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6章 平整土地，夯实地基（1/2）

次日拂晓，天色尚且青灰，庄子房的院落里还萦绕着晨露的凉意与灶间刚刚升起的炊烟气息。

王忠已穿戴齐整，来到正厅门外，恭敬等候。

见载沣已然起身，正在窗前活动手足，便上前请安：“王爷，奴才特来请安，即刻便动身往天津城去采办物料。”

载沣转过身，脸上并无太多睡意，显然也是思虑甚多，起身颇早。

他微微颔首，却未立刻让王忠离去，而是缓步走到书案前，从一叠文书中取出一封已然封缄妥当、封面写着“上海荣宗敬、荣德生先生亲启”的信函。

“此信，”载沣将信递给王忠，声音平稳而清晰，“是本王昨夜所书，你带回天津后，首要之事，便是通过邮政局，以稳妥快捷之法寄往上海荣府。”

王忠双手接过，感觉到信封颇厚，显然内容不少。

载沣继续道：“信中，本王已与荣氏兄弟言明：经前番数次书信往来，详议市场前景、机器选型、厂房规制，并斟酌当今时势与皇室处境，尤其……参考了皇上关切实业之谕意，”

载沣提及“皇帝”时，语气略缓，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本王最终定议，放弃先前小规模试办之想，决意采纳荣氏所荐之长远方案——一次性到位，兴建大型工厂。规模、机器、配套，皆按最高标准规划，务求立足稳固，未来可期。”

王忠听得心中一震，“一次性到位”、“大型工厂”、“最高标准”，这些字眼背后，意味着比原计划庞大得多的投资、更复杂的机器订购、以及更重的期望与风险。

王爷此次决心，可谓不小。

“此外，”载沣话锋一转，指示更为具体，“你到天津后，办完邮寄，立即去电报局，以本王名义，向上海荣氏兄弟发一封电报。”

“电文不必冗长，核心便是：‘前议已决，按大型方案施行，机器订购可即启动。详情见信。’如此，书信详陈原委决策，电报先行告知定论，以免上海那边久候，可即刻着手与洋行接洽具体订购事宜。”

“此事亦关乎机器能否尽早制造、启运，至关重要。”

王忠立刻领会，这是要双管齐下，既保持传统书信的郑重周全，又利用电报的迅捷以争取时间。

他躬身道：“奴才明白了。先至邮局寄发王爷亲笔信函，确保稳妥；再往电报局发送简明电文，通报定议。必不敢误。”

“嗯，”载沣目光落在王忠脸上，带着嘱托，“采办事宜固然紧要，此信此电，亦关乎根本。速去办理妥当。”

“嗻！奴才定当妥善办理，尽快返回复命！”王忠将信函仔细收于怀中贴身之处，又行一礼，旋即转身，步履匆匆而出。

院外，马车早已备好，几名得力随从也已候着。

王忠登车坐定，一声轻喝，马车便辘辘驶出庄子房，沿着晨雾未散的土路，朝着天津城方向疾驰而去。

载沣站在厅前，望着马车消失在晨霭之中，直到马蹄声也渐不可闻。

他书写的那份厚重的、决定建造大型工厂的书信，以及那封即将在电报线上瞬间跨越千里的简短电文，如同两支箭矢，一稳一疾，射向上海，也射向了他所构想的那个机器轰鸣、规模宏大的未来。

而王忠的天津之行，不仅关乎一砖一瓦、一锹一镐的采买，更承载着将这宏大蓝图真正“启动”的关键信讯。

东方既白，新一日已然开始，而他的实业之路，也随着这车轮与电波，加速向前。

王忠的马车声彻底消失在清晨的薄雾中后，庄子房内外复归寂静，只余下仆役轻手轻脚洒扫庭院的细微声响。

醇亲王载沣并未如常立即处理今日的庶务，而是屏退了左右，独自回到了暂居的东厢书房。

门扉轻掩，将外界的尘嚣与庄园初醒的生机隔绝开来。

他没有走向堆满图纸账册的公事案几，而是行至里间临窗的暖炕旁，从随身携带的一只紫檀小匣中，取出了数封折叠整齐、纸张略显柔软的私信。

这些信的封皮上并无多少装饰，但字迹却让载沣每次触碰时，指尖都似有微电流过——那是当今皇帝，他的‘亲侄子’，年方六岁的溥仪皇帝，近来断续写给他的书信。

载沣在炕桌旁坐下，就着窗外渐亮的天光，再次将这几封信一一展开，平铺在光滑的炕席上。

他的目光，早已不是初读时的讶异与长辈对孩童聪慧的欣慰，而是沉淀为一种近乎审慎的、反复研磨的探究。

信中的字迹，尚带稚童的工整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用力，遣词用句也偶有童趣或简略之处。

