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2章 案件尾声2（1/2）

赫尔曼望著他的背影消失在人海里。

艾尔娜轻轻说：“他是林茨人吧。”

赫尔曼点了点头。

他低头看见柜檯上不知谁遗落的一枚硬幣，在早晨的阳光里闪著暗淡的光。

九点半，报亭前的队伍终於散了。

赫尔曼这才有时间给自己冲一杯咖啡，靠著亭壁慢慢喝。

艾尔娜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把今晨收来的硬幣一枚一枚码进纸盒。

“你看，”艾尔娜忽然对丈夫说，

“那个学生，站在那里快二十分钟了。”

赫尔曼顺著她的目光看去。报亭斜对面的电车候车亭里，站著一个穿灰色学生制服的少年，十六七岁模样，手里捧著一份卷边的《红旗报》，正在读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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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是林茨案的深度报导，配了一张通缉令照片的缩印版——克劳斯冯艾兴多夫被捕前的档案照。

少年盯著那张照片，眉头拧得很紧。

一辆电车叮噹作响地驶来，候车的人群骚动起来，有人上车，有人下车。

少年没有动。他读完克劳斯的部分，翻到第四版，继续读《林茨的镜子》。

又一班电车来了，又走了。

第三班电车来的时候，少年终於把报纸折好，塞进书包侧袋。

他没有上车，而是转身走向不远处的公共电话亭。

赫尔曼听不到他在电话里说什么，只看见他握著话筒的手很紧，肩膀微微弓著。

电话打了很久。掛断时，少年的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

他走过报亭时，问赫尔曼：

“同志您好，请问还有今天的柏林日报吗”

“小同志，今天的报都卖完了，”

赫尔曼指指架子上仅剩的两份《人民画报》，

“你要的那份，要等一会才能送来了。”

少年看了赫尔曼一眼，又看了看那空了大半的报刊架，自顾自的和赫尔曼閒聊了起来。

“我父亲是区政府办公室的。”

少年低著头，用鞋尖蹭著地上的一片落叶。

“昨天晚上他回家很晚。我妈问他吃了没有，他不说话，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听见他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一句。”

他抬起头。

“他说：『1925年那份物资调拨单，我签过字。』”

赫尔曼握杯子的手停住了。

“他什么都没做过。”少年的语速忽然变快，

“他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没有帮任何人走过私，他甚至不认识那个人。

他说那时候他只是个科员，上级拿来的文件，他签、盖章、归档，一天几十份，根本不会去查那家工厂到底生產什么。”

“但是签字的是他的名字。”

他停下来。

“他说，这六十四万马克，每一笔审批单上，都有他这样的科员的签名。

冯艾兴多夫处长一个人批不出这么多物资，

他需要很多人——需要归档的、核验的、对帐的、发货的——每个人都只是做了自己那一小部分工作，每个人都说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每个人都说我只是执行命令。”

“但每一份物资，都是这样被他们每个人批走的。”

电车来了。这是今天的第四班电车了。少年终究还是没能等来今天的柏林日报。

少年上了车，隔著车窗，赫尔曼看见他靠著立柱站著，书包抱在胸前，下巴搁在书包上，眼睛望著窗外飞快后退的街景。

中午十一点，太阳穿透云层，在街面上铺开一片淡金色的光。

赫尔曼趁这个空当，从柜檯下摸出自己的保温饭盒，打开盖子，里面是艾尔娜今早做的土豆浓汤和黑麵包。

他刚咬下第一口麵包，又有人站在了窗口。

是个穿邮差制服的中年人，车后座绑著满满当当的帆布袋，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

“赫尔曼同志，”邮差喘著气，

“今天上午跑了七个街区的送报点，六个卖空了。《人民报》还有吗就一份也行。”

赫尔曼看了看空荡荡的架子，摇摇头。

邮差失望地嘆了口气，正要转身，赫尔曼叫住他。

“我这里有一份，”他从柜檯下抽出一份边角已经捲起的《人民报》，

“今早自己留著看的，你要不嫌弃……”

邮差一把接过，连声道谢。他没有走，就站在亭边，快速翻到第五版。

第五版是读者来信专版，通常刊登一些关於社区建设、工厂管理的群眾建议，温和、具体、不涉及宏观政治。但今天的第五版不同。

通栏標题：

《读者呼吁：全国清查“冯氏网络”，不让林茨悲剧重演》

黑、德勒斯登、斯图加特……从北到南，从西到东。

邮差的手指按在第一封信上。

“我是柏林机车车辆厂退休工人，1921年入党。读完林茨案报导，一夜未眠。

冯艾兴多夫处长这样的蛀虫，我们单位有没有

我不知道。但我回想这十年，確实见过某些干部——业务精通，作风谨慎，从不犯原则错误——却也从不和工人同桌吃饭。

他们的办公室永远半敞著门，你敲门进去，他热情接待，耐心解答，但你走后，他不会记住你的名字。”

——柏林，施滕內贝克

“我是易北河畔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普通社员。

我不懂工业审批，不懂物资盗卖。

但我懂一件事：我们社的会计，1924年上任，每天提前二十分钟到岗，把办公室打扫得一尘不染。帐目永远清晰整洁，每一个小数点都分毫不差。去年审计组来查帐，发现他用五年时间，偽造了四十七张社员福利採购单，套取现金一万三千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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