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皇室财政危机——商讨东北土地清丈（1/2）

居仁堂内的灯火映照着袁世凯踌躇满志的面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紫禁城深处，内务府值房内官员们一片愁云惨淡的光景。

时值1912年7月中旬，暑气蒸腾，却驱不散内务府值房内凝滞的寒意与焦虑。

退位诏书颁布已逾半载，昔日的“天家”首次在失去江山的背景下，尝试运转其庞大的田产体系，征收1912年度的夏粮赋税。

然而，现实给予内务府总管大臣马佳·绍英及一众属官的，并非预期的延续，而是一记沉重且冰冷的当头棒喝。

自农历四月起，内务府便依循旧例，向散布于直隶、山西、热河、盛京乃至更远地方的皇室皇庄、林场、牧场，发出了征收夏季谷物、租银的严令。

一道道盖着内务府大印的文书，由专差快马送出，预期着各处的庄头、管事能如往年一般，将收缴上来的银两与粮食，稳妥押解进京，填入那深似海的皇家库房。

起初，事情似乎尚在轨道。

除却天津一地后续因“配合民国政府土地清丈”的特殊缘由，征收押解时断时续、状况不明外，其他地区的庄头管事们，虽也难免借机拖延、克扣，但大体上还是陆续有车队、银箱抵达京城。

内务府会计司负责验收入库、笔帖式们忙碌着验收、过秤、登记、造册，再由司官签字确认。最后再将一袋袋粮食归入广储司银库、粮库仓廒储存。

入库时需有内务府大臣或堂郎中监督，防止监守自盗。

当一锭锭银两、一袋袋粮食锁进库房，表面看来，皇室的“夏征”仍在运作。

然而，随着七月的到来，当马佳·绍英亲自督率会计司、广储司的官员，拿着登记的籍册开始对京城内外所有皇室库房进行为期十数日的彻底清查核对时，那看似平稳的表面之下触目惊心的真相，才如同冰山般缓缓浮出。

值房内，堆积如山的旧年与新造册籍几乎淹没了桌案。

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纸张、灰尘以及一种无言的压抑。

马佳·绍英，这位前朝老臣，面容比半年前又憔悴苍老了许多，眉宇间锁着化不开的愁苦。他手持朱笔，对着摊开的账册，一项项核对着入库记录与实际库存。

越是对照，他的心便越是往下沉。

现银入库，不过十几万两。

这个数字，与他记忆中前清鼎盛时期皇室仅从各地皇庄一项便可岁入百万乃至数百万两的情景相比，何止是云泥之别！

即便是在王朝末路、财政极度困难的宣统三年，因各地战乱与起义，皇室尚能从自身田产中获得一百三四十万两的收入，还有度支部（财政部）象征性拨付的一千万两“优待金”支撑门面。

如今，这区区十几万两，怕是连维持紫禁城内基本的日常用度、数千太监宫女及护军的薪饷都捉襟见肘。

更令他心惊的是实物征收的锐减。

粮食、布匹、山货、药材……这些往年能堆满数十座仓廒数万石的实物贡赋，今年较之去年同期，竟缩水了三成以上！

一些原本指望能填充御膳房、供应各宫用度的特产，要么数量锐减，要么根本未见踪影。库房里，许多往年此时本该满溢的仓格，如今空荡荡地积着灰。

马佳·绍英强打精神，仔细比对账目来源。他发现，直隶（除天津）、京畿附近的一些皇庄，大抵还能按时、按量（虽也打了折扣）押解入库。

这或许是离京城近，皇权威慑尚存一丝余温，且受时局直接冲击相对较小的缘故。

但目光移向更广阔的地域，情况便急转直下。

盛京地区（奉天、吉林等地），这本是爱新觉罗氏的“龙兴之地”，皇室在此拥有大片庄园、围场，往年贡献颇丰。

然而今年夏季的征收账目上，这些地方几乎是一片空白，如同断绝了音讯！

派去的催征官员要么回报当地秩序混乱、庄头逃散，要么便是民国地方官署以“新政”为由，加以阻挠或要求重新厘定产权，征收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更多的却是，马家绍英已然察觉这些皇庄牧场在其庄头带领下，彻底摆脱了皇室管理。当地皇室资产被当地豪强士绅或是军武所染指。