然而，那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对时局的洞察、对西洋各国工业力量与政治格局的概括、甚至对国内新旧势力消长的冷眼剖析，却与那稚嫩的笔迹形成了令人心悸的对比。

凌霄在信中谈及“实业乃固本之基，非仅效洋人皮毛，当求其根本精要”，提及“德之严谨、美之创新、英之老练，皆有所长，择其善者，需合我之水土人情”，甚至隐晦地论及“新旧之交，民心浮动，财权兵权实为要害”……

这些观点，并非全然独创，其中有些许影子或许来自帝师陈宝琛等人的教导，也有些像是对载沣自己某些奏对或书信观点的回应与深化。

但令载沣深感诧异乃至心惊的是，那种整合、提炼、并试图以某种超越年龄的“格局”来表述的思维方式，那种在字句中隐隐透出的、对未来某种路径的清晰指向（即使仍显模糊），以及那份罕见的、近乎冷酷的理性权衡，绝非一个寻常六岁少年能在嬉戏玩闹、诵读经典之余所能自然流露。

即便是天资极为聪颖，也未免……过于早熟了。

载沣的指尖轻轻拂过信纸上“皇帝御笔”那几个略大的字，眉头紧锁。

他回想起紫禁城中那个穿着小龙袍、在空旷宫殿里显得格外瘦小却挺拔的身影，平日里见皇帝，多是循规蹈矩地听讲、行礼，眼神清澈，偶尔也会流露出孩童对未知事物的好奇或短暂的不耐。

那模样，与眼前这信纸背后仿佛隔着时空冷静剖析天下的“心智”，实在难以叠合。

一种莫名的、混杂着惊疑、困惑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畏惧感，再次攫住了他。

难道……真的如宫中一些老太监、老嬷嬷私下敬畏的传言那般，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见国祚飘摇、时局危殆，特降异兆，庇佑爱新觉罗氏，才令皇帝如此迥异常人？

这个念头并非首次浮现，但每一次细读这些书信，它便增强一分。

载沣素来谨慎，甚至有些保守，对怪力乱神之事敬而远之。

然而，眼前这白纸黑字，这超越常理的“早慧”，在“列祖列宗显灵”这个充满宿命与神秘色彩的解释面前，似乎成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答案。

它不仅能解释这异常，更赋予这异常一种神圣的、鼓舞人心的合法性。

渐渐地，那最初的惊疑，在反复的阅读与思量中，竟悄然转化了。

心底最深处，那被时局压抑、被理性告诫需深藏蛰伏的、属于爱新觉罗子孙的某种东西，仿佛被这“神异”的可能性轻轻拨动了一下。

一丝极其微渺、却无比灼热的火苗，在载沣素来以沉稳着称的心湖深处，被点燃了。

或许……真的天不亡清？

或许……眼前这孩子，并非仅是冲龄践祚的象征，而是……真正承载着某种天命，某种扭转乾坤的潜质？

那么，自己此刻在这郑家庄所为的一切——兴办实业，积累实力，探索新路，甚至与皇帝书信中隐约透露的某些长远设想不谋而合——是否冥冥之中，正是在为那或许可能、却遥不可及的将来，打下一点微不足道、却实实在在的根基？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如野火般在他心中蔓延开来，带来一阵强烈的、混合着激动、野望与巨大责任感的悸动。

他感到自己的心跳有些加速，握着信纸的手也微微用力。

复辟大清……这个在公开场合绝不敢宣之于口，甚至在亲密心腹间也需极度谨慎的终极梦想，此刻竟因这几封少年的书信，变得前所未有的具体，甚至……带上了一丝宿命的微光。

载沣猛地闭上了眼睛，深吸了几口气，试图平复那汹涌的心潮。

载沣告诫自己，不可妄动，不可轻信，更不可将希望完全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异”之上。

