳嗽声，一声接一声，闷闷的，像是从很深的地方发出来的。嘉禾的手顿了顿，转头看向里屋的门帘。帘子是蓝布的，洗得发白，上面绣着几朵梅花，是娘生前绣的。

“爹，我去看看娘。”嘉禾放下抹布。

沈德昌睁开眼睛，点点头：“给她倒点水。”

嘉禾掀开帘子进去。屋里很暗，窗户关着，只留一条缝。静婉靠在炕上，身上盖着薄被。六月天了，她还穿着夹袄，脸色苍白得像纸，只有颧骨上有一抹不正常的红。

“娘，”嘉禾轻声叫，“喝点水。”

静婉睁开眼，看着他，笑了笑。笑得很虚弱，但很温柔。她接过水碗，小口喝着。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一些，洒在被子上。

嘉禾接过碗，用手帕给她擦嘴。手帕上，有淡淡的血丝。

“又咳血了？”他问。

“一点点，”静婉说，“不碍事。”

嘉禾不说话，只是看着她。娘瘦得脱了形，眼睛显得特别大，特别深。可那眼神，还是那么清亮，那么温柔，像秋天的湖水，平静，但藏着很多故事。

“嘉禾，”静婉拉住他的手，“你爹呢？”

“在外头。”

“叫他进来。”

嘉禾出去叫沈德昌。沈德昌进了屋，在炕沿上坐下。七十五岁的老爷子，背驼得厉害，走路都晃。可一双手，还是稳的，还能做最精细的点心。

“婉，”他握住静婉的手，“怎么了？”

“外头……什么声音？”静婉侧耳听着。

沈德昌也听了听。远处传来隐约的喧哗声，还有零星的鞭炮声。这几天，北平城里不太平。听说北伐军要打过来了，张作霖的奉军要撤了。街上的学生到处发传单，喊着“打倒军阀”“革命成功”的口号。

“没什么，”沈德昌说，“可能是学生在游行。”

“北伐军……真的要进北京了？”静婉问。

“快了，”沈德昌说，“收音机里说，已经到保定府了。”

静婉沉默了一会儿，笑了：“大清……真的没了。”

她说的是“大清”，不是“北京”。沈德昌心里一动。静婉很久不提大清了，自打离开醇亲王府，她就把那些过去埋在心里，像个普通的妇人一样，做饭，带孩子，守铺子。可今天，她又提起了。

“婉，别想那些了，”沈德昌说，“好好养病。”

静婉摇摇头：“我知道，我日子不多了。有些话，得跟你说。”

她喘了口气，接着说：“沈师傅，我这辈子，最对得起的事，就是跟着你。从王府到沈家庄，从格格到农妇，我从来没后悔过。”

沈德昌的眼睛湿了：“别说了，婉。你会好的。”

“好不了了，”静婉很平静，“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我就是……放不下孩子们。”

她看向嘉禾：“嘉禾，你过来。”

嘉禾走过去，在炕边跪下。静婉摸着他的头，手很轻，很凉。

“嘉禾，娘教你的满文，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娘给你讲的那些故事，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静婉点点头，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满文小册子，递给嘉禾：“这个，你收好。这是娘的根，也是你的根。将来……有机会，传下去。”

嘉禾接过册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册子很旧了，边角都磨破了，但里面的字，每一笔每一划，他都记得。

“娘，您放心，”他说，“我一定传下去。”

静婉笑了，笑得很欣慰。她又看向沈德昌：“沈师傅，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的。孩子们还小，得靠你。铺子……一定要开下去。”

“我知道，”沈德昌说，“我一定把铺子开下去，把孩子们带大。”

静婉点点头，闭上眼睛，像是累了。过了一会儿，她又睁开，看着窗外。窗缝里透进一缕阳光，照在她脸上，给她苍白的脸镀上了一层金色。

“我想吃豌豆黄，”她轻声说，“你做的。”

“好，”沈德昌站起来，“我这就去做。”

他走出里屋，走进灶间。嘉禾跟出来：“爹，我来帮您。”

“不用，”沈德昌说，“我自己来。你……去陪陪你娘。”

嘉禾回到里屋，坐在炕沿上。静婉闭着眼睛，呼吸很轻，很慢。他握着娘的手，那只手瘦得只剩骨头，冰凉冰凉的。他想起小时候，娘教他认字，手把手地教他写“沈”字，写“嘉禾”。娘的手那时候还是温的，软的，有淡淡的桂花香。