至于天津，情况更是特殊而棘手。

土地清丈的风暴席卷了那里的每一个皇庄。原有的庄头管事系统，要么因贪腐被民国官府查办，要么在混乱中失能。

内务府不得不紧急派遣数队官员，火速赶往天津，试图接管庄务，在民国清丈人员的眼皮底下，艰难地继续征收夏粮赋税。

这其中艰辛与损耗，可想而知，能运回京城的，恐怕已是经过层层盘剥和耽搁后的残羹冷炙。

马佳·绍英放下朱笔，疲惫地靠向椅背，闭目长叹。

值房内烛火摇曳，将他孤寂的身影投射在布满灰尘的墙壁上。

窗外是紫禁城沉沉的夜色，昔日象征无上权力的重重宫阙，此刻仿佛化作巨大的囚笼，困锁着这个失去国家的皇室，以及它那正在迅速枯竭的财源。

半年前，他们失去了天下江山；

如今，他们正在失去维持这“皇室”空壳的最后经济根基。

夏季征收的惨淡，如同一面冷酷的镜子，映照出皇室在新时代下的真实境遇：政令不出宫门，威权尽失，昔日俯首的奴仆与地方势力，或作鸟兽散，或已改换门庭。

那纸“优待条件”所能保障的，或许只剩紫禁城内这一方天地的暂时安宁，而对于遍布全国的庞大田产的实际控制与收益，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

马佳·绍英知道，这份核对后的残酷账册，迟早要呈送到皇帝和隆裕皇太后面前。

他该如何禀报？

又将如何筹划那看起来愈发渺茫的秋冬征收乃至来年的生计？

内务府值房的灯火，在这个盛夏的夜晚，照亮的不再是帝国的账簿，而是一个古老王朝残梦醒来后，那无可回避的、冰冷的现实。

马佳·绍英紧锁的眉头在翻阅那一叠由醇亲王载沣自天津陆续送抵紫禁城的书信时，曾有过极其短暂的、几不可察的舒展。

在这令人窒息的内务府值房里，在堆积如山的、写着惨淡数字的账册之外，这些来自天津的笔墨，仿佛是从已然凝固的败局冰面上，凿开的几道裂痕，透出些许异样的、带着寒意的微光。

