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4章 萧衍（1/2）

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萧衍生于南兰陵郡武进县（今江苏常州西北），字叔达，小字练儿。

他出身显赫的兰陵萧氏，为西汉开国名相萧何二十五世孙，父亲萧顺之是南齐开国功臣，官至领军将军、丹阳尹，母亲张尚柔则出身儒学世家。

优越的家世为萧衍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他自幼“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精通六艺，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无不称妙，青年时便与沈约、谢朓、王融等名士并称“竟陵八友”，成为当时文坛的核心人物之一。

南齐建元元年（479年），十七岁的萧衍以门荫入仕，初任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凭借出众的才华与家世背景，仕途一路顺遂。

永明二年（484年），他调任随王萧子隆镇西咨议参军，因其文辞华丽、见解独到，深得萧子隆赏识。

齐武帝时期，萧衍历任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等职，在朝堂中逐渐崭露头角。

当时南齐宗室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萧衍凭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多次规避政治风险，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沉稳与谋略。

齐明帝萧鸾在位期间，萧衍因站队精准而获重用。

建武二年（495年），北魏孝文帝大举南侵，萧衍奉命随江州刺史王广之出征，镇守樊城。

他针对魏军孤军深入、后勤补给困难的弱点，提出“坚壁清野，待敌疲惫再行反击”的策略，得到王广之采纳。

此战中，萧衍身先士卒，率部奋勇作战，成功击退魏军，因功升任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成为南齐军事体系中的重要将领。

建武四年（497年），萧衍再次率军抵御北魏入侵，在义阳之战中巧用疑兵之计，迷惑魏军主力，为南齐军队的部署争取了宝贵时间，进一步巩固了其军事地位。

永泰元年（498年），齐明帝病逝，太子萧宝卷即位，是为东昏侯。

萧宝卷生性残暴，即位后大肆诛杀宗室与大臣，南齐朝政陷入混乱。

永元元年（499年），萧衍的兄长、尚书令萧懿因平定崔慧景叛乱有功，却遭萧宝卷猜忌冤杀。

兄长的惨死让萧衍悲痛欲绝，也让他彻底看清了南齐政权的腐朽无能。

当时萧衍正担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手握重兵，拥有良好的军政基础。

他深知“覆巢之下无完卵”，遂决定起兵讨伐萧宝卷，另立新主。

永元二年（500年）十一月，萧衍在襄阳正式起兵，以“诛暴君、清君侧”为名，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齐和帝）。

起兵之初，萧衍兵力有限，仅有雍州兵马万余人，但他治军严明，赏罚分明，很快便得到四方响应。

他采纳谋士范云、沈约的建议，制定了“先取郢州，再下建康”的战略方针，亲率大军沿汉水东进，直指郢州（今湖北武汉）。

面对南齐朝廷派遣的镇压大军，萧衍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深知“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派人离间敌军将领，瓦解其军心。

在加湖之战中，萧衍抓住敌军援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的战机，下令“众军乘流急进，鼓噪攻之”，一举击溃南齐援军，毛泽东在研读这段史料时，特意批注“打援”二字，赞许其战术精准。

加湖大捷后，郢州守将见援军覆灭，军心涣散，只得开城投降。

萧衍乘胜进军，江州（今江西九江）守将不战而降，正如他战前预判：“今加湖之败，谁不詟服……我谓九江传檄可定也”。

永元三年（501年）九月，萧衍大军抵达建康城郊，与南齐守军展开决战。

萧宝卷派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军主胡僧佑率军抵御，但此时南齐政权已失尽民心，将士们毫无斗志。

萧衍派人策反王珍国等人，晓以利害。

同年十二月，王珍国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斩杀萧宝卷，将其首级送至萧衍军中。

萧衍率军进入建康，掌控南齐朝政，被封为梁王，加九锡，享有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权。

中兴二年（502年）正月，萧衍进位相国，总揽朝政。

此时，齐和帝萧宝融已成为傀儡，禅位只是时间问题。

在沈约、范云等亲信的再三劝进下，萧衍于同年四月接受萧宝融禅位，正式称帝，国号“梁”，改元天监，定都建康，史称南梁，萧衍即为梁武帝。

称帝后，萧衍追尊父亲萧顺之为文皇帝，母亲张尚柔为献皇后，封萧宝融为巴陵王，不久后将其杀害，彻底铲除南齐残余势力。

梁武帝即位之初，展现出励精图治的帝王风范。

他深知宋、齐两朝短命而亡的根源在于政治腐败、宗室争权，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政治上，他废除了宋、齐以来控制和监视诸王宗室的典签制度，同时改定“百家谱”，调和门阀世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既重用世家大族，也提拔有才干的寒门子弟，扩大统治基础。

经济上，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推行屯田制，恢复生产，使得南梁的经济逐渐复苏。

文化上，他“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设立国子监，提倡儒学，重用文人学士，使得南梁成为“江左以来，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的文化盛世。

天监年间，梁武帝萧衍迎来了他统治生涯的黄金时期。

他勤于政事，“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即使寒冬腊月，也坚持四更天便起床处理政务。

他生活节俭，“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不饮酒，不食肉，后宫妃嫔也衣着朴素，杜绝奢华。

在他的倡导下，南梁官场风气一度好转，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出现了南北朝时期难得的和平局面。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曾评价道：“萧衍统治南梁五十年，天下已经进入小康了”。

军事上，梁武帝一方面抵御北魏南侵，另一方面也试图收复北方失地。

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都督北讨诸军事，率领大军北伐。

然而，萧宏是个庸碌无能之辈，在洛口之战中因畏惧魏军而临阵退缩，导致梁军大败，北伐失利。

但梁武帝并未气馁，而是总结经验教训，重用韦睿、曹景宗等有勇有谋的将领，重新制定北伐策略。

天监六年（507年），北魏中山王元英率领数十万大军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钟离守将昌义之坚守城池，顽强抵抗。

梁武帝任命曹景宗、韦睿率军驰援，两位将领密切配合，水陆并进。

韦睿素有“韦虎”之称，他率军连夜筑城，清晨便建成营垒，令魏军大为震惊。

决战当日，梁军借助淮水暴涨之机，以水军猛烈攻击魏军浮桥，同时派步兵强攻魏军营地。

魏军大乱，争相溃逃，溺死者、被杀者不计其数，元英仅率少量残兵逃脱。

钟离之战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梁军大获全胜，斩首十余万，俘获魏军将领五十八人，缴获物资无数，极大地削弱了北魏的军事实力，稳定了南梁的北方边境，维持了南北均势。

毛泽东在读到这段历史时，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军机”，对梁武帝的军事部署给予了肯定。

文化方面，梁武帝的成就更为突出。

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即使政务繁忙，仍手不释卷，“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写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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