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0章 天津土地清丈报告（2/2）

另一名负责津南的年轻吏员补充道：“还有便是利用地形地貌、历史旧账做文章。譬如，河滩淤地、山脚坡地，边界本就模糊，他们便拿出些道光、咸丰年间的老契，指认范围极大，与现今地貌完全不符，硬说是祖产。”

“又或者，声称某块地是前朝某官员‘赐予’其先祖，仅有口传或模糊字据，并无过硬官契，但仗着族大势大，当地乡保、耆老也多为其说话，测量立桩时，常有无赖子弟或不明真相的佃户前来阻挠，虽不至于动武，但推搡、吵嚷、躺在测量工具前的事情，时有发生。”

第三位吏员提到了一种更“文明”的抵抗：“有些士绅，自身或子弟便在天津乃至北京的衙门、学堂任职，颇通文墨律法。他们不直接对抗清丈，却不断呈递申诉状、质疑测量方法、要求复核数据、甚至搬出些似是而非的‘国际土地测量通则’来质疑我等的专业性。”

“一份地，来回扯皮，拖延时日。他们还善于发动乡议，联络同样有田产有名望有学识之人造势，给清丈工作扣上‘苛扰乡里’、‘与民争利’的帽子。”

提到“闹出事”，一位面色黝黑、显然常跑外勤的吏员压低声音：“月前在静海某庄，清丈一户与前任天津道台有姻亲的乡绅土地时，对方先是摆宴‘款待’测量队，席间言语夹枪带棒，暗示‘山水有相逢’。”

“被拒后，次日我们再去，便发现昨夜打下的界桩被悉数拔除，还泼了污秽之物。更棘手的是，当天庄里便传起谣言，说清丈局要借此加征三倍赋税，引得一些佃户情绪激动，围住了我们的临时驻地。”

“幸得当地巡警闻讯及时赶到，又紧急请了县署一位师爷前来解释安抚，才未酿成大变。事后查明，拔桩散谣皆是那乡绅指使家中恶仆所为，但苦无直接证据，最终也只能以‘乡民愚昧，受人蛊惑’为由，惩戒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闲汉了事。”

赵秉文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轻叩桌面。这些情况，虽未大规模爆发，却如暗疮般遍布肌体，稍有不慎，便可能感染溃烂，让整个清丈成果蒙上阴影，甚至前功尽弃。

他特别询问：“警务处杨以德处长派来的巡警，效用如何？可能真正防患于未然？”

吏员们回答：巡警在场，确实对一般的聚众滋事、暴力阻挠有威慑作用，至少保证了测量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工作秩序。

但对于那些非暴力的、软性的、基于“道理”或地方势力的抵制，巡警往往无能为力，甚至因其本地出身，有时反而态度暧昧。

赵秉文心中了然。他总结道：“情况我已大致明了。诸位的难处，我深知。此后，务须更加谨慎。”

他随即作出几点明确指示：

防患未然，预警前置：“今后凡遇大户、或有复杂历史遗留问题的田产清丈，测量队出发前，必须先知会当地警务分驻所及县公署相关房科，请其预先了解该户背景、可能的态度，并派员协同前往，以示政府重视，形成压力。”

分工协作，专业应对：“遇到利用‘诡寄’、旧契纠缠不清的，立即将情况详细记录，连同相关疑似‘白契’（未经官府钤印的私契）副本，迅速移交县公署刑名房或天津地方审判厅，请其从司法角度调查产权真伪，我们不必陷于无休止的争论。”

“遇到以‘文讼’拖延的，则由清丈局精通律例的文案直接出面，书面驳复，必要时可公开辩论，以正视听。”

清丈局主动安抚乡绅地主，寻求支持：“对于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绅，我本人可择机亲自拜访或邀其茶叙，陈说国家清理田赋、统一政令之大义，亦倾听其‘苦衷’，在不违反清丈根本原则（必须登记、必须明确赋税责任）的前提下，对其合理关切（如祖坟地、祭田的确认，赋税负担的平缓过渡）可酌情予以考虑，争取其至少保持中立，乃至配合。”

在舆论引导上，澄清谣言：“令各队注意收集民间谣言，一旦发现有针对清丈的恶意中伤或煽动性言论，立即通报警务处侦查源头，同时由县公署或清丈局出面，张贴安民告示，或通过乡约、保甲系统澄清事实，稳定人心。”

“总之，”赵秉文目光扫过众人，“土地要清，秩序要稳，人心要安。硬骨头要啃，但要用巧劲，借力打力。”

“警务处与县公署是我们的左右臂膀，要善加借重。我居中协调，务求将冲突化解于萌芽，将阻力消弭于无形。天津清丈，必须善始善终，不能留下遍地烽烟的后遗症。”

众吏员详细诉说种种困难后，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但方向也更清晰。

赵秉文则开始斟酌，哪些士绅需要他亲自出面“安抚”，哪些“疑难杂症”需要他协调警务、司法乃至更高层的力量介入。

这场土地清丈，早已不仅是一场技术测量，更是一场复杂的社会博弈与政治平衡。

他这位留洋归来的技术官僚，正被迫迅速成长为深谙中国乡土政治生态的斡旋高手。

当日，武清临时办事处从午后到灯火燃至深夜。

赵秉文摒退了所有闲杂人等，只留两名最得力的书记官在侧，将自己锁在了那间充作总办办公室的厢房内。

案头上，堆积着来自各清丈分队、各区县汇总上来的卷帙浩繁的文书。

最新的田亩测量原始记录、经过核对的产权变更清册、查出的隐匿土地登记表、预估赋税增收核算草稿、各类纠纷处理纪要，以及他自己每日记下的工作日志与对策思考。

他需要将这些庞杂、原始甚至有些混乱的信息，提炼、整合、升华，编织成一份能够清晰展现此次天津土地清丈全貌、成效与深远意义的综合性报告，并附上自己对于未来的具体建议。

