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家族离散（1/2）

第十一章：家族离散

民国十五年，春深。

北平前门外的柳絮飘得正凶，一团团，一簇簇，像下着暖昧的雪。沈记饽饽铺的玻璃柜子上蒙了薄薄一层白，嘉禾拿着抹布，一遍遍地擦。十岁的孩子，胳膊还不够长，踮着脚才够到柜子顶。

“别擦了，擦不完的。”沈德昌从灶间出来，手里端着刚出锅的豌豆黄。七十四岁的老爷子，背驼得更厉害了，但手上的活儿依旧利索。他把豌豆黄一块块切好，码进柜子里，黄澄澄的，在昏暗的铺子里泛着光。

铺子里没什么客人。下午三点，是一天里最清闲的时候。建国在里屋写作业，念书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你哥念的什么？”沈德昌问。

“庄子，”嘉禾说，“逍遥游。”

沈德昌点点头，没说话。他不懂庄子，只知道儿子念的是书，是学问。有学问好，有学问就能跳出这个饽饽铺，不用像他一样，一辈子围着灶台转。

正想着，门帘被掀开了。不是客人，是沈德盛——沈德昌的亲弟弟，小他十二岁。

“哥。”沈德盛喊了一声，声音有些哑。

沈德昌抬起头，愣住了。弟弟穿了一身灰布学生装，剪了短发，戴着一副圆眼镜，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却也陌生。他们兄弟俩有半年没见了，上次见还是去年中秋。

“德盛？你怎么来了？”沈德昌放下手里的活，“快进来坐。”

沈德盛没坐，站在铺子中间，环顾四周。玻璃柜子，木头柜台，墙上贴着的价目表，还有角落里那台老旧的收音机——那是沈德昌去年咬牙买的，为了听新闻。

“哥，我要走了。”沈德盛说。

沈德昌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走？去哪儿？”

“广州。”沈德盛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睛里闪着光，“参加革命。”

“革命”两个字像锤子一样砸在沈德昌心上。他想起前些天收音机里说的，南边在闹革命，孙文的人在广州建立了政府，要北伐，要打倒军阀。他没太听懂，只知道那是在打仗，要死人的。

“你……你要去打仗？”沈德昌的声音发颤。

“不是打仗，是革命。”沈德盛纠正他，“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

沈德昌听不懂这些词。他只知道，弟弟是个读书人，在北平的大学里教书，好好的工作不做，为什么要去南边冒那个险？

“德盛，你听哥说，”沈德昌抓住弟弟的胳膊，“革命是别人的事，咱们老百姓，好好过日子就行。你教书，挣工资，娶媳妇，生孩子，这才是正理。”

沈德盛摇摇头，笑了，笑得有些悲凉：“哥，你就是太老实了。这世道，能让你好好过日子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国人在咱们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不革命，不改变，咱们的子子孙孙，都得过这种苦日子。”

沈德昌不说话了。他想起静婉，想起她临终前说的话：“这世道，什么时候才能太平？”静婉没等到太平，她走了，留下他和四个孩子，在这个乱世里挣扎。

“你嫂子要是还在，也不会让你去。”沈德昌说。

提到静婉，沈德盛沉默了。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嫂子是个明白人。她要是知道我去革命，会理解的。”

“理解什么？”沈德昌忽然有些生气，“理解你去送死？”

“不是送死，是牺牲。”沈德盛说，“为了理想，为了未来，牺牲是值得的。”

兄弟俩僵持着。铺子里很安静，只有建国念书的声音，还有外面街上隐隐约约的叫卖声。

嘉禾站在柜台后，看着叔叔。他喜欢叔叔，叔叔每次来，都会给他带书，带新奇的玩意儿。叔叔会讲很多他听不懂的道理，讲国家，讲民族，讲未来。那些话，爹从不讲，爹只讲怎么择菜，怎么和面，怎么把点心做好。

“叔，”嘉禾小声问，“广州远吗？”

沈德盛转过头，看着侄子：“远，在南方，离北平几千里。”

“那儿……有点心吗？”

沈德盛笑了：“有，但跟咱们这儿的不一样。广州的点心甜，精致，花样多。等叔到了，给你寄一些回来尝尝。”

