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8章 刘焉（2/2）
此举虽震慑了益州豪强，却也引起了益州士族与百姓的怨恨，更让当初迎他入蜀的贾龙心生不满——贾龙本为汉廷忠臣，迎刘焉入蜀是为了安定益州，而非看着他割据自立、诛杀同乡。
初平二年（191年），矛盾彻底爆发：犍为太守任岐率先举兵反叛，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合兵攻打刘焉；董卓亦令司徒赵谦率兵入蜀，说服贾龙起兵响应，叛军一度烧毁成都外城，益州局势岌岌可危。
面对叛乱，刘焉早有准备，他派遣益州的青羌兵迎战——青羌兵为益州少数民族武装，骁勇善战，是刘焉一手培植的嫡系部队。最终，刘焉击败叛军，杀死任岐与贾龙，彻底铲除了益州境内忠于汉廷的势力，自此成为益州真正的“土皇帝”。
僭越造舆，暗怀帝心，暴露野心
诛杀贾龙、任岐后，刘焉的割据野心愈发膨胀，开始明目张胆地挑战汉廷的权威。他下令按照皇帝的仪仗规格，制造了千余乘舆车、服饰，“乘舆车具”为皇帝专属，刘焉的这一行为，已是赤裸裸的僭越，暗藏称帝之心。
刘焉的僭越之举，很快传到了荆州牧刘表耳中。刘表素与汉廷保持联系，遂向朝廷上奏，称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意即刘焉在益州的所作所为，已然如同自立为王，怀疑其有谋逆之心。
此时的汉献帝被董卓裹挟至长安，虽无力讨伐，却也对刘焉心生警惕，遂想出一招“釜底抽薪”之计：当时刘焉的长子刘范为左中郎将、次子刘诞为治书御史、幼子刘璋为奉车都尉，皆随献帝留在长安，仅有三子刘瑁随其入蜀，献帝令刘璋前往益州，劝说刘焉谨守本分，实则以刘璋为人质，牵制刘焉。
但刘焉早已不将汉廷放在眼中，他见到刘璋后，当即将其留在益州，不再让其返回长安，彻底与汉廷决裂。至此，刘焉的益州割据政权正式形成，成为汉末群雄中，最早实现“闭关自守、独立于中央”的势力之一。
谋叛败亡：联马腾事泄丧子，遇天火疽发殒命
刘焉虽割据益州，却并未完全放弃对中原局势的介入。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王允、吕布诛杀，其部将李傕、郭汜随即攻破长安，杀死王允，控制了汉献帝，关中陷入内乱。征西将军马腾驻守郿县，不满李傕、郭汜专权，遂起兵反叛，刘焉见有机可乘，决定与马腾合谋，企图借马腾之手夺取长安，掌控汉献帝，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野心。
这是刘焉一生最大的政治豪赌，却也成为其命运的转折点。他令长子刘范在长安暗中联络马腾，约定共同袭击长安，诛杀李傕、郭汜，同时派遣校尉孙肇率蜀兵五千人前往关中相助。
然而，谋事不密，合谋之事被李傕察觉，李傕当即派大军迎战马腾，蜀兵尚未赶到，马腾便已战败，退回凉州。
刘范因谋叛败露，逃奔槐里，最终被李傕的军队斩杀，次子刘诞亦因牵连被诛杀，刘焉留在长安的两个儿子尽皆丧命。
唯一的幸运是，议郎庞羲与刘焉为世交，暗中派人找到刘焉留在长安的孙子们，将他们安全护送回益州，才让刘焉免于断后之祸。
丧子之痛成为压垮刘焉的第一道重锤，而接踵而至的天灾，更是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
兴平元年（194年），刘焉的治所绵竹突然发生大火，这场大火来势汹汹，不仅烧毁了大量百姓的房屋，更将刘焉此前僭越制造的千余乘舆车、服饰尽数焚毁——在古人眼中，天火乃是“天谴”，是上天对僭越者的惩罚。
刘焉既哀痛两个儿子的惨死，又深感天火的不祥预兆，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一病不起
。他不得不将治所从绵竹迁至成都，却已回天乏术，不久便因背疮发作，在成都病逝，结束了其充满权谋与野心的一生。
刘焉去世后，益州的局势再度陷入动荡。
其麾下重臣赵韪、王商等人认为，刘焉三子刘瑁有“狂疾”，不堪大任，而幼子刘璋“温仁懦弱”，易于掌控，遂共同上奏朝廷，推举刘璋为益州刺史。朝廷顺水推舟，任命刘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刘氏父子的益州割据基业，就此由刘璋继承。
然而，刘璋的才能远不及刘焉，既无法震慑益州豪强，也无法应对外部威胁，最终在建安十九年（214年），被刘备击败，开城投降，刘氏父子二十余年的益州基业，就此覆灭。
功过是非：乱世枭雄的历史定位与深远影响
刘焉的一生，是东汉末年宗室官僚在乱世中寻求自我救赎的缩影，也是地方割据势力崛起的典型代表。
后世对其评价多为负面，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其“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范晔在《后汉书》中评其“土地广大则生骄奢，财富充裕则起僭越”，王夫之更是直言其为“狂妄之人”，窃据要地，意图偷安。
这些评价皆指出了刘焉的野心与僭越，却也忽略了其在乱世中的政治智慧与对历史的深远影响。
从个人能力来看，刘焉绝非庸碌之辈。他洞悉东汉政治的弊病，提出“废史立牧”的建议，虽为一己之私，却精准地抓住了中央集权衰落的时代趋势；
他借乱入蜀，以宽惠收民心，以铁腕除异己，以张鲁断要道，短短数年便掌控益州，建立起稳固的割据政权，其政治手腕与权谋算计，在汉末群雄中堪称上乘。
而其失败的根源，并非能力不足，而是野心过度膨胀：联马腾谋夺长安，是其脱离益州天险、妄图染指中原的冒进之举；僭越制造乘舆车具，是其急于称帝、忽视舆论与天命的短视之策，最终落得丧子殒命的下场，实为咎由自取。
从历史影响来看，刘焉的最大贡献，亦是最大“罪过”，便是提出并践行了废史立牧制度。
这一制度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东汉的地方行政体系，将原本分散的地方权力集中于州牧之手，虽在短期内起到了平定地方叛乱的作用，却也让州牧成为事实上的地方君主，为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此后，袁绍、曹操、刘表、孙策等群雄皆以州牧身份割据一方，东汉王朝名存实亡，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而这一切的开端，皆源于刘焉的那一道奏折。可以说，刘焉以一己之议，加速了东汉的灭亡，也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而刘焉对益州的经营，亦对巴蜀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入蜀后，安抚流民，发展生产，吸引了大量中原百姓避乱入蜀，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文化融合；
他设立四部司马，整顿益州军队，加强了益州的军事力量，让巴蜀地区在汉末的战乱中得以保全，成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根基。刘备入蜀后，能够迅速建立蜀汉政权，正是得益于刘焉、刘璋父子二十余年的经营。
刘焉的一生，始于汉室宗亲的荣光，终于割据枭雄的悲歌。
他身处汉祚倾颓的乱世，不甘于随波逐流，以权谋与野心在益州开辟了一方天地，却又因野心过度而身败名裂。他是东汉王朝的“掘墓人”之一，也是益州割据的“开创者”，其功过是非，皆融入了汉末三国的乱世风云之中。
而他所留下的“废史立牧”制度，以及益州的割据基业，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三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