务实、谨慎，步步为营，方是正理。

皇帝异常也罢，祖宗显灵也罢，眼前的工厂、土地、机器、人力，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依靠。

然而，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目光落回那些信纸上时，眼中的神采已然不同。

那不再仅仅是看待一个聪慧晚辈或君主奏章的目光，而是带上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审视、期待，以及一种沉甸甸的、仿佛被赋予了某种历史使命的决绝。

载沣作为清末摄政王、溥仪生父，内心对于复辟是极为消极的态度，并非出于懦弱或对清朝不忠，而是载沣基于对现实时局的深刻清醒认知和务实判断，以“保皇室、安自身”为核心。

载沣的态度核心是“情感上护皇室，理智上拒复辟，清醒认知时局不可逆转”，既无遗老遗少的偏执，也无宗社党的激进，是清末皇室中少有的“务实清醒派”。

他或许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他在时代巨变中表现出的理性、克制和对家族责任的坚守，使他避免了卷入更大的历史漩涡，最终得以在动荡的年代中保全家族，平安终老。

载沣深知“共和已深入人心，清廷失德失民心，再图复辟，无异于以卵击石”，认为清朝的覆灭是“气数已尽，非人力可挽”；

只有尽量避免因复辟牵连皇室（当时民国政府对皇室有《清室优待条件》，载沣深知激进复辟会破坏优待）。

载沣亲历过清末新政的困境、辛亥革命的浪潮，深知清朝统治的腐朽（如吏治腐败、财政崩溃、军队失控），也目睹了民国建立后共和观念的传播（尤其是南方各省对帝制的抵制）。

他明白，帝制已失去群众基础，“复辟”只会遭到全国反对，甚至可能导致皇室覆灭。

载沣是“清醒的守成者”而非“顽固的复辟者”

其本质是“审时度势后的理性妥协”：既放不下皇室的身份与情感，又认清了帝制覆灭的必然；既反对激进复辟给皇室带来风险，又以低调避世的方式维护皇室尊严与安全。

载沣重新坐回炕沿，指尖竟有些发凉。

他并非第一次读这些信，但今日，在派遣王忠带着那封决定“大型工厂”命运的绝断书信离去后，在这寂静的清晨独自重温，信纸上的字句仿佛挣脱了笔墨的束缚，带着某种冰冷的预见力，直刺他心底最深的隐忧与未曾言明的野望。

皇帝的分析，依旧以那种令人不安的、超脱年龄的“中立客观”笔触展开，仿佛一个冷静的史官在评述既定的过去，而非一个身陷漩涡中心的少年在猜测未定的未来。

凌霄向载沣详细剖析袁世凯自攫取大总统权柄后的种种作为。

政治上，步步为营，剪除异己，架空国会，将《临时约法》视为无物；

军事上，以北洋六镇为核心，不断向各省渗透、压制非北洋系的军队，甚至暗中筹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意图将兵权彻底收归己手；

国家制度上，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削弱地方，强化中央，虽名义上维持共和框架，实则行中央集权之实；

经济上，则试图掌控盐税、关税，并向列强大举借款，以充实北洋府库，巩固其权力基础。

信中指出，这一切的核心，皆在于“以最大限度改变南方革命党设立之初衷，构建强人威权，以抗南方各省离心之势”。

然而，笔锋随即一转，冷静得近乎残酷：“然此集权之路，犹如饮鸩止渴。南方革命党人岂肯坐视？各省都督，无论革命与否，其势已成，岂甘权柄日削？长此以往，不满必如地火奔涌，终有喷发之日。”

令载沣呼吸微窒的，是接下来的论述。

凌霄以一种近乎洞悉人性的口吻写道：“袁氏及其身边攀附者，多曾为清室旧臣，于宫阙之内，亲眼得见、亲手触摸过皇权之极致威仪与尊荣。”

“彼辈心中，共和或许仅为一时权宜之旗号，那至高无上、号令天下、富有四海之位，对其诱惑，恐远胜虚名之总统。”

“麾下谋士武将，为自身功名利禄计，亦必不断以‘天命所归’、‘万民拥戴’之词蛊惑怂恿，制造‘非君不可’之机。”

