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章 铸骨为粱（1/2）

龙域的货轮驶离后的第七天，第一批物资——三千台“东风”柴油发电机和配套的维修工具——已经分发到圣辉城周边二十七个重建定居点。当第一台发电机在永冻村（一个以遗民为主的新建村落）的公共食堂轰鸣着启动，点亮了十盏昏黄但稳定的电灯时，围观的老人孩子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欢呼。灯光下，人们脸上的冻疮和疲惫似乎都淡了些。

更显着的变化发生在建设工地。钢锭和简易起重机到位后，地狱之墙-A1防线的地下甬道挖掘速度提升了近一倍。工兵们不用再纯粹用人力敲打冻土，有了电动风镐和轨道运输小车，效率和士气肉眼可见地提高。

但张天卿知道，物资的输入只能解一时之渴。北境要真正立住，必须在烂泥般的废墟和冻土上，浇筑出属于自己的、坚固的制度骨架。龙域带来的不仅是货物，还有郑拓临别前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器物易得，人心难聚，制度更难立。但无制度，则人心终将如沙散去。”

破晓港协议签署后的第一次最高决策会议，在圣辉城原帝国档案馆的地下加固会议室内举行。与会者除了张天卿、特斯洛姆、三位骑士团长、莱娅、斯劳沙等核心成员，还多了几张新面孔——由各主要行业、定居点推选出的十二名临时代表，他们中有矿工、教师、护士、农垦队长，脸上还带着被突然召集的惶惑与期待。

“今天开始，我们不仅要讨论怎么打仗，怎么搞建设。”张天卿的开场白直接了当，“更要讨论，我们打下的这块地方，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让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士兵和官员——都能看到明天，相信明天，并为明天出力。”

他让斯劳沙将一份厚厚的、用再生纸装订的报告分发给每个人。封面上手写着：《龙域民主共和国基层治理观察摘要及初步对比分析（非正式交流版）——郑拓代表团整理》。

“这是郑拓代表私下留下的，不是正式文件，但值得我们每个人看看。”张天卿说，“他们用了不到五年时间，在比我们更烂的摊子上，基本恢复了秩序和生产。靠的不仅仅是枪杆子，更靠一套能把所有人组织起来、让普通人说话管用的办法。”

报告内容朴实甚至琐碎：如何在一个村庄建立由村民直接选举的“农会”，负责土地分配、纠纷调解、粮食保管；如何在城市废墟上组织“生产自救小组”，以工代赈，同时扫盲；如何建立最简陋的“卫生委员”制度，强制推行开水煮沸、粪便定点处理，硬生生把瘟疫发病率压下去……报告没有美化，详细记录了实施过程中的混乱、抵制、失败案例以及如何调整。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翻阅纸张的沙沙声。矿工代表——一个断了三根手指的中年汉子——磕磕巴巴地念着关于“安全生产监督员”的段落，眼睛越来越亮。女护士代表则对“接生员培训”和“妇女识字班”的部分频频点头。

“他们管这个叫‘群众路线’。”特斯洛姆低声说，语气复杂，“帝国时代也有基层官吏，但那是征税和征兵的触手，不是服务。”

“我们需要自己的‘办法’。”张天卿环视众人，“不是照抄龙域，但可以借鉴其精神。北境的情况特殊：我们面临外部军事威胁、内部资源短缺、还有‘神骸’污染的阴影。我们的制度，必须足够坚韧以应对危机，也必须足够灵活以吸纳民智，更要足够公正，让付出者有回报，让弱者有依靠。”

他停顿了一下，宣布：

“第一，成立‘北境共和国基层互助委员会建设领导小组’，我任组长，特斯洛姆同志、奥古斯特同志任副组长。立即起草《北境基层互助委员会组织暂行条例》。核心原则：以现有定居点、生产单位、部队连队为基础，凡五十人以上集体，均可选举产生互助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本单元内的生产协调、物资初步分配、内部纠纷调解、基础卫生防疫、以及向上一级机构反映民情民意。委员会成员不脱产，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

