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3章 婴儿笑（1/2）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那笑声是从走廊尽头传来的。起初很轻，像风吹过铃铛，又像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缓慢地爬行。我停下脚步，攥紧了手里的病历夹。凌晨两点十七分，妇产科的走廊空无一人，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把整条走廊照得惨白。
“咯咯……咯咯咯……”
我确定自己没有听错。那是一个婴儿的笑声，清澈、透亮，带着某种让人头皮发麻的欢愉。可问题是，这个点了，妇产科的所有婴儿都应该在睡觉。我在这层楼当护士三年了，从没见过哪个婴儿会在凌晨两点笑得这么开心。
“小陈？”我试探着喊了一声，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弹了几下，又折返回来。没有回应。走廊两侧的病房门都关着，门上的玻璃观察窗透出昏黄的夜灯光芒。我缓缓朝走廊尽头走去，脚步声被地毯吸收了大半，只剩下橡胶鞋底和地面轻微的摩擦声。
笑声越来越清晰了。它从护士站的方向传来，那个L形的拐角后面，是我的办公室。我加班整理档案，同事们早就下班了，整层楼就剩我一个。本来这是常事，我单身，租的房子又小又吵，还不如在医院待着清净。可今晚不一样。今晚那笑声让我从脊椎骨开始发凉，一直凉到后脑勺。
我拐过弯，护士站空荡荡的。桌子上的电脑还亮着屏，屏保是医院的宣传标语——呵护生命，关爱母婴。旁边的水杯里还有半杯水，是我傍晚泡的茉莉花茶，现在已经凉透了。笑声停了。我站在原地等了几秒，心跳声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地响。然后我注意到，走廊尽头的楼梯间门开着一条缝，有风吹过来，带着一股奇怪的气味——不是消毒水的味道，不是药物的味道，更像是某种腐朽的花香，甜腻得让人发晕。
我走过去准备关门，却在门缝里看到了一个人影。
那天晚上，我本该加完班就走的。我本该在听到第一声笑的时候就掉头跑掉。我本该做很多事，但都没有。因为我看到了那个人影——一个女人，穿着白色连衣裙，站在楼梯间往下的转角平台上，背对着我。她的头发很长，黑得像墨汁浇筑的瀑布，垂到腰际，在楼梯间昏黄的声控灯光下泛着不真实的光泽。她怀里抱着什么东西，一个襁褓，白色带蓝边的襁褓。
声控灯灭了，楼梯间陷入黑暗。我屏住呼吸，不敢动，也不敢出声。过了几秒，灯又亮了，那个女人还站在那里，姿势没有任何变化。我的理智告诉我应该转身走开，应该回到办公室收拾东西下班，把这当成一个加班到深夜产生的幻觉。但我的身体没有听理智的话。我推开了那扇门。
门轴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像是被人掐住了嗓子。那个女人慢慢转过身来。
我用全部的职业素养保证，接下来我看到的东西不在任何一种医学教科书的记载范围内。那张脸是苍白的，不是贫血的那种白，不是受惊吓的那种白，而是一种已经失去所有生命迹象的白。嘴唇是青紫色，眼睛闭着，睫毛又长又翘，像洋娃娃一样。她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五官精致得不像真人，倒像是一幅工笔画。她怀里的襁褓动了动，发出了一声轻轻的、满足的叹息。
“你好？”我的声音小得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
她没有回答。但我注意到她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一点，就那么一点，刚好构成一个笑容。一个让室温柔降了两度的笑容。声控灯又灭了。这一次过了很久都没有再亮起来。黑暗中，我听到了脚步声，轻轻的、赤脚踩在水泥台阶上的声音，一步一步朝上走来。我没有跑，不是我胆子大，而是我的腿完全动不了了。那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近到我能感觉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近到那股腐朽花香的甜腻气息几乎让我窒息。
然后，我听到了那个婴儿的笑声。这一次，它就在我耳边。很近，近得不像是从襁褓里传出来的，更像是有什么东西趴在我肩膀上，对着我的耳朵在笑。
灯亮了。走廊里空无一人，楼梯间的门关得严严实实。
我从那家医院辞职，是在七天之后。
不是因为我胆子小。我在妇产科干了三年，见过顺产时撕心裂肺的叫喊，见过剖腹产手术台上的血，见过新生儿窒息时的抢救，见过产妇大出血时地上一滩一滩的红色。我自认为自己的神经足够粗壮，足以应付这份工作带来的一切冲击。但那晚之后，我再也无法直视走廊尽头的楼梯间了。每次路过，我都会闻到那股甜腻的腐朽花香，都会听到若有若无的笑声，像是有人在门后面窃窃私语，等着我再次推开门。