“袁氏本人，权欲日炽，又处此众星捧月、谀词盈耳之境，能否抗拒那重返权力巅峰之诱惑？”

信中甚至列举了袁世凯获取民国最高权利后，袁氏身边之人零星试探鼓吹帝制复辟的言论、其家族僭越礼制的举动，以及对外交涉中刻意彰显“唯一领袖”地位的种种迹象作为佐证。

最终，信中的预言如重锤击打在载沣心头：“以此观之，袁氏强行集权之策，必将引致全国范围之激烈讨伐与抵制。其集权若成，则共和彻底倾覆，若败，”

字句在这里微微一顿，墨迹仿佛都沉重了几分，“则中央权威顷刻崩塌，全国权力必陷于重组之乱局。”

“维系北洋之核心一旦碎裂，看似铁板一块的北洋集团，内里派系林立、利益纠葛，必将迅速分崩离析，各寻出路。”

“届时，非仅北洋内部，长久被压制之南方诸省势力，乃至新兴之地方豪强、会党武装，乃至窥伺一旁之列强代理人，皆会蜂拥而上，参与这场权力之争夺。天下……恐将陷入比辛亥年更甚之纷乱与割据。”

载沣读至此处，额角已渗出细密的冷汗。

这已不仅仅是分析，这几乎是一份精准的、关于未来数年政局演变的路书！

其中对袁世凯集团心态的把握，对集权与反集权矛盾必然激化的判断，以及对权力核心崩塌后必然导致全局性混乱与军阀割据的推论，层层递进，逻辑严酷，与载沣自己私下最深沉的忧虑不谋而合，却远比他自己所想更为清晰、系统、笃定！

一个六岁孩子，如何能有这般穿透迷雾、直指本质的洞察力？

这绝非“早慧”二字可以解释。

“预知未来……”这个词不受控制地蹦入载沣的脑海，带来一阵剧烈的眩晕与心悸。

他猛地将信纸按在炕桌上，闭上眼睛，试图驱散这荒诞却又唯一合理的念头。

然而，信中的内容却如烙铁般印在他心里。如果……如果皇帝真的能窥见一丝未来天机呢？哪怕只是模糊的指向？

这个想法一旦生根，便疯狂滋长。

它解释了所有异常，也点燃了那最深沉的、几乎被现实磨灭的希望之火。

若天命果真未绝，若列祖列宗真的通过这种方式在指引……那么，此刻袁世凯看似如日中天，实则已埋下倾覆之因；

未来的大乱，对常人而言是灾难，对蛰伏待机的爱新觉罗氏而言，难道不正是……不可估量的机遇？

“不！不会有机会的，理智战胜了这份邪念。”

载沣感到自己的血液在缓缓加速，一种混合着恐惧、兴奋与巨大野心的战栗感掠过全身。

他再次睁开眼，看向那几封信，目光已彻底改变。那不再是令他心惊困惑的异常少年的笔迹，而可能是……一份皇室在即将到来的巨变中如何自处、甚至如何图存的……启示？

“难怪，皇帝强力主张皇室要大力投资实业工厂，谋求自身发展的根基。”

载沣心中那因皇帝对国内政局预言而掀起的惊涛尚未平息，当他继续展读信笺后续内容时，另一重更加恢弘却也更加令人窒息的“预见”，如同从九天之外投射下的冰冷光束，将他以及他所熟知的那个“天朝上国”残梦，彻底照进了残酷的现实脉络之中。

凌霄在信中笔锋转向了海外，语气依旧保持着那种令人不安的抽离与客观。

凌霄提及自己通过阅读宫廷向报馆订购的、或由师傅们偶尔带来的《泰晤士报》、《字林西报》等西洋报刊，以及留心西洋医生谈话中透露的零星信息，观察到欧罗巴诸国之间“利益交错如犬牙，盟约叠覆似蛛网，表面彬彬有礼，实则猜忌日深，竞相扩军备战，尤以德、奥、意之‘同盟国’与英、法、俄之‘协约国’两大集团为甚。”

