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5章 李肃（1/2）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群雄逐鹿，无数人物在乱世的洪流中起落浮沉。其中，李肃（？—192年）的一生虽未如曹操、刘备般缔造霸业，也未如诸葛亮、周瑜般留下千古盛名，却以两次关键抉择深刻影响了汉末历史走向。

作为并州系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既是劝说吕布叛丁原归董卓的关键推手，也是参与诛杀董卓的核心执行者，最终却因讨伐牛辅失利而被吕布斩杀。

其人生轨迹浓缩了乱世武将的生存困境与人性挣扎，却因正史记载简略，长期被《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演绎所遮蔽。

本文基于《后汉书》《三国志》等原始史料，结合近现代学术考证，对李肃的籍贯、仕宦、关键事迹及历史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力图还原这位汉末孤臣的真实面貌。

一、籍贯与出身：并州武人群体中的一员

关于李肃的籍贯，正史有明确记载。《后汉书·董卓列传》注引《英雄记》载：“李肃，五原人也。”

抖音百科进一步明确其为“五原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人”，这一记载与吕布的籍贯完全一致——《三国志·吕布传》明确吕布“五原郡九原人也”。

五原郡地处并州北部，毗邻匈奴，是东汉边疆重镇，长期以来胡汉杂居，民风剽悍，“人习骑射，好勇尚武”成为当地鲜明特征。这种地理环境孕育了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除吕布、李肃外，并州系将领中还有张辽（雁门马邑人）、张杨（云中人）等，皆以勇武闻名。

李肃与吕布的同乡关系，并非简单的地域联结，而是乱世中武将群体相互援引的重要纽带。

东汉末年，地方豪强与边郡武人往往以地域为依托形成军事集团，并州系便是其中典型代表。当时并州刺史丁原“为人粗略，有武勇”，长期镇守边疆，收纳了大批边郡健儿，形成了以吕布、张杨、张辽等人为核心的军事力量。

李肃作为五原同乡，自然也归入这一集团，其早期仕宦经历应与吕布相似，皆隶属于丁原麾下。不过，正史未记载李肃在丁原帐下的具体职务，结合其后来担任“骑都尉”的履历推测，他此时可能已凭借武艺或军功获得了中下级军官职位，成为吕布身边的重要僚属。

关于李肃的出身，正史无更多记载，但从其“能言善辩”且熟悉官场规则的特质来看，他并非纯粹的武夫，应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在东汉察举制下，边郡武人若想晋升，除军功外，还需具备基本的文书处理能力与沟通技巧。

李肃后来能以同乡身份游说吕布，既需洞悉吕布的心理诉求，又要熟练运用纵横捭阖的言辞策略，这显然不是普通武将所能企及的。此外，《三国志平话》称其为“飞将军李广后裔”，虽属文学演绎，不足为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后世对其武艺的认可。

综合来看，李肃应是出身并州边郡的中小地主家庭，兼具武艺与智谋，凭借地域纽带加入并州军事集团，为其日后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隋大业八年《李肃墓志》曾被部分研究者引用，但经学术考证，该墓志系节录摹刻唐先天元年《契苾明墓碑》而成，“史实抵牾、作伪痕迹明显”，已被学界剔除，故本文不将其作为史料依据。

目前关于李肃出身的考证，仍以《后汉书》《三国志》及注引的《英雄记》等原始文献为准。

二、关键抉择：游说吕布，改写并州集团命运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与宦官集团“十常侍”争权，引发宫廷政变。何进死前召董卓率军入京勤王，董卓未至而何进被杀，袁绍、袁术火烧宫门诛杀宦官，京城洛阳陷入混乱。此时，丁原受何进征召，率并州军进入洛阳，任命吕布为“主簿”，负责亲卫工作，李肃亦随丁原一同入京。

这一历史契机，将并州集团推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也为李肃的人生转折埋下伏笔。

董卓入京后，凭借西凉军的强悍实力，迅速掌控朝政，废黜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自任相国，权倾朝野。但董卓深知，仅凭西凉军难以完全控制洛阳局势，并州军作为另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成为他必须拉拢或消灭的对象。

丁原坚决反对董卓废立，双方矛盾激化，董卓“素闻布骁勇，诱布令杀原”，但如何说服吕布叛丁原，成为关键所在。此时，李肃因与吕布同乡且素有交往，成为董卓选中的游说者。

关于李肃游说吕布的具体过程，《三国志》《后汉书》记载简略，仅提及“董卓诱布杀原，布斩原首诣卓”，而《三国演义》则进行了详细演绎，描述李肃携带赤兔马、黄金、明珠等宝物，以同乡之谊、功名富贵相诱，最终说服吕布杀丁原归董卓。

虽然文学作品存在艺术加工，但结合史实分析，李肃的游说必然抓住了吕布的核心诉求。吕布虽为丁原义子，却“以骁武给并州”，在丁原麾下仅任主簿，未能充分施展军事才能，心中必有不甘。李肃正是利用这一点，以“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道理，辅以董卓承诺的高官厚禄，最终促成了吕布的叛降。