同事们注意到了我的异常。护士长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说没事，就是最近失眠。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奇怪，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个眼神不是担心，是犹豫。她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我一些事情，关于这层楼，关于那个楼梯间，关于那些我本该在入职第一天就知道的传说。
新来的实习护士小周比我勇敢。至少她表现得很勇敢。那天中午在食堂，我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她端着盘子跟了过来，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筷子都没拆就开始说话：“林姐，我听说你昨晚一个人加班到很晚啊？”
“嗯，月末要交的报表多。”
“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兴奋。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你指什么？”
“就那种事啊。”她压低声音，身体前倾，“妇幼保健院的传说，我实习之前就听说了。专门接收高危产妇的公立医院，每年接生那么多孩子，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太平的吧？”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你听谁说的？”
“我们学校上一届的学姐，她在这家医院实习过一年。她说这栋楼是九十年代建的，地基以前是个乱葬岗，后来平了盖了医院，但有些东西平不掉。”说到这儿她停了一下，左右看了看，确认附近没人，才继续说，“学姐说她亲眼见过，凌晨的走廊上，有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抱着孩子在走，走得特别慢，像飘一样。她说那女人走路的姿势有问题，正常人走路是脚跟先着地，那女人是脚尖，像是芭蕾舞演员踮着脚走，但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手里的筷子差点掉在桌上。不是因为她说的内容有多吓人，而是因为她说的是“穿白裙子的女人”。我看到的那个女人，穿的就是白裙子。
“小周，”我说，“你学姐有没有说过，那个白裙子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她说只要不跟那女人对视就没关系。那女人会一直走，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走到楼梯间就消失了。但如果有人看到她的脸……唔，学姐说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她的脸。她觉得那应该是好事，不然看到的人一定会说的吧？”
我没说话。我想到了那张苍白的脸、紧闭的双眼和微微上扬的嘴角。我看到了。我不仅看到了她的脸，还看到了她的笑容。她已经在这七天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这样安慰自己。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没有婴儿在凌晨两点大笑，没有穿白裙的女人出现在走廊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以为我看到她的脸，这件事就算完了。我以为那些传说中的规矩——不能对视，不能靠近，不能说话——我都犯了，但我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我以为我已经安全了。但就像所有恐怖故事里的笨蛋一样，我忘了一件事。有些东西，你一旦看到了，它就也看到你了。
第七天的晚上，我下班回到出租屋。房子不大，一室一厅，在六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年，房东迟迟不修，我习惯了摸黑爬楼。那天晚上我爬得很慢，因为白天站了太久，小腿酸胀得厉害。到了六楼，我掏出钥匙开门，钥匙刚插进锁孔，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是笑声。婴儿的笑声。