这不仅是对过去一个多月工作的总结，更是他赵秉文向上峰、向中央民国政府展示能力、推销理念的关键一步。

他首先着手数据汇总与成效量化。算盘在他指尖飞快拨动，书记官根据他的口述奋笔疾书。

新增土地：经过彻底清丈，剔除以往册籍中的虚报、重报，并清查、登记了大量以往从未纳入官方册籍的“无主之地”、“黑地”、“隐匿挂靠地”，主要来源于河滩淤积新垦地、豪强私下侵占的官荒地、以及为逃避赋税而故意不报的田亩。

初步统计，此类新增入册土地，约占天津原有在册田亩总数的约一成五六。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国家直接掌控的耕地资源大幅增加。

赋税增收预估：以1912年秋收为计，依据清丈后最新、最全的官方田亩籍册及重新核定的土地等级、税率进行计算。

赵秉文进行了保守与乐观两种估算。

保守估计，仅因田亩基数增加（新增土地及纠正隐匿）及产权明晰减少“飞洒”（将税负转嫁到无力反抗的贫户头上）带来的税收漏洞，预计秋粮（折色）及田赋银增收，可比清丈前历年平均收入增加约三成五。

乐观估计，若加上因产权明晰、纠纷减少带来的征收效率提升，以及对新清查土地采取更合理的税率，整体赋税收入增幅可达五成左右。

此外，对大量收归国有的新垦地，他建议可采取“招佃垦种”或“发卖永业”方式，既能快速产生收益，又能安置流民，稳定地方。

制度性成果：赵秉文着重强调，此次清丈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变革。

它初步建立了覆盖天津全境的、基于现代测量技术的统一土地登记档案，明确了每一块土地的位置、面积、等级、产权人（或使用人）及应负赋税，为民国政府奠定了现代土地管理和税收稽核的客观数据基础。

同时，在清丈过程中，尝试引入了相对规范的地籍图测绘、产权变更登记程序、土地纠纷行政裁决机制等，这些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完成枯燥却至关重要的数据汇编后，赵秉文笔锋一转，进入报告的建议与展望部分。

这是他留学东西洋所学与本土实践结合后的思考结晶。

赵秉文建议推行现代土地税制试点。

他明确提出，不应满足于简单恢复或增加旧式田赋。应效仿西方各国（如日本、德国）及美国部分州的经验，在天津选择一两个清丈完成度最高、产权最清晰的区县（如已完成清丈的津南、西青），试点推行以“地价税”或“土地收益税”为核心的现代土地税制。

这种税制以土地市场价值或实际收益能力为课税基准，更为公平合理，且能有效抑制土地投机，促进土地有效利用。

他建议可先成立专门研究小组，制定详细方案。

建立常设土地管理机构，建议在天津（乃至直隶省）设立常设的“土地管理局”或“地政处”，负责地籍图的日常更新维护、产权登记与变更、土地估价、税基核定、土地政策研究等，使土地管理摆脱运动式清丈，进入常态化、专业化轨道。

完善相关法律配套，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制定颁布统一的《土地登记法》、《土地税法》及《土地征收条例》等，为全国性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巩固清丈成果。

处理皇室与贵族田产，针对天津大量已清丈完毕的皇室、王府田产，他建议中央政府应抓住时机，尽快与醇亲王等宗室代表协商，推动这些田产的“国有化”或“社会化”处置。

可采取“赎买”、“发行土地债券置换”、“部分划拨兴办实业或公益”等多种方式，彻底解决前朝遗留的庞大不纳税特权田产问题，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与管理体系。

报告最后，赵秉文以严谨而恳切的语气总结：天津的土地清丈工作已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但“清丈之终，实乃新政之始”。

后续的税制改革、机构建设、法律完善乃至对前朝特权田产的处置，皆需中央层面统筹决策，强力推行。

他将自己定位为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与改革的大胆建议者。

当最后一个字落笔，窗外已透出蒙蒙青色。赵秉文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仔细将报告与精选的核心数据附件装订成厚厚一册，装入特制的公文匣中，封以火漆，盖上自己的官印。

次日一早，赵秉文唤来最机警可靠的一名亲信随员，将公文匣郑重交付，叮嘱道：“此系天津土地清丈总成及未来要务之详禀，事关国计民生，十万火急。你即刻出发，快马加鞭，直送北京总统府秘书处，务必面呈秘书长或机要参议，请求速转袁大总统钧览。天津后续诸多施政，尤待大总统明令方可行事。”

随员领命，将公文匣贴身藏好，翻身上马，绝尘而去，直奔天津方向，乘坐火车北上京城。

赵秉文站在办事处门前，望着远去的烟尘，心中既有一项重任暂告段落的轻松，更有对报告上呈后能否引起重视、催生变革的深深期待。

他深知，自己整理的这些数字与建议，犹如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其激起的涟漪，或将远远超出天津一地，影响着这个新生共和国如何打理其最根本的资产——土地。

而他的仕途与抱负，也已与这份报告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