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仁德（1/2）
天还没亮透。
灰白色的晨雾缠绕在枯死的杨树林间，像无数条湿漉漉的绷带。露水从枝头滴落，砸在枯叶上，发出轻微的、断断续续的声响。远处有乌鸦在叫，一声一声，拖得很长，像哭。
克里斯蒂亚诺·伊佩跪在泥地里。
他的膝盖陷进冰凉的泥浆，那种冷从骨头缝里往上钻，一直钻到心口。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麻绳勒进皮肉，又疼又麻。他的头发散乱，沾着泥水和露水，一缕一缕贴在脸上。
面前十米外，站着六个人。
六个士兵，穿着共和国陆军的深灰色军装，手里端着步枪。枪口对着他，黑洞洞的，像六只没有感情的眼睛。
更远处，站着一排人。
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有他认识的，有他不认识的。有曾经和他握过手的，有曾经在他公司门口排过队等药的。
现在他们都站在那里，看着他。
像看一条快死的狗。
克里斯蒂亚诺低下头。
他看见自己的手。那双曾经签过无数合同、握过无数只手的手，此刻苍白、发抖、沾满泥浆。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
那时候他还年轻。
那时候他的手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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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前9年，克里斯蒂亚诺·伊佩二十三岁，医学院毕业的那一天。
阳光很好。
是那种南方特有的、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像母亲的手一样的阳光。医学院的操场上挤满了人，穿黑色学士服的毕业生们站成一片，叽叽喳喳，像一群刚出笼的麻雀。
克里斯蒂亚诺站在人群里，看着台上那个白发苍苍的老院长。
老院长正在讲话，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孩子们，今天你们毕业了。从明天起，你们就是医生了。”
“医生是什么？是救人的。是用你们的手，去把那些快死的人，从鬼门关拉回来。”
“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不是怎么救人。”
他顿了顿。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怎么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操场上安静下来。
老院长继续说：
“你们将来会遇到很多诱惑。有钱的诱惑，有权的诱惑，有名利的诱惑。有人会给你们送钱，让你们开贵药、多开药。有人会给你们施压，让你们把病人当成数据、当成数字、当成生意。”
“那时候，你们会想：别人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
“别人都赚黑心钱，我为什么不能赚？”
“别人都昧良心，我为什么不能昧？”
老院长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脸。
“但我要告诉你们——因为你们是医生。”
“因为你们的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们。”
“因为他们信任你们。”
“这份信任，比任何钱都重。”
老院长说完，台下掌声雷动。
克里斯蒂亚诺也鼓掌，鼓得很用力。
他那时候想：我一定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
一定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典礼结束后，他一个人站在操场上，看着那栋老旧的医学院大楼。
阳光照在他脸上，很暖。
他伸出手，对着阳光，张开五指。
那双手很干净。
没有泥，没有血，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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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前5年，克里斯蒂亚诺二十七岁，仁德医药公司成立的那一天。
公司不大。
只有三间房，七个人，两台旧机器。
但名字很大。
仁德。
仁者爱人，德者立身。
合伙人问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他说：因为我要做一个有良心的药厂。
合伙人笑了。
他也笑了。
那时候他是真心的。
真的想做良心药。
真的想救更多的人。
公司开张那天，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那条尘土飞扬的小街。
街上有人推着板车经过，车上装着青菜。有人在路边摆摊，卖针头线脑。有孩子跑过，追着一只野狗。
他看着那些普通人，忽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以后这些人病了，可以买到便宜的药了。
以后这些人不用因为没钱而等死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风吹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他深吸一口气。
觉得未来，都是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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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前1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拿到大订单的那一天。
三百箱抗生素，给北境的一家军队医院。
那是他们接过的最大的单子。
全公司加班加点，连轴转了七天七夜。机器没停过，人也没停过。困了就趴桌子上睡一会儿，醒了继续干。
出库那天，克里斯蒂亚诺亲自站在仓库门口，看着那些箱子一箱一箱搬上车。
他问质量主管：这批药，都检查过了吗？
质量主管说：都检查了，合格。
他点点头。
车开走了。
他看着那辆车的背影，消失在街道尽头。
忽然有点心慌。
不知道为什么。
但就是心慌。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想起老院长的话：你们的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们。
他想起那些药。
那些药，会送到医院，会用到士兵身上。
那些士兵，会把命交给那些药。
他忽然爬起来，穿上衣服，跑到公司。
他找到那批药的留样，亲自检查。
一遍。
两遍。
三遍。
确实合格。
他松了口气。
但那点心慌，一直没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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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3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节省成本”的那一年。
