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4章 萧衍（2/2）

他不仅自己着述颇丰，着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毛诗答问》等儒学着作，还组织学者编纂了《通史》六百卷，可惜此书后来失传。

他精通音律，创制了“通典乐”，规范了南梁的礼乐制度；擅长书法，其书法作品“草隶尺牍，莫不称妙”，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人赵翼曾评价道：“创业之君里面还兼擅才学的，尤其以南梁萧衍独擅千古”，明代学者胡应麟也盛赞“人主才美之盛，再也没有比得上南梁萧衍的了”。

梁武帝还十分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他设立国子监，置五经博士，招收贵族子弟与寒门学子入学，大力推广儒学教育。

在他的倡导下，南梁学术氛围浓厚，文人荟萃，沈约、谢朓、江淹等着名文学家皆活跃于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着名的“齐梁体”，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统治日久，梁武帝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

他早年信奉儒学，中年后却沉溺于佛教，到了晚年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成为历史上着名的“菩萨皇帝”。

他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修建寺院佛塔，京都建康就有宏伟壮丽的佛寺五百多所，僧尼十多万，还多次舍身同泰寺，甘愿做“寺奴”，每次都需要公卿大臣“以钱一亿万奉赎”，才肯返回皇宫。

这种大规模的崇佛活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也使得南梁的国力逐渐衰退。

梁武帝崇佛不仅影响了国家财政，还导致了朝政的松弛。

他晚年“耽于释教，弛于刑政”，对违法犯罪的宗室子弟和大臣过于宽容，甚至放纵。

他的弟弟萧宏贪婪成性，聚敛财富无数，家中库房百间，有人告发萧宏谋反，梁武帝亲自前去查看，却发现库房中全是金银财宝，而非兵器甲胄，便大喜过望，对萧宏说：“阿六，汝生计大可！”

不仅没有追究其贪腐之罪，反而加以赏赐。

这种纵容使得南梁官场腐败滋生，“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而百姓则生活困苦，流徙逃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更严重的是，梁武帝晚年变得刚愎自用，“予智自雄，小人日进”，听不进不同意见。

他重用朱异、周石珍等奸佞之辈，这些人善于阿谀奉承，蒙蔽圣听，而正直的大臣如周舍、谢举等则被疏远排挤。

大同十一年（545年），大臣贺琛上书直言进谏，指出南梁存在的四大弊端：吏治腐败、风俗奢靡、小人当道、国库空虚，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

这本是纠正时弊的良药，但梁武帝览表大怒，口授敕书一一驳斥，还以自己生活节俭、勤于政事为由为自己辩解，甚至斥责贺琛“借此索取名声，炫耀自己”。

毛泽东在读到这段史料时，批注道：“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指出晚年的梁武帝与晚年的孙权一样，刚愎自用，不纳忠言。

梁武帝的用人失误还体现在对待侯景的问题上。

侯景是北魏怀朔镇人，鲜卑化的羯族人，他早年投靠尔朱荣，后又归附东魏高欢，成为镇守河南的大将。

高欢死后，侯景因与高欢之子高澄不和，担心被杀，先以河南六州归附西魏，不久后又以河南一十三州之地叛西魏降梁。

梁武帝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执意接纳侯景，封其为大将军、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还派军接应。

然而，侯景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降梁后不久，便因梁武帝与东魏通好而心生不满。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以“清君侧”为名，在寿阳起兵叛乱，率领八千叛军东下，直指建康。

由于梁武帝晚年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低下，加上临贺王萧正德为内应，侯景叛军进展迅速，很快便渡过长江，兵临建康城下。

此时梁武帝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他急忙下令组织抵抗，却因指挥不当、援军不力，导致建康城外的城池相继陷落，叛军最终包围了台城（皇宫所在地）。