嘉禾点点头，眼睛亮亮的。

沈德昌叹了口气。他知道，劝不住了。弟弟从小就有主意，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什么时候走？”他问。

“后天。”沈德盛说，“从天津坐船，先到上海，再到广州。”

“这么急？”

“嗯，组织上安排的。”沈德盛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沈德昌，“哥，这个你收着。”

沈德昌打开，里面是几块大洋，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夫妇，男的穿着长衫，女的穿着旗袍，怀里抱着个婴儿。

“这是……”沈德昌认出来了，是爹娘。照片很旧了，边角都磨损了。

“咱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沈德盛说，“我翻拍的。你留一张，我带走一张。万一……万一我回不来，也算有个念想。”

沈德昌的手抖了抖。他把照片紧紧攥在手里，像是攥着最后一点亲情。

“别说丧气话，”他说，“一定要回来。”

“嗯，”沈德盛点头，“等革命成功了，我一定回来。”

可两个人心里都清楚，这一别，可能就是永别。乱世之中，人命如草芥。南下革命，凶多吉少。

“晚上在家吃饭吧，”沈德昌说，“我让你嫂子……让嘉禾他娘，给你做点好吃的。”

他下意识地说“你嫂子”，说完才想起，静婉已经不在了。心里一酸，眼睛有些湿。

“好。”沈德盛说。

沈德昌让嘉禾去叫建国，自己进了灶间。他要做几个菜，给弟弟送行。虽然没什么好材料，但得用心做。

他切了肉，白菜，豆腐。肉是昨天剩的，不多，切成薄片。白菜是自家腌的酸菜，炖肉香。豆腐是早上买的，还新鲜。又和了面，准备烙饼——弟弟爱吃他烙的饼，小时候总跟他抢。

嘉禾进来烧火。灶膛里的火红彤彤的，映着他的脸。

“爹，叔为什么要去广州？”他问。

“为了……为了他相信的东西。”沈德昌说，“你还小，不懂。”

“我懂，”嘉禾说，“叔说过，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那个中国，没有战争，没有饥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

沈德昌手里的刀顿了顿。这些话，弟弟也跟他说过。他当时不信，现在还是不信。没有战争，没有饥饿？那得是什么世道？他想不出来。

“你信吗？”他问儿子。

嘉禾想了想，点点头：“信。叔说的，我都信。”

沈德昌不再说话。他开始炒菜。油热了，下肉片，滋啦一声，香气冒出来。翻炒，加酱油，加酸菜，加水，炖。动作很熟练，像是在宫里做御膳时一样，一丝不苟。

菜做好了，饼也烙好了。一家人围坐在后院的小桌旁。建国，嘉禾，立秋，小满，还有沈德昌和沈德盛。立秋四岁了，小满两岁，还不太会自己吃饭，嘉禾喂她。

“吃吧，”沈德昌给弟弟夹了块肉，“多吃点，路上辛苦。”

沈德盛吃得很香。他很久没吃过哥哥做的饭了。在北平这些年，他吃食堂，吃小馆，总想着哥哥做的饭。简单，但实在，有家的味道。

“哥，你的手艺还是这么好。”他说。

“手艺再好，也就是个厨子。”沈德昌说，“比不了你们读书人。”

“厨子怎么了？”沈德盛放下筷子，“民以食为天。没有厨子，再大的官，再有钱的人，也得饿肚子。哥，你别看轻自己的手艺。这是本事，是能传家的本事。”

沈德昌笑了笑，没说话。他知道弟弟在安慰他。

“嘉禾，”沈德盛转向侄子，“好好跟你爹学手艺。等叔回来，要尝你做的点心。”

“嗯！”嘉禾用力点头。

建国也给叔叔夹菜：“叔，您到了广州，给我写信。告诉我那边什么样，有什么新鲜事。”

“好，”沈德盛说，“一定写。”

一顿饭，吃了很久。天渐渐黑了，院子里点起了灯。灯光昏黄，照着这一家人，照着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团圆。

吃完饭，沈德盛要走了。他还有事，得回学校收拾东西。沈德昌送他到门口。

“哥，”沈德盛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看饽餜铺的招牌，“这铺子，一定要开下去。这是咱沈家的根。”

“我知道。”沈德昌说。

“等革命成功了，我回北平，咱们兄弟俩，还在一起。”