我的后背瞬间贴上了防盗门。走廊里漆黑一片，我什么都看不到，但那个声音就在我身后，不远不近，像是从五楼半的转角处传来的。“咯咯咯”的笑声在狭窄的楼道里来回弹跳，忽左忽右，忽远忽近，让人完全无法判断它的确切位置。我的手在抖，钥匙在锁孔里左右乱捅，好不容易拧开了门，我闪身进去，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上了两道锁。
笑声停了。
我靠在门上大口喘气，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客厅没有开灯，窗帘也没拉，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纱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模糊的方格光影。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沙发、茶几、电视柜，都是我今天早上出门时摆好的样子。冰箱嗡嗡地响着，空调外机在窗外发出低沉的运转声。
我慢慢从门上滑坐到地上，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告诉自己那只是楼下哪户人家的小孩在哭。不对，不是哭，是笑。但那又如何？这栋楼住了那么多户人家，有小孩很正常。婴儿半夜醒来笑两声也很正常。一切都有合理的解释。我没必要自己吓自己。
就在这时，我闻到了那股气味。甜腻的，腐熟的，像是盛夏里被太阳暴晒了一整天的花朵散发出的味道。不是从门外传来的，是从房间里传来的。是从我的卧室里传来的。
我应该跑的。我应该夺门而出，冲到楼下，跑到大街上，找一个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地方待到天亮。但我没有。我鬼使神差地站了起来，鬼使神差地朝卧室走去，一步一步，像是在梦游。卧室的门半开着，我伸手推开它，门板无声地向内移动，露出里面昏暗的空间。床铺整齐，被子叠好了放在床尾，枕头上有我昨晚睡觉留下的轻微凹陷。窗帘拉了一半，窗外的路灯光把街对面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枝叶在夜风中微微晃动，像一个巨大的人在缓缓挥手。
什么都没有。我几乎要笑出来了。真的是自己吓自己。那股气味也散了，也许只是窗外的槐花开了，被风吹进来的味道。
然后我听到了洗手间的水声。
很小，像是有水滴从高处落入水面，发出清脆的回响。我的公寓的洗手间，在卧室的右手边，门没关严，有一道大约两厘米的缝隙，透出里面微弱的白光。是抽水马桶的水箱在回水吗？不，那个声音不是回水，回水是有节奏的，滴答，滴答，滴答。我听到的不是这种声音。是无序的，一下轻，一下重，像是有人用手舀起水来，又让水从指缝间流回水面。
我走近那扇门。每一步都像是在泥沼中跋涉，双脚沉重得不像自己的。门缝里的白光忽明忽暗，像是什么东西在那盏日光灯前面来回经过，遮挡了一部分光线。我伸出手，指腹触到了门板冰凉的表面。轻轻一推，门开了。
洗手间的灯亮了。洗手池的水龙头没关，流出来的不是水，是黑色的、黏稠的、像是机油一样的东西。它不断地从水龙头里涌出来，溢满了洗手池，顺着台面往下淌，在地砖上汇成一小滩，慢慢朝我的脚边蔓延。但那不是油。我闻到了那股腐熟的花香，浓烈到几乎让人呕吐的程度，和着另一种味道——极其微弱的、若有若无的血腥气。
洗手池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我往前走了一步。就一步。然后我看到了。洗手池的水面上，在那层黑色黏稠液体的拳头那么大。它在液体里缓慢地翻转，像是一个被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又像是一个尚未成形的、蜷缩着的生命。然后这个形状展开了。它伸出了一只手，五根手指细得像蜘蛛腿，在黑色的液体里划动，抓住了洗手池的边缘。
它抬起头来。
那不是一个婴儿。不完全是。它的身体小得不成比例，但头却大得畸形，皮肤是半透明的，巨大的凹陷，没有眼球，只有深不见底的黑色空洞。它用它没有眼珠的眼睛看着我，嘴巴慢慢地、慢慢地咧开，露出没有牙齿、没有舌头的口腔，那个黑洞一样的口腔里发出了一声笑。
“咯咯咯。”
我尖叫着后退了两步，撞在了门框上。那个东西从洗手池里爬了出来，动作慢得诡异，像是一个被按了0.5倍速播放的视频。它用细得惊人的四肢支撑起那个不成比例的大头，一步一步朝我爬过来，每爬一步，身体就会以不可能的角度扭曲一下，像是一具被随意拼接的骨架外面包了层皮。它的嘴巴始终咧着，笑声持续不断地从那个没有舌头的喉咙里涌出来，咯咯咯咯咯，像一个坏掉的音乐盒。