不是故意的。
是没办法。
原材料涨价了，人工涨价了，运输涨价了。但订单的价格没涨，反而压得更低了。
北境的军需官说：现在国家困难，你们体谅一下。
他体谅了。
但体谅完了，账算下来，亏。
合伙人找他：怎么办？
他说：再想想办法。
办法想出来了。
换辅料。
用一种便宜的替代原来的。
质量主管说：换了可能影响药效，但还在合格范围内。
他想了想。
合格范围内，那就换吧。
换了之后，成本降下来了，利润回来了。
第一批用新辅料的药出库那天，他又站在仓库门口。
看着那些箱子一箱一箱搬上车。
他忽然想起老院长的话。
心里有个声音说：你这样对吗？
另一个声音说：合格就行，怕什么？
他看着那些车开走。
那点心慌，又来了。
但这次，他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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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5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接到投诉的那一年。
是前线的一个军医写的。
信很短：
“贵公司供应的抗生素，有部分批次效果不佳。我这里有三个士兵，用了你们的药，伤口感染没控制住，截肢了。”
克里斯蒂亚诺看着那封信，手在抖。
他把质量主管叫来。
质量主管看了信，说：可能是运输过程中保存不当，不是咱们的问题。
他问：会不会是辅料的问题？
质量主管愣了一下。
然后说：应该不会。都是合格的。
他看着质量主管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以前没见过的东西。
是闪躲。
是心虚。
他说：把那批药的留样拿来，重新检查。
质量主管去了。
很久才回来。
手里拿着报告。
报告上写着：合格。
他看着那份报告，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那封信锁进抽屉里。
告诉自己：不是咱们的问题。
一定是运输的问题。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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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7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主动降低成本的那一年。
不是为了应付订单。
是为了多赚钱。
合伙人说：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咱们得想办法。
他说：什么办法？
合伙人说：还能有什么办法？把成本再降降。
他问：降到什么程度？
合伙人说：降到别人降不到的程度。
他沉默了。
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换更便宜的辅料。
意味着缩短生产周期。
意味着减少质检环节。
意味着……
他心里那个声音又响了：你这样对吗？
另一个声音更大：别人都这么干！你不干，你就死！
他选择了死那个声音。
那次之后，仁德医药公司开始“腾飞”。
订单越来越多，利润越来越高，厂房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
他成了“成功企业家”。
去开会，去领奖，去讲话，去和领导握手。
每次讲话，他都说：我们要做良心药，做老百姓吃得起的药。
台下掌声雷动。
他也鼓掌。
但他心里知道。
那些药，已经不是当年的药了。
那些药，只是“合格”。
仅仅是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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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10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导致士兵死亡的那一年。
不是直接死。
是间接。
前线送来一份报告：某批次的止血药，效果严重不达标，导致十七名士兵失血过多而亡。
那批药，是仁德生产的。
克里斯蒂亚诺看着那份报告，手抖得握不住纸。
他把质量主管叫来。
质量主管已经换了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干活麻利，嘴也甜。
小伙子看了报告，说：老板，这事咱们得压下去。
他问：怎么压？
小伙子说：找关系，花钱，把责任推到运输队身上。
他看着小伙子。
那张年轻的脸上，全是精明。
没有愧疚。
没有害怕。
只有“怎么搞定”的算计。
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刚毕业那年，他也这么年轻过。
那时候他心里装的是老院长的话：你们的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们。
现在这个小伙子心里装的，是怎么推卸责任。
他忽然觉得很累。
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累。
他挥挥手。
小伙子出去了。
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份报告。
看着那十七个名字。
他一个都不认识。
但他知道，那些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有的有父母，有的有妻儿，有的有还没出生的孩子。
都死了。
因为他的药。
他闭上眼睛。
眼前浮现出那些年轻人的脸。
都看着他。
都问：为什么？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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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12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被告发的那一年。
是个小护士。
从前线回来的，截了一条腿，拄着拐杖，找到报社。
她说：我用的药是仁德的，根本没用。我的腿就是那样没的。
报社没敢发。
有人打了招呼。
但消息还是传出来了。
克里斯蒂亚诺收到风声，连夜找人去处理。
处理的方式很简单：给钱。
给那个小护士钱，让她闭嘴。
给报社钱，让他们不报。
给相关部门钱，让他们“严格审查”之后给出“合格”的结论。
钱花了，事平了。
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
窗外是高楼，是车流，是繁华的城市。
都是他的钱买的。
但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那些死去的士兵身上来的。
是从那些截肢的伤兵身上来的。
是从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身上来的。
他忽然想起老院长的话。
老院长说：因为你们的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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