书信中，醇亲王以他一贯沉静而务实的笔调，详细禀报了天津一地的种种应对与变故。

最令马佳·绍英感到一丝复杂慰藉的，是醇亲王载沣借民国政府土地清丈之势，行“借刀杀人”、“刮骨疗毒”之实。

“借势查处，追回赃款”：载沣信中陈述，清丈过程如同一把梳子，篦出了天津各皇庄庄头、管事历年积弊。

在民国清丈局、县公署、警务处的联合办案下（载沣及其属官从中斡旋引导），大批贪墨中饱、欺上瞒下的庄头被揪出法办。

更重要的是，追缴回被这些蛀虫侵吞隐匿的财物，计现银二十余万两。

这笔意外之财，虽远不能填补皇室岁入的巨大缺口，却如同久旱后的一滴甘霖，至少证明了皇室资产并非全然流失，只是被硕鼠窃据。

醇亲王载沣此举，既清理了门户，又为内库追回部分损失，手段不可谓不高明，然而却也是皇室如今困境中不得不走的一步险棋。

“清理积欠，回笼现银”：更让马佳·绍英感到醇亲王载沣手腕老练的，是信中提及醇亲王主动与以往和内务府有密切生意往来、但多有账款积压或经营不善的皇商进行“了结”。

或谈判减免，或施加压力，或干脆变卖抵押物，竟一举收回了三十余万两的现银积欠。

这需要极大的魄力与谈判技巧，在皇室权威大不如前的情况下，能迫使这些精明的商人吐出旧账，醇亲王所凭借的，恐怕不仅是亲王的头衔，更是对时局与对方弱点的精准把握。

“变卖整合，套现减负”：最令马佳·绍英心惊却也暗自佩服的，是醇亲王载沣对皇室在天津的非土地资产的处理。

他果断将大量散布的房产、经营不善的商铺等产业进行整理、出售，共计套现本金三十余万两。

同时，对于部分确实优质、有稳定收益的产业（如位置紧要的当铺、仓库、码头地块），载沣并未草率变卖，而是大胆委托给信誉较好的洋行进行专业化管理，皇室只作为股东收取固定收益或分红。

信中解释，此举“虽暂失直接经营之权，然可极大减少内务府派驻人员之管理成本与贪弊风险，保资产之值，得稳定之利”。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短时间内为皇室回笼了超过八十万两的现金，并甩掉了一批管理负担沉重、效益不佳的资产。

马佳·绍英不得不承认，醇亲王载沣在天津所为，确是在极端不利局面下，尽可能为皇室“止血”、“回血”甚至“造血”的务实之举。

那种挥刀斩向自身腐肉、与商人锱铢必较、甚至不惜借助洋人管理产业的果断与变通，是久居深宫、拘泥旧制的内务府很难做出的。

然而，这一丝欣慰如同晨露，在触及紧随其后的、关于皇庄租赋改革的内容时，迅速蒸发，转化为更深沉的忧虑与一丝难以言喻的刺痛。

醇亲王载沣在信中禀明，为安抚天津各皇庄佃户，稳定地方，配合清丈大局，他已下令普遍降低了这些皇庄佃户所需缴纳的地租额度（即“租子”）。

马佳·绍英看到这里，心立刻揪紧了：长此以往，皇室从这些田产上获得的固定岁入岂不更加微薄？

如何供养这紫禁城内外数千张口？

这简直是饮鸩止渴！

他几乎能想象到，那些守旧的宗室王公若闻此讯，会如何抨击载沣“败家”、“动摇国本”。

但醇亲王载沣随后的陈述，却像一记闷棍，敲在马佳·绍英固有的认知上，带来一阵眩晕：“然据初步核计，即便租额降低，改革后之各庄今夏所征得之赋税实物，竟较往年庄头管事任内所报解之数，反有所超出。”

这……这怎么可能？！

马佳·绍英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

减租反而多收？

他反复阅读这段文字，试图找出理解上的偏差。

然而醇亲王载沣解释得清晰：以往庄头管事层层盘剥，欺上瞒下，上报内务府的数额早已是经过他们“过滤”后的残渣，大量实物租赋被他们中饱私囊或就地变卖私吞。

“是了，看来还是底下的庄头们太不干净了。”

如今庄头被清理，管理简化（或试行新法），租额明确且相对公平，佃户缴纳积极性提高，中间损耗环节被极大压缩，实际进入皇室仓库的净收入，反而可能超过以往那虚假的“账面收入”。

这个残酷而讽刺的事实，让马佳·绍英握着信纸的手微微发抖。

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增减，它像一把尖刀，挑开了旧有皇庄管理体制华丽袍子下爬满的虱子。

它似乎在无声地宣告：不是土地不出产，不是佃户不缴租，而是旧的那套管理方式本身，就是最大的漏洞和蛀虫！

载沣在天津的减租，表面看是让利，实则是堵漏；表面看可能减少收入，实则可能夯实了税基。

然而，明白这个道理是一回事，接受它又是另一回事。

这种依赖于民国政府威势（清理庄头管事）、大幅变革旧制（减租、简化管理）才能实现的“增收”，让马佳·绍英感到深深的不安。

此举太不稳定，过于依赖醇亲王载沣个人的手腕与时局的偶然，与旧日那种（至少在账面上）按部就班、虽效率低下却似乎“天经地义”的征收模式截然不同。

这能持久吗？能推广吗？

尤其是在盛京、口外等地几乎断绝联系的情况下，天津这点“实验性”的成果，对于整个皇室庞大的财政窟窿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马佳·绍英放下书信，疲惫地揉着太阳穴。