“好，我等你。”

兄弟俩拥抱了一下。很用力，像是要把所有的牵挂，所有的不舍，都融进这个拥抱里。

沈德盛走了，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沈德昌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爹，进屋吧，风大。”建国说。

沈德昌转身，回了屋。铺子里空荡荡的，弟弟坐过的凳子还摆在那儿，桌上的碗筷还没收。一切都和平时一样，可他知道，不一样了。这个家，又少了一个人。

夜里，沈德昌睡不着。他坐在静婉以前常坐的椅子上，看着窗外。月亮很亮，照着院子里的枣树，照着水井，照着这个家。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小时候，他和弟弟在廊坊老家，一起下河摸鱼，一起上树掏鸟窝。想起爹去世那年，弟弟才十岁，哭得撕心裂肺，他抱着弟弟说：“别怕，有哥在。”想起后来他进宫当差，弟弟在家读书，每月他托人捎钱回去，弟弟总写信来，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情真意切。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弟弟长大了，有主意了，要去革命了。而他，老了，驼了，守着这个饽饽铺，守着静婉留下的孩子们。

他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这世道，怎么就这么难呢？想过个安稳日子，怎么就那么难呢？

正想着，里屋传来小满的哭声。嘉禾醒了，去哄妹妹。建国也醒了，点起灯，去看书。这个家，还在运转，还在努力地活着。

沈德昌站起身，走进灶间。他开始和面，准备明天的点心。面要和得软硬适中，要揉得光滑。他揉得很用力，像是在揉掉心里的苦，揉掉对弟弟的担忧，揉掉对这个乱世的无奈。

日子还得过。点心还得做。铺子还得开。

一个月后，又有人要走。这次是沈秀英，沈德昌的妹妹，小他八岁。

秀英嫁给了东北的一个商人，姓赵，做皮毛生意。商人来北平进货，看中了秀英，托人来说媒。秀英二十九了，在乡下算是老姑娘，家里人都着急。沈德昌见过那个商人，四十多岁，长得还算周正，说话也客气。最重要的是，他答应带秀英去奉天，过好日子。

“哥，我想好了，”秀英坐在铺子里，手里绞着一条手帕，“跟他去奉天。”

沈德昌看着她。妹妹瘦了，眼角有了细纹。在乡下这些年，她不容易。爹娘走得早，长兄如父，他这个当哥的，没照顾好妹妹。

“你想清楚，”他说，“奉天那么远，人生地不熟。万一……万一他待你不好，你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

“我知道，”秀英低下头，“可留在乡下，又能怎么样呢？种地，织布，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我想出去看看，想过过不一样的日子。”

沈德昌不说话了。他理解妹妹。静婉当年，不也是想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才跟着他这个老厨子，从王府到乡下，从格格到农妇吗？

“他……对你好吗？”他问。

“好，”秀英脸红了，“每次来北平，都给我带东西。还说，到了奉天，给我买皮袄，买金镯子，让我当少奶奶。”

沈德昌心里一沉。这些话，他听着不踏实。商人重利轻别离，他是知道的。可看着妹妹眼里的光，他不忍心泼冷水。

“什么时候走？”他问。

“下月初，”秀英说，“从北平坐火车，三天三夜到奉天。”

又一个人要走，去更远的地方。沈德昌觉得，这个家，像一棵老树，叶子一片片地掉，枝干一根根地断。

“哥，你放心，”秀英握住他的手，“我会常写信的。等我站稳脚跟，接你去奉天看看。听说奉天的冬天可漂亮了，雪下得老厚，屋檐下的冰溜子有这么长。”她比划着，眼睛里满是憧憬。

沈德昌点点头，笑了，笑得很勉强。

秀英要走了，得准备嫁妆。虽然是二婚，虽然是远嫁，但沈德昌不想让妹妹太寒酸。他翻出静婉留下的一些东西：一块绸缎料子，是静婉做旗袍剩的；一对银镯子，是静婉戴过的；还有几件细软，都是静婉生前喜欢的。

“这些你带着，”他把东西包好，递给秀英，“到了那边，想家了，就看看。”

秀英接过，眼泪掉下来：“哥，我对不起你。你养我这么大，我没报答你，还要你贴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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