太清二年（548年）十月，侯景叛军开始围攻台城。

台城守军顽强抵抗，侯景多次攻城均未得逞，于是筑长围以阻断城内外联络，企图困死台城守军。

梁武帝曾试图派人突围求救，但各路援军或畏惧不前，或相互猜忌，迟迟未能抵达建康。

台城被围期间，城内粮草断绝，军民饥困交加，“人相食，死者什八九”，景象惨不忍睹。

梁武帝起初还能保持镇定，每日诵经祈祷，希望佛祖能保佑城池解围，但随着形势日益危急，他也逐渐陷入绝望。

太清三年（549年）三月，台城终于被侯景叛军攻破，侯景率军进入皇宫，拜见梁武帝。

此时的梁武帝虽身陷绝境，却仍保持着帝王的尊严，质问侯景：“汝久在戎旅，岂无劳顿？”

侯景面对梁武帝的威严，竟一时语塞，不敢仰视。

台城陷落后，侯景将梁武帝软禁在净居殿，断绝了他的饮食供应。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统治南梁四十八年的开国皇帝，晚年竟落得如此下场。

起初，梁武帝还能得到一些粗茶淡饭，但后来食物越来越少，最终连水都难以得到。

太清三年（549年）五月，梁武帝萧衍在饥饿与绝望中病逝，享年八十六岁。

一代帝王，最终竟饿死于叛将的囚室，实在令人唏嘘。

梁武帝死后，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简文帝），自任相国、天柱将军，掌控了南梁的军政大权。

他在江南地区大肆烧杀抢掠，“纵兵大掠，富室之家，皆为所破”，导致江南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千里无烟，人迹罕见”。

大宝二年（551年），侯景废杀简文帝，自立为帝，国号“汉”。

次年，梁湘东王萧绎派王僧辩、陈霸先率军讨伐侯景，侯景叛军节节败退，最终被部将羊鹍所杀，历时四年的侯景之乱才得以平息。

侯景之乱给南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南梁的国力已消耗殆尽，宗室诸王为争夺皇位相互攻伐，地方割据势力趁机崛起，南梁政权名存实亡。

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废杀梁敬帝，自立为帝，建立陈朝，南梁灭亡。

萧衍的一生，是极其复杂的一生。

他既是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也是昏聩误国的亡国之君；既是文采斐然的学者，也是痴迷佛教的信徒。

他的一生，见证了南梁的兴衰荣辱，也折射出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与历史变迁。

后世对萧衍的评价褒贬不一。

正面评价方面，唐代姚思廉在《梁书》中高度评价他：“历观古代的帝王君主，若论恭顺节俭、端庄礼敬、多才多艺、学问广博，恐怕很少有人可与他相比”；唐朝诗人杜牧称赞他“明智勇武，得以创建梁国”；近代历史学家钱穆也评价道：“萧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权势者，勤俭超过汉文，和王莽一样勤劳，可以说是南朝完美贤德的君主”。

他在位前期励精图治，改革弊政，发展经济，繁荣文化，钟离大捷重创北魏，使南梁迎来了难得的盛世，其功绩不容抹杀。

负面评价方面，唐人李延寿在《南史》中批评他“晚年沉溺于佛教，统治松弛，导致后期多发叛逆，最终自取灭亡”；南宋文学家洪迈认为“是萧衍开启的侯景之乱，导致江左生灵涂炭，最终覆亡”；近现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则指出：“萧衍性好佛法，晚年时刑政废弛，又因为太子萧统早卒，立次子为太子，令皇子之间彼此斗争，北方侯景之乱正好此时爆发，内忧外患之下，梁王朝走向末路”。

他晚年崇佛误国，刚愎自用，用人失当，引狼入室，最终导致侯景之乱，使江南地区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自己也落得饿毙台城的悲惨结局，其过错也令人警醒。

毛泽东对萧衍的一生也十分关注，他在读《南史·梁高祖本纪》时作了许多圈画和批注，既肯定了他早期“政治头脑清醒，处理大事果断”“有军事才干，懂用兵之道”，也指出了他晚年“予智自雄，小人日进”“使贪使诈”等弊端，认为他的悲剧在于“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纵观萧衍的一生，他的成功在于其早年的雄才大略、勤于政事与选贤任能，而他的失败则在于晚年的刚愎自用、崇佛误国与用人失当。

他用半生心血开创了南梁盛世，却又用晚年的昏聩亲手将其毁灭，最终落得国破身亡的下场。

萧衍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帝王的悲剧，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警示后人：创业难，守业更难；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戒骄戒躁，才能长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