醇亲王载沣在天津的作为，像是一剂猛药，既带来了短暂的镇痛与些许回血，也带来了对旧机体更深刻的怀疑与冲击。

是守着日渐腐朽但熟悉的旧壳慢慢窒息，还是忍着剧痛尝试醇亲王载沣那种刮骨疗毒、甚至借助外力的新法？

或许皇室得加快推进此前于朝会上，经众臣与皇太后王爷商定，借助民国政府全面核查皇庄、林场、牧场等皇室资产，以确保皇室能够有能力继续掌控。

但其弊端经过此次征收夏粮赋税，其弊端爆览无余，虽然能够革除旧弊，加大皇室对这些资产的掌控力度，然而废除一套旧的管理体系（庄头制度），那新的一套管理体系又从何而来？

这个抉择，不仅关乎钱财，更关乎皇室在这个新时代，究竟要以何种姿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维系那最后的体面与生存。

内务府值房外的紫禁城，在夏夜的星空下沉默着，它那厚重的宫墙，似乎也挡不住这来自天津的、带着泥土味与算盘声的冲击波。

马佳·绍英在内务府值房熬了数个昼夜，终于将那份浸透着愁苦与忧虑的库房清查总册，与一份字斟句酌、试图在绝望中找寻一丝可能出路的奏折，一同誊写完毕。

拟好那封沉甸甸的奏折，马佳·绍英并未如往常般通过内奏事处的常规渠道递送。

兹事体大，关乎皇室财源根本，更涉及借助“民国之力”这等敏感提议，他深知必须亲自面陈，观察圣意，方能把握分寸。他将奏折仔细收好，放入马蹄袖中，如同怀揣着一块灼热的炭。

奏折的前半部分，他以最凝练却也最沉重的笔触，禀报了此次夏征入库的惨淡实情：现银之微薄，实物之锐减，尤以盛京等地几近断绝为最甚。

数字不会说谎，它们冷酷地勾勒出皇室财政命脉正在急速枯竭的险恶图景。他并未过多渲染，但字里行间透出的危机感，足以让任何阅览者心悸。

然而，马佳·绍英并非只为报忧而来。

在奏折的后半部分，他笔锋悄然一转，引出了来自天津的消息——醇亲王载沣的书信内容。

他着重强调了醇亲王载沣如何“假借民国清丈之雷霆，廓清津门皇庄之积弊”，追回巨款；又如何“变通旧法，减租安民，反得实利”。

他写道，此虽为非常之时、非常之地、借非常之势而行之非常之法，然其效果昭然：“去腐肉而肌体反显生机，减浮租而仓廪竟得充实。”

铺垫至此，他才小心翼翼地提出了那个在心中反复权衡、既感渺茫又不甘放弃的构想：

“奴才伏思，天津一隅，借力成事，已见其效。今盛京、奉天、吉林等处，乃我朝龙兴之地，皇庄牧场甚夥，然今夏征收几绝，非尽因地瘠民贫，实乃庄头欺隐、管吏中饱、兼以地方不靖、政令不行之故也。其弊之深，恐更甚于津门。”

“若……若可比照天津成例，相机而行，是否亦能……借力于民国政府整顿地方、清丈田亩之机，或与之稍作协商，请其于清丈之际，一并将我皇庄之陈年积弊加以清查？不为争权，只为肃贪。不为夺利，只为正源。”