窗外的喧哗声越来越近。嘉禾听见有人在喊：“北伐军进城了！张作霖跑了！”

街上一阵骚动。脚步声，喊声，还有零星的枪声。立秋和小满被吵醒了，哇哇哭起来。建国从学校跑回来，冲进铺子：“爹！北伐军进城了！街上全是兵！”

沈德昌从灶间出来，手里端着刚做好的豌豆黄。黄澄澄的，切成整齐的小块，还冒着热气。

“知道了，”他很平静，“把门关上。”

建国去关门。嘉禾接过豌豆黄，端进里屋。静婉已经坐起来了，靠在墙上，眼睛看着窗外。

“娘，豌豆黄做好了。”嘉禾说。

静婉转过头，看着那盘豌豆黄，眼睛亮了亮。她拿起一块，小口咬着。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品味最后的时光。

“好吃，”她说，“还是那个味。”

外面传来敲门声，很重，很急。建国从门缝往外看，回头说：“爹，是兵。”

沈德昌走到门口，打开门。门口站着几个穿灰军装的兵，年纪都不大，脸上带着风尘，但眼睛很亮。

“老乡，别怕，”一个兵说，“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不扰民。就是想问问，有吃的吗？弟兄们赶了一路，饿了。”

沈德昌看了看他们，点点头：“有。进来吧。”

兵们进了铺子，七八个人，把不大的铺子挤满了。他们很守规矩，不乱碰东西，只是坐在凳子上，等着。

沈德昌走进灶间，开始和面。嘉禾跟进去，要帮忙。

“你出去招呼客人，”沈德昌说，“我自己来。”

嘉禾回到铺子里。兵们好奇地看着玻璃柜里的点心，问这问那。

“小兄弟，这是什么？”

“豌豆黄。”

“这个呢？”

“芸豆卷。”

“都是你做的？”

“我爹做的。”

兵们啧啧称奇。一个看起来像军官的人问：“你多大了？”

“十四。”

“上学了吗？”

“没有，在家帮忙。”

军官点点头，没再问。嘉禾给他们倒水，水是井里打的，凉丝丝的。兵们喝得很香，一口气喝了好几碗。

灶间里，沈德昌在做饼。面要和得软，擀得薄，烙得金黄。他做得很认真，像是在做御膳。每一个饼，都烙得外酥里软，层次分明。

饼烙好了，盛在盘子里，端出来。又切了咸菜，熬了粥。兵们狼吞虎咽地吃着，边吃边夸：“好吃！真好吃！”

“老乡，您这手艺，绝了！”

沈德昌只是笑笑，不说话。他站在柜台后，看着这些年轻的兵，心里很复杂。这些兵，和当年八国联军的兵不一样，和张作霖的奉军也不一样。他们眼睛里有光，有希望。

吃完饭，兵们要付钱。沈德昌摆摆手：“不用了。你们……是来革命的？”

军官愣了一下，点点头：“是，革命。打倒军阀，统一中国。”

“革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对！”军官眼睛亮了，“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再受欺负，不再挨饿！”

沈德昌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好。”

兵们走了，留下几个铜板在桌上。沈德昌没收，让建国追出去还。兵们已经走远了，消失在胡同口。

铺子里又安静下来。沈德昌回到灶间，开始收拾。嘉禾走进来，站在他身边。

“爹，”嘉禾说，“他们……和以前的兵不一样。”

“嗯，”沈德昌说，“是不一样。”

“革命……真的能成功吗？”

沈德昌停下手中的活，看着儿子。十四岁的少年，眼睛里满是疑惑，也满是期待。他想起弟弟德盛，想起他走时说的话：“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不知道，”沈德昌说，“但……总要有人去试。”

他继续收拾。灶台擦干净，锅洗干净，面盆刷干净。一切都收拾妥当后，他走到灶台前，从最上面的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布包很旧了，蓝布的，洗得发白。他打开，里面是一把炒勺。

炒勺很特别。铁打的，手柄是紫檀木的，磨得油亮。勺面有些地方已经磨薄了，能照见人影。这是他从宫里带出来的唯一的东西，师父陈永寿留给他的。用了四十年，跟了他四十年。

“嘉禾，”沈德昌说，“过来。”

嘉禾走过去。沈德昌把炒勺递给他：“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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