从史料辨证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中“献赤兔马”的情节虽未见于正史，但并非完全虚构。董卓掌控朝廷后，“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拥有丰厚的物资与权力，为拉拢吕布必然付出了沉重代价。

《后汉书·吕布传》载，吕布归降后，董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不久又迁中郎将，封都亭侯。这种快速晋升，正是董卓对吕布的回报，也从侧面印证了游说过程中必然存在实质性的利益许诺。

李肃作为游说者，不仅传递了董卓的诚意，更精准把握了吕布“勇而无谋，见利忘义”的性格缺陷，最终促成了并州集团的分裂。

李肃的这一抉择，对汉末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短期来看，吕布杀丁原后，“将其众诣卓”，并州军与西凉军合流，使董卓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巩固了其在洛阳的统治。从长期来看，这次叛降埋下了并州军与西凉军矛盾的种子，为日后董卓被杀、凉州军叛乱埋下伏笔。

而李肃本人，也因游说之功得到董卓重用，被任命为骑都尉。据考证，东汉的骑都尉“秩比二千石，位次将军，与校尉同级”，隶属于光禄勋，“本监羽林骑，后掌驻屯骑兵，也领兵征伐”，是重要的中高级武官。对李肃而言，这一职位既是对其智谋的认可，也为他日后参与诛杀董卓提供了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李肃游说吕布的行为，在当时的乱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东汉末年，“君择臣，臣亦择君”成为主流价值观，武将叛主屡见不鲜。

但李肃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并非单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深度参与了两大军事集团的政治博弈。他的游说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更直接导致丁原被杀、并州集团重组，成为董卓专权的重要推手，这也使其后来成为王允、吕布诛杀董卓的拉拢对象。

三、巅峰与转折：参与诛杀董卓，跻身功臣之列

初平元年（190年），关东诸侯组成讨董联军，推举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董卓为避联军锋芒，焚烧洛阳宫室，胁迫献帝西迁长安，自守郿坞，“积谷为三十年储，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此时的董卓，权势达到顶峰，但专横跋扈的统治也引发了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满，“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甚至“奸乱宫人公主”，早已天怒人怨。在这种背景下，一场针对董卓的诛杀计划正在秘密酝酿。

诛杀董卓的核心策划者是司徒王允，而执行者则是吕布。王允深知，仅凭文官集团难以对抗董卓的军事力量，必须联合吕布等军方势力。

《后汉书·董卓列传》载：“王允乃与士孙瑞密表其事，使瑞自书诏以授布，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伪着卫士服于北掖门内以待卓。”这一记载明确了李肃在诛杀计划中的核心地位——作为吕布的同乡与心腹，他不仅参与了密谋，更亲自率领勇士执行刺杀任务。

关于诛杀董卓的具体过程，《后汉书》《三国志》记载一致，细节清晰。初平三年（192年）四月，汉献帝患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百官，董卓乘车入朝。

为防不测，董卓“陈兵夹道，自营至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匝，令吕布等扞卫前后”，防卫极为严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最信任的吕布早已背叛。

当董卓行至北掖门时，李肃率领伏兵冲出，“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董卓大惊，高呼“吕布何在！”，此时吕布应声而出，手持铁矛刺向董卓，“趣兵斩之”，随后“乃夷卓三族”。

在这场刺杀行动中，李肃的作用至关重要。作为直接执行者，他不仅需要过人的勇气，更需要精准的执行力。董卓“衷甲不入”的细节，说明其防备严密，李肃的戟刺虽未致命，但成功将董卓击下车，为吕布的致命一击创造了条件。

从军事角度来看，李肃率领的十余名勇士“伪着卫士服”，成功混入宫中，体现了其周密的策划能力；在刺杀过程中，面对董卓的护卫，他们能够迅速控制局面，展现了强悍的战斗力。这场行动的成功，使李肃跻身诛杀董卓的功臣之列，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诛杀董卓后，长安百姓“歌舞于道，尽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可见董卓之死深得民心。王允、吕布掌控朝政后，对功臣进行封赏，吕布进位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封温侯，“共秉朝政”。

李肃作为核心执行者，虽未见于明确的封赏记载，但从其后来被吕布派遣讨伐牛辅的安排来看，他此时仍深受吕布信任，在并州军集团中拥有重要地位。

不过，李肃的巅峰时刻并未持续太久。诛杀董卓后，朝政大权落入王允、吕布手中，但两人在如何处置董卓余部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董卓的西凉军主力仍在，以李傕、郭汜、张济、樊稠为首的将领驻守陕县一带，兵力雄厚。王允主张“尽诛凉州人”，而吕布则认为“凉州人素惮布，若今东出，必经奏道，不如止之，使自安”，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李肃作为吕布的亲信，虽未直接参与决策，但他的命运早已与吕布、并州军的命运紧密相连。当朝廷决定讨伐董卓余党时，李肃被吕布委以重任，率军前往陕县讨伐董卓的女婿牛辅，这一任命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四、末路悲歌：兵败牛辅，死于同乡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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