马佳绍英的措辞极其谨慎，甚至带着谨慎的试探：

“如此，或可有望追回部分被侵吞之旧欠，惩处一批最为跋扈之蠹虫，至少令此后之租赋征收，能如天津般，少些中间盘剥，多得些实在颗粒。纵不能复往日之盛，多少……总能为皇室艰难时局，争取回些许实利，略补用度之匮。”

马佳·绍英深知，这个提议风险极大，近乎与虎谋皮。主动要求借助民国政府的力量来清理自家“后院”，等于变相承认皇室已无力自行管理其产业，并将更多把柄递予对方。

盛京奉天等地情形复杂，旗人势力盘根错节，民国地方政府态度难以预料，操作起来远比天津更为棘手。且此举极易引发守旧宗亲的激烈反对，斥为“丧权”、“资敌”。

但他还是写了。

因为在如山般压来的财政赤字面前，在眼见着库房一日比一日空旷的恐惧之下，任何一丝可能带来收入、稳住阵脚的机会，哪怕再微弱、再屈辱、再不确定，都值得尝试。

天津的例子像黑暗中的一点萤火，虽然微弱，却指明了另一种可能性：与其坐视资产被旧体系内的蠹虫啃噬殆尽，不如冒险借助外力，进行一场残酷的“刮骨疗毒”，或许还能保住部分根本。

奏折最后，他恳切地请求太后与皇上“圣鉴”，并提议可将此意密咨醇亲王，令其根据在天津的经验，权衡在北方其他地区（尤其是盛京、奉天）借助民国政府‘尽快推进’类似操作的可行性与风险，随机筹谋。

这封奏折，是马佳·绍英在绝境中投出的一颗试探性的石子。

它承载着内务府最后一丝不甘沉寂的挣扎，也映射出这个古老皇室在失去政权后，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开始、痛苦而屈辱的适应性转变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拥有者，逐渐转变为在新时代规则下，竭力维护自身残存经济利益、甚至不得不借助新政权力量来清理门户的“特殊产权方”。

紫禁城的天空下，变革的诉求不再仅仅来自外部，也开始从这最核心、最保守的财务中枢内部，艰难地萌发出来。

马佳绍英掐算着时辰。

每日皇帝在毓庆宫跟着师傅们读书习字的时候。待到申时左右，课业方毕，皇帝会乘舆返回养心殿后殿歇息、进些点心，这期间约有半个多时辰的空档，相对便于奏对。

这也是隆裕太后通常不过多干涉皇帝自律的日常作息时间。

这一日，马佳·绍英早早处理完内务府几件紧急却无关痛痒的杂务，便心神不宁地等待着。

时间仿佛粘稠的胶，过得极慢。

他反复摩挲着手中奏折的边角，脑海中预演着可能遇到的询问与质疑。

终于，估摸着时辰差不多了，他整了整朝服（尽管已是民国，但在紫禁城内，旧制仪容仍一丝不苟），深吸一口气，带着墨迹干透的奏折出了内务府值房，沿着紫禁城熟悉的宫道，向养心殿方向走去。

夏日的紫禁城，红墙黄瓦被烈日晒得有些发白，宫墙间投下浓重的阴影，蝉鸣嘶哑而绵长，更添几分空旷寂寥。

沿途遇见的太监、侍卫，见是内务府总管大臣，虽仍按旧礼躬身避让，但那份恭谨中，似乎也少了往日的敬畏，多了几分例行公事的疏淡。

马佳·绍英无暇他顾，步履比平日略显急促。

来到养心门外，他先向守门的首领太监说明来意：“有紧要内务府事务，需面奏皇上，恭请圣裁。”

太监不敢怠慢，入内通禀。片刻，里面传出话来：“皇上旨意，传内务府总管大臣进见。”

马佳·绍英定了定神，迈过高高的门槛，穿过照壁，进入正殿。

养心殿内依旧保持着旧日陈设，宝座、屏风、香炉一应俱全，只是少了往日百官朝贺的喧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凝固的、近乎博物馆般的沉寂。