“第二，邀请龙域民主共和国，依据协议中的‘技术与信息交流’条款，向北境派遣一个‘社会发展观察团’。规模不超过二十人，期限半年。他们的任务是观察、交流、建议，无行政指挥权。我们将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并安排他们深入不同类型的基层单元。同时，北境也将组建一个对等的观察团，在适当时机回访龙域。”

“第三，启动《北境共和国基本法律框架》起草工作。成立专门起草委员会，吸收法律学者（从遗民中寻找）、基层代表、行业代表、骑士团代表（奥古斯特，你们对古代法典有研究）参与。首要制定的六部基本法：《劳动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族与公民平等法》、《公共卫生法》、《工业与资源管理法》、《农业与土地管理法》。法律条文必须明确、可执行，并设立相应的监督和执行机构。”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争论激烈。关于互助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关于观察团的权限底线、关于法律中惩罚的力度（尤其是针对破坏生产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最终，一个粗糙但方向清晰的框架被确定下来。

变革的齿轮，开始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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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之眼与基层之根

龙域观察团在一个月后抵达，团长是一位名叫周雨农的消瘦中年人，原是龙域北方某工业城市的副市长，经历过完整的城市重建与改造。团员包括城市规划师、公共卫生医生、基层党务工作者、工会干部、甚至有一位农村合作社的会计。他们衣着简朴，行李里除了个人物品，最多的就是各种笔记本、测量工具和成箱的龙域基层工作手册（已翻译成通用语）。

张天卿亲自在破晓港迎接，礼仪周到但界限分明：“欢迎各位同志前来交流。北境条件艰苦，情况复杂，请多指教。我方将为各位提供通行便利和安全保障，也请各位遵守我方法律法规，调研记录需经双方协商后方可带离。”

周雨农推了推眼镜，笑容温和务实：“张主席放心，我们是来学习的。龙域和北境情况不同，但有些规律是相通的。我们会多看，多听，多记，少说。”

观察团被安排住进圣辉城一处相对完好的旧宿舍楼。第二天，他们就分成四组，拿着北境方面提供的地图和介绍信，消失在各个方向。一组跟随斯劳沙，前往最混乱但也最有活力的新移民混居区“铁砧营地”；一组前往莱娅博士的“归港”外围隔离观察点；一组深入地狱之墙-A1防线建设最前沿的工兵营；周雨农亲自带领最后一组，留在了圣辉城旧城区，开始系统地调查城市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状况。

斯劳沙带着龙域组员走进铁砧营地时，这里正一片喧嚣。营地是在旧帝国贫民窟废墟上自发形成的，聚集了数千名南下遗民、获救的奴隶、流浪手工业者。窝棚杂乱无章，污水横流，但同时也充满了粗野的生命力：铁匠铺叮当作响，简易交易所人声鼎沸，孩子们在垃圾堆里翻找可用的东西。

龙域的组员——一位姓李的基层工作者和一位姓王的医生——没有流露出任何嫌弃或惊讶。李同志很快和几个正在用废旧零件组装手推车的男人聊了起来，递上自家卷的劣质烟叶。王医生则走进一个挤满了咳嗽病人的窝棚，一边用生硬的通用语询问病情，一边仔细查看他们的眼睑和舌苔，并拿出笔记本记录。

斯劳沙靠在一旁，左眼机械镜头微微转动，低声道：“他们在画地图，不是地上的，是‘关系’地图。谁说话管用，谁家缺粮，哪条沟的污水流进了哪家的水窖……记得比我们的户籍警还细。”

几天后，李同志和王医生向斯劳沙提出了一个建议：能不能由他们出面，在营地组织一次“公共厕所和垃圾集中点选址讨论会”？“我们看了，腹泻和呼吸道疾病是这里的主要问题，根子在水和垃圾。光靠命令不行，得让住在这里的人自己商量，选地方，定规矩，以后互相监督。”

斯劳沙挑了挑眉，报告给张天卿。张天卿批复：“准。让营地现有的几个有点威望的人牵头，观察团协助。北境工作人员全程记录，但不直接干预。”