信中甚至简要分析了巴尔干半岛这个“欧洲火药桶”的紧张局势，指出奥匈帝国与沙俄在此地的角逐，以及德国崛起后对全球殖民地与海洋霸权的渴望，与老牌帝国英国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然后，那超越时代的判语再次出现：“观其势，列强矛盾积重难返，非外交辞令可弥合。争夺市场、资源、霸权之欲壑难填，终需以兵戈相见。一场波及全球大部、空前惨烈之大战争，迟早爆发，或许就在数年之间。”

皇帝冷静地写道，这场战争一旦开启，必将耗尽欧陆列强之力，使其无暇东顾，甚至需要从远东抽调力量，“此乃远东局势变动之重大契机。”

紧接着，笔锋回到了现实策略：“大清皇室如今处境维艰，然正因如此，更需放眼长远，未雨绸缪。”

“与各国在华洋行保持良好商贸往来，乃至与各国公使馆维持起码的、不卑不亢的联络，非为苟且偷安，实为必要之绸缪。”

“未来大变局中，彼等洋行背后之资本与国家利益，或许便是我等可用之助力，或至少需避免成为额外之阻力。”

“机器之购买、技术之引进、甚至未来若有机会之借款、外交之声援，皆可能需借助此类渠道。今日多种善缘，他日或结善果。切记，国与国之间，唯有利益永恒，敌友亦可因时而化。”

载沣的目光凝固在信纸的最后几行。

先前那些关于国内外局势的惊人剖析，那些对袁世凯集权必败、北洋必将分裂、列强大战难免的冰冷预言，如同暗夜中一道道刺目的闪电，照亮了前方崎岖险恶的道路，却也令人心悸。

然而，皇帝笔锋至此，并未停留于揭示危局，反而在篇末，以一种与前文冷静分析截然不同的、近乎炽热的肯定语气，写下了最终的论断与指引：

“……故此，综观内外，此数年间，实乃我皇室屏息蛰伏、蓄力待时之关键窗口。袁氏集权，必引反噬，天下板荡将至；欧陆烽火，亦不远矣。当此新旧鼎革、内外交困之非常时局，恰是我爱新觉罗氏摒弃虚文空谈，倾力投资实业、发展工商、累积资本之绝佳良机，甚至是……唯一可行之出路。”

“绝佳良机”……“唯一可行之出路”！

这几个字，如同重锤，狠狠敲打在载沣的心头，将他从对预言本身的震惊中猛然拉回现实，注入一股滚烫的、充满行动力的迫切感。

凌霄并非仅仅告知他未来有多凶险或多离奇，而是在凶险与离奇之中，清晰地为他——为整个皇室——指明了一条实实在在的路径。

信中的逻辑链条此刻无比清晰：正因为中央权威将崩，天下将乱，皇室才更需拥有不依附于任何一方军阀或政治势力的、独立的经济实力与生产能力；

正因为列强即将陷入彼此厮杀、无暇东顾，才给了中国本土实业一个相对减少外部直接压迫、可能获得喘息乃至发展的缝隙；

也正因为旧有的统治秩序与财富分配方式正在土崩瓦解，新的、基于机器与资本的秩序尚未稳固，此时大力介入，方能抢占先机，积累起未来可能至关重要的“硬实力”。

这不再是退守保产的无奈之举，而是被皇帝提升到了战略抉择的高度。

实业，不仅仅是赚钱的生意，更是未来乱世中安身立命的本钱，是蛰伏时期积累力量的方式，甚至……是那渺茫希望中，或许有朝一日能用以支撑更大图谋的基石。

凌霄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将“投资实业”从一项“洋务”或“新政”，点化成了关乎爱新觉罗氏命运的核心策略。

载沣感到胸腔里有一股激流在冲撞。

先前的惊疑、畏惧、乃至对“天命”的揣测，此刻都化为了沉甸甸的、必须立即行动的责任与决心。

凌霄在信中不仅分析了“为何要做”，更隐晦地认同甚至鼓励了他已经在做的——郑家庄的工厂，与荣氏的合作，机器订购，物料采办……这一切琐碎而具体的努力，原来正踏在皇帝所言的“绝佳良机”与“唯一出路”之上！

他再次看向窗外。

炽热的阳光照射进房内，场坝那边的阳光更盛了些，却感到窗外庭院里的阳光似乎都失去了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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