他目不斜视，跟着引路太监，径直来到养心殿西暖阁内。

皇帝凌霄刚下学，已换下朝服，穿着一身宝蓝色的家常绸袍，正坐在临窗的炕桌旁，由太监伺候着用一碗冰镇的酸梅汤。

旁边侍立着几位随侍太监。

见马佳·绍英进来，凌霄抬起清亮的眼睛望向他，稚嫩的脸上带着一丝不符合他年龄的沉稳，也有一份被宫廷礼仪训练出来的持重。

马佳·绍英上前，规规矩矩地躬身行礼：“奴才马佳·绍英，恭请皇上圣安。”

“免礼，赐座。”凌霄的声音还带着童音，但吐字清晰。他对这位常来奏事的总管大臣带着一份期许。

“谢皇上。”马佳·绍英谢恩，在太监搬来的绣墩上侧身坐了半个屁股。

他没有立刻呈上奏折，而是先以平缓的语气，简要禀报了近日内务府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事务，如同往常奏对一般。

待皇帝稍稍放松，饮完了酸梅汤，他才话锋微转，语气变得更为沉重：

“皇上，奴才今日冒昧求见，实因有关于皇室度支根本之紧要情事，需面奏圣裁。”说着，他从马蹄袖中取出里面的奏折与附件账册。

“此乃奴才连日督率会计司、广储司官员，彻底清查今夏各处皇庄、牧场应征钱粮实物入库之总册，并奴才据此所拟之奏折。”

“其中情形……征收的实物与赋税，颇堪忧虑。更有奴才愚见，思及或加快推行天津醇亲王处置之法，于它处稍作变通尝试，以图补救万一。伏乞皇上垂览，并恭请皇太后慈鉴。”

他将奏折与账册高举过顶。一旁的随侍太监上前接过，转呈到凌霄面前的炕桌上。

凌霄看了看那厚厚一叠文书，又看了看马佳·绍英凝重而恳切的面容。

他虽然身处深宫，位居皇帝之位，但对“钱不够用”、“各处进贡少了”这类事宜，心中早已有数。

凌霄郑重说道，这可是皇室头等要紧之事。

凌霄伸出手，仔细翻阅马佳绍英呈递的奏折，里面密密麻麻的字和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对他而言这不过是早已料想到的结果。

但他注意到了“尽快推行土地清丈之法”和“借助民国政府”这几个词。

“总管大人辛苦了。”

凌霄依着自己习惯的应对方式，用符合他身份的口气说道，“此事关系重大，朕知道了。奏折和账册，稍后朕自会……向皇额娘禀报详情。你且将其中要紧之处，再与朕说说？”

马佳·绍英心中暗叹，纵使皇帝聪慧，但知道最终决策仍需皇太后定夺，皇帝此言不过是遵循程序。

他便又用尽可能简明的语言，将盛京等地征收断绝、天津追赃减租反增收等关键点，向皇帝解释了一遍，尤其强调推进皇室资产核定进度，仿效天津清丈士地做法的设想是“为皇室争取些许实利”。

养心殿西暖阁内，随着马佳·绍英详细禀报种种实情，空气似乎并未因他的话语而松弛，反而沉淀下一种更凝重的寂静。

皇帝凌霄没有立刻让随侍太监在旁伺候，他挥了挥手，示意身边伺候的太监都暂且退到外间候着。

当只剩下他独自一人时，那双方才在人前还带着少年式清澈的眼眸，瞬间变得异常沉静，甚至透出一种与年龄绝不相符的、仿佛穿透了时间的深邃与了然。

凌霄伸出手，重新拿起面前份厚厚的奏折，并未像寻常六岁孩子那般感到畏惧或厌烦，反而带着一种近乎审慎的专注，一边听从马佳绍英的汇报，又逐字逐句地对比研读起奏折及有关账册来。