会议在一个相对空旷的废料场举行，起初嘈杂混乱，互相指责。李同志和王医生只是不停地在旁边解释集中处理的好处，画简单的示意图，计算如果生病减少能多干多少活。慢慢地，几个明白人开始说话，争吵变成了讨论，最后居然真的划出了三处公厕位置和两个垃圾集中点，还推举了五个“卫生轮值员”。

虽然会后能否执行还是未知数，但这却是铁砧营地第一次不是由军队或官员，而是由居民自己商议决定了一件关乎所有人切身利益的事。

周雨农在圣辉城旧城区的工作则更加系统和触动神经。他带着组员，用了两周时间，走遍了主要街区、残存的下水道、水井、公共取水点。他们测量，取样，访谈老居民，查阅帝国时代残缺不全的地下管网图（斯劳沙从某个废墟里“捡”回来的）。

然后，他请求向张天卿和北境建设委员会做一次中期汇报。

汇报地点就在旧城区一处漏风的市政厅旧址。周雨农没有用华丽的辞藻，而是挂起了他们手绘的巨幅圣辉城旧城区现状图，上面用不同颜色密密麻麻标注了：危房区域、取水困难区域、污水漫溢区域、火灾高风险区域、人口密集但无公共空间区域……

“张主席，各位同志。”周雨农的教鞭点在地图上，“根据我们的调查，圣辉城当前居住人口约八万七千人，但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区域缺乏有效排水系统。生活污水、融雪、雨水全部依靠地面自然流淌或渗入浅层土壤。这导致三个严重后果：第一，地下饮用水源正在被缓慢污染，我们抽取的十二处水井样本，有九处大肠杆菌超标；第二，城区内形成了至少十七条固定的‘污水径流’，滋生病媒，恶化生活环境；第三，大量木质结构房屋地基长期被浸泡，正在加速腐朽，构成严重安全隐患。”

他停顿，看向张天卿：“这不是小修小补能解决的。必须进行一次系统的、哪怕是初步的城市排水和卫生改造。否则，一场较大的融雪或降雨，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疫病和建筑坍塌。”

张天卿沉默地看着地图上那些刺眼的标注。他知道旧城区条件差，但没想到系统性风险如此之高。他看向北境新任命的、主管基建的工程师——前帝国市政厅的一个低级技术员，后者羞愧地低下了头。

“周团长的建议是？”张天卿问。

“我们草拟了一个分三期实施的《圣辉城旧城区初步排水与卫生改造方案》。”周雨农示意助手分发用再生纸打印的厚厚一叠草案，“核心是利用现有的部分帝国时期主干下水道（虽然淤塞严重），结合地形，重新规划排水沟渠网络，将污水引导至新建的简易沉淀净化池（利用石灰和砂石过滤），然后排入下游荒地。同时，强制推行公共取水点加装简易过滤装置，划定绝对保护的水源区。配套措施包括：组织居民义务劳动清理淤塞河道、建立‘卫生委员’制度负责日常监督和宣传、对严重危房进行加固或疏散。”

方案很具体，甚至包括了不同区域需要动用的劳动力估算、材料清单（大部分可以利用废墟砖石）、以及可能遇到的抵抗和应对方法。

“我们需要付出什么？”特斯洛姆直指核心。

“人力，主要是人力。工具和部分特殊材料（如过滤砂石、石灰）需要你们自行解决或通过贸易获取。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指导和部分简易工具的设计图纸。”周雨农坦然道，“另外，改造过程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现有利益，比如占用部分窝棚所在地、要求居民改变倒污水的习惯，这需要强有力的基层动员和说服工作。我们的经验是，最好由本社区的互助委员会来主导执行，配合以明确的公共卫生命令。”

会议决定，采纳该方案的基本框架，并立即在旧城区选择两个情况最糟糕的街区作为试点，成立由本地居民选举产生的“街区改造临时互助委员会”，在龙域观察团技术指导下，启动第一期改造工程。同时，正式颁布《北境共和国公共卫生暂行条例》，并成立直属最高委员会的“公共卫生监察局”，负责监督条例执行和全国卫生状况监测。

