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5章 萧统（1/2）

南朝齐中兴元年（501年），襄阳城内雍州刺史府诞下一名男婴，其父萧衍正于乱世中积蓄力量，图谋大业。

这孩子便是后来名垂青史的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

彼时萧衍镇守襄阳，暗中整饬军备，而丁贵嫔诞下的嫡长子，无疑为这支崛起的政治力量增添了天命所归的象征。

次年四月，萧衍废齐和帝，在建康登基称帝，建立梁朝，改元天监。

同年十一月，未满两岁的萧统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入主东宫，开启了他备受瞩目的储君生涯。

萧统的幼年便彰显出异于常人的禀赋与仁德。

五岁时，他已通读儒家五经，且能“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

十二岁那年，他随父皇旁听狱讼，面对一桩量刑过重的案件，竟主动请求代为裁决，最终从轻发落。

刑官将此事禀报梁武帝，萧衍对这位年幼太子的仁爱之心与处事智慧大加赞赏。

十六岁时，母亲丁贵嫔病重，萧统毅然搬离东宫，前往永福省日夜侍疾，衣不解带，亲奉汤药。

丁贵嫔去世后，萧统悲恸欲绝，饮食俱废，身形由健壮变得羸瘦不堪，朝野官民见之无不感动落泪。

即便梁武帝屡次下旨劝食，他仍坚持只吃蔬果，以尽孝道，其纯孝之名传遍天下。

作为储君，萧统自幼便接受严苛的皇家教育，师从着名学者沈约等当世名儒，不仅精通经史子集，更对玄学、佛学有着深厚的造诣。

他性情温和，喜愠不形于色，处事沉稳有度，“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以自身行动矫正当时奢靡的世风。

每逢雨雪寒冬，他便下令东宫减衣缩食，将节省下来的衣食分发给城中难民；主管军服事务时，每年额外制作三千件棉衣，赈济贫苦百姓。

其仁德之举深入人心，朝野上下无不称颂，百姓更是将他视为仁君之望。

天监年间的东宫，堪称南朝文化的核心枢纽。

萧统以太子之尊，广纳天下才学之士，“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一时之间，刘孝绰、王筠、殷芸等文坛俊彦云集东宫，形成了“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的文化盛况。

东宫藏书近三万卷，规模之宏大，在当时堪称空前，为文人学子提供了绝佳的治学环境。

萧统常常与诸位学士“讨论坟籍，商榷古今，继以文章着述”，从经史子集到诗文辞赋，无所不谈，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讨氛围。

在萧统的主持下，东宫不仅是学术交流的中心，更是文学创作的重镇。

他本人勤于着述，着有《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英华集》二十卷等多部着作，其诗文作品风格清雅，意境深远。

《咏同心莲诗》中“江南采莲处，照灼本足观。

况等连枝树，俱耀紫茎端”的诗句，以莲花喻同心，辞采清丽，情意真挚；《锦带书·十二月启》则以骈文形式描绘四季景致，文辞华美，对仗工整，成为南朝骈文的典范之作。

此外，他笃信佛教，对佛教经典的整理也颇有贡献，着名的《金刚经》“三十二分则”便是由他编纂而成，将原本连贯的经文分为三十二个分则，并补充精要副标题，极大地方便了经文的传诵与理解。

然而，萧统在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纂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

这部总集收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一百多位作者的七百余篇文学作品，涵盖诗、赋、骚、七、诏、册、令、教等多种文体，共三十卷。

萧统在编纂过程中确立了明确的选录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入选作品必须兼具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华美的文辞藻饰，有意识地将文学作品与经史子集等学术着作、实用文书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日趋成熟。

《文选》的编纂并非简单的文献汇编，而是蕴含着萧统独特的文学观念与价值取向。

他既收录了屈原《离骚》、司马相如《上林赋》等经典之作，也发掘了陶渊明等前代文人的佳作，尽管苏轼曾批评《文选》“去取失当”，认为陶渊明“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且误将齐梁间伪作的李陵、苏武五言诗入选，但这部总集的历史意义依然不可估量。

它不仅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学文献，更确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选本传统，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李善为《文选》作注，将其分为六十卷，成为后世最权威的注本；开元年间的五臣注本也广为流传，至今仍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中大通三年（5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打破了东宫的平静，也彻底改变了萧统的人生轨迹，这便是历史上着名的“蜡鹅厌祷”事件。

据《南史》记载，萧统的母亲丁贵嫔去世后，他为母亲寻找墓地，最初选定了一处吉地，却不料有道士称此地“不利于长子”，建议他在墓侧埋入蜡鹅等物以厌禳祈福。

萧统听从了道士的建议，秘密进行了厌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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