“早已料定……却未曾料到如此之快、如此之剧烈。”心中，一个成年人的灵魂在无声地叹息。

他，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因缘际会重生于这清末皇帝的躯壳之中，对退位后皇室的凄凉境遇，本有清晰的心理预期。

他知道，“优待条件”只是纸面文章，失去政权威慑，皇室对散布全国、尤其偏远地区的庞大田产庄园的实际控制力，必将如烈日下的冰雪般迅速消融。

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庄头、管事，从前尚惧朝廷王法，如今面对已然改朝换代的局面，岂有不生异心、不趁机中饱私囊甚至侵吞产业的道理？

然而，理性认知是一回事，亲眼看到马佳·绍英整理出的、用冰冷数字呈现的残酷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凌霄的目光掠过“盛京等地几近断绝”、“实物缩水三成以上”、“现银仅十数万两”这些字句时，眉头不由自主地紧蹙起来。

形势恶化的速度和程度，还是超出了他基于历史认知的粗略估算。

“断崖式下跌……”凌霄脑海中浮现出这个现代词汇。这不仅仅是因为庄头管事贪墨（这固然是重要原因），更深层的是整个旧有依附体系的崩塌——地方官府不再配合，甚至可能暗中阻挠或趁机侵夺；

交通可能因战乱或秩序混乱而梗阻；信息传递失灵，内务府的政令恐怕连盛京都难以有效送达，更遑论执行。

奏折中关于天津的部分，凌霄早已通过醇亲王载沣的来回书信知晓详情。

醇亲王载沣详细告知如何借民国清丈之势，雷厉风行地查处贪腐庄头，追回二十余万两赃款时，眼中还是不由的闪过一丝微光。

“醇亲王（载沣）虽然在治国上缺乏能力，但面对利益存亡也绝非庸碌之辈，懂得借力打力，乱中取利，而这些奴才也真的是会贪污，还只是清缴了天津不到一半的皇庄数量，便能追回如此多的巨款。”

这手腕，这决断，在旧式王公中实属难得。

变卖整合资产、收回商欠、甚至委托洋行管理优质产业……这些举措，虽带着壮士断腕的悲壮与无奈，却也透露出一种务实的、试图与现代经济规则接轨的微弱尝试。

这与紫禁城内多数仍沉湎于旧梦、守着虚架子空耗的宗室勋贵相比，简直有云泥之别。

然而，当目光落在醇亲王载沣“减租安民，反得实利”的描述，以及马佳·绍英由此提出试图在盛京等地“仿效”的提议时，凌霄的心情更加复杂。

他当然理解这背后的逻辑：去除中间层的残酷盘剥，降低交易成本，激励生产者，最终可能提高净收益。

这几乎带有几分现代经济学中“减少制度成本”、“激励相容”的影子。

马佳·绍英能从此事中看到这一点，并提出仿效之议，说明这位老臣也并非全然腐朽，至少有了在绝境中求变通的意识。

但凌霄看得更深，也更远。

他知道，天津的模式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特殊性。

醇亲王载沣的个人能力（积极主动适应当前形式，对失去权位的决绝）、民国方面（至少是赵秉文等务实派）某种程度的“合作”或默许、天津相对靠近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以及清丈这一特殊事件带来的“洗牌”机会，诸多因素叠加，才成就了天津暂时的“乱中取安”。

要将此模式推广到早已失控、民国势力渗透程度与态度迥异的盛京等地，难度何止倍增？

无异于火中取栗，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加速皇室在那片“龙兴之地”资产的流失。

更重要的是，凌霄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补救”，无论如何精妙，都只是苟延残喘之术。

皇室财政的根本危机，在于失去了国家政权这棵大树的荫庇，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精明的管家，也无法在沙滩上筑起稳固的财库。

马佳·绍英的忧惧——“长此以往，难以供养紫禁城”——绝非杞人忧天，而是正在加速迫近的现实。

凌霄放下奏折，望向庭院中那被宫墙切割出的四方天空。

蝉鸣依旧嘶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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