几乎在同一时间，派往其他小组的龙域观察员，也陆续提交了他们的观察报告和建议：关于工兵营的轮休和伤病保障制度改进、关于归港隔离区人员心理疏导的必要性、关于如何在新垦农场组织劳动竞赛以提高效率……每一份报告都基于详实的数据和访谈，提出的建议虽不惊天动地，却都切中当前北境运行中粗糙、低效甚至危险的痛点。

这些报告被汇总、翻译、抄送（部分敏感内容做了处理）到北境各级新成立的临时管理机构。它们像一面面镜子，照出了北境在高速军事扩张和生存挣扎背后，那千疮百孔的内部治理现状。

张天卿一份份地读着。他意识到，龙域观察团的到来，与其说是援助，不如说是一次强烈的“制度冲击”。他们带来的不是枪炮，而是一整套如何将散沙般的人组织起来、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的背后，是对普通人能力和智慧的信任，是对系统化、制度化管理的追求。

“成立法律起草委员会，不能再等了。”张天卿对特斯洛姆说，“我们要把这次冲击中暴露的问题，还有那些试点中行之有效的办法，尽快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所有人知道，在这个共和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做了有什么后果，又能得到什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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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之重与薪火之始

法律起草委员会在圣辉城原帝国法学院（只剩下一栋还算完好的图书馆）的废墟上挂牌成立。委员会四十七人，成分复杂：有三位精通旧帝国法典和骑士法规的老学者（奥古斯特亲自从遗民中寻访请出）；有北境现有的行政和军事干部；有来自各个行业的代表（包括那位断指矿工和女护士）；有三位龙域观察团的法律顾问（以“特别咨询”身份列席，不具投票权）；甚至还有两位从黑金战俘营中甄别出来的、确有法律背景且表示愿意合作的前军官。

张天卿出席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他没有长篇大论，只说了三句话：

“第一，法律不是装饰，是刀，是尺，是盾。要锋利，要准，要硬。”

“第二，法律要扎根北境的冻土，解决北境的问题。可以参照古今，但不可照搬。”

“第三，起草过程，就是统一思想、教育民众的过程。重要条款，要公开讨论。”

最先启动的是《劳动保障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因为这两部法律最直接关系到当前最基本的生产单元（家庭与工作集体）的稳定。

争论从一开始就白热化。

《劳动保障法》草案中，明确了“八小时工作制”、“最低休息日”、“禁止使用童工”、“劳动安全防护义务”、“工伤赔偿标准”等条款。这遭到了许多前线军官和建设工地负责人的强烈反对。

“八小时？现在防线建设一天两班倒都嫌慢！敌人会等我们八小时工作吗？”

“童工？那些半大孩子不干活，一家老小吃什么？我们这是为他们好！”

“安全防护？有头盔就不错了！哪来那么多劳保用品？”

甚至那位断指矿工代表也犹豫：“主席，道理俺懂，可……真定了八小时，完不成定额，扣了粮食，咋办？”

龙域的法律顾问没有直接反驳，而是拿出了一份数据：龙域在重建初期，某矿区曾因无限度压榨工时长，导致事故频发、工人逃亡、最终整体工期反而延误的案例。以及另一份数据：在实行了基本劳动保障和轮休后，虽然单人效率短期下降，但工人稳定性、技能熟练度提高，总体产出和工程质量反而提升的对比。

张天卿听取了所有意见，最后拍板：“八小时是目标，但在国家紧急状态或特定攻坚任务期间，可以经批准临时延长，但必须支付额外劳动补偿，并保证后续补休。童工绝对禁止，但设立‘半工半读’学徒制度，十四岁以上少年可在保障学习时间前提下，进入指定岗位学徒，领取基本生活补贴。劳动安全，是生产指挥者的首要责任，防护物资供应列入各级主管考核指标。最低工资标准……”他停顿了一下，提出了一个北境特色的概念，“暂时以‘基本劳动券’形式体现，确保劳动者能兑换到维持其本人及一名无劳动能力家属最低生存所需的粮食、燃料和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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