我转身就跑。我跑出卧室，跑过客厅，冲向大门。我手忙脚乱地打开一道道锁，拉开门的瞬间，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不是楼道里那种坏了大半年的声控灯，而是这栋楼每层走廊都有的那种方形吸顶灯。它亮了，把整条走廊照得雪亮。
走廊尽头站着一个女人。白裙子，长头发，赤着脚。她低着头，脸被垂下来的头发遮住了大半，只能看到下巴。她的手里没有襁褓。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尽头的阴影里，灯光的照射范围刚好到她面前一步的距离，像有一条无形的线画在那里，她跨不过去，也不想跨过来。
我身后的卧室里，婴儿的笑声还在继续，一声比一声近，一声比一声刺耳。走廊尽头的女人慢慢抬起了头。她的脸从头发后面露了出来。和七天前一样苍白，一样精致，一样不真实。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非常非常显着的区别——她的眼睛睁开了。
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没有眼白，没有瞳孔，整个眼眶里是纯粹的、彻底的黑色，像是两个被挖空了又被某种液体重新填满的深洞。她的嘴巴也张开了，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像是在说什么，又像是在咀嚼什么。
我站在门口，前面是那个女人，后面是那个东西。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灭了又亮，在她身上投下闪烁不定的光。她的嘴唇动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到不合常理，快到像是一个加速播放的视频。然后我终于看清了她在说什么。她一直在重复同一句话，同一个短短的词组。
她说的是——“还给我”。
第二天早上，我被邻居的敲门声惊醒。我躺在大门口的地板上，浑身冰凉，防盗门大敞着，走廊里晨光熹微。邻居大妈一脸关切地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忘了关门，说看到我躺在门口吓了一大跳。我坐起来，脑子像被人用搅拌机搅过一遍，每一个脑细胞都在尖叫着抗议。卧室里一切正常。洗手间一切正常。没有黑水，没有那东西，没有花香。我拉开窗帘，阳光照进来，把房间里每一个角落都照得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
也许真的只是一个梦。一个过于真实、过于逼真的噩梦。我这样告诉自己，在那几天里反复地这样告诉自己，说到最后连自己都快要信了。但我最终还是没能在那个出租屋里再住下去。我搬了家，换到了城北一个朋友合租的公寓里。我把公寓里的东西打包带走的时候，在衣柜最里面的角落里，发现了那个白色带蓝边的襁褓。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到那里去的。我从来没有买过婴儿用品。我没有结婚，没有男朋友，甚至连宠物都没养过。但那个襁褓确确实实就在我的衣柜里，叠得整整齐齐，上面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化学洗涤剂的香味，是那种我说的腐熟的花香。
我把它扔了。扔进了楼下的大垃圾桶里，还特意在上面压了几袋垃圾。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经过那个垃圾桶，下意识地往里看了一眼。襁褓不见了。
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真的以为。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从北到南，跨越了一千多公里。我删掉了所有和前同事的联系方式，注销了原来的社交账号，甚至换了一个手机号。我以为只要跑得够远，就能把那些东西甩在后面。我以为那些东西只能待在原地，待在医院的那个楼梯间里，待在我出租屋的那个洗手池里。我以为它们是死人，而我是活人，活人只要不停脚地往前走，死人终究会被远远抛在身后。
我错了。
两个月后，我在新城市新医院新科室的办公室里整理病历。我换了一家综合医院的急诊科，不再做妇产科护士了。我以为换个科室就能切断所有的联系，就能假装那两个月前的三个星期只是一段可以抹去的记忆。那天晚上我独自值夜班，急诊大厅里人来人往，嘈杂得像个菜市场。醉酒打架的、吃坏肚子的、发高烧的，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进推出，忙得我脚不沾地。等到凌晨一点多，病人终于少了，我坐在护士站里，把双脚从挤脚的护士鞋里解放出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急诊大厅的灯是白色的日光灯。走廊里则是淡黄色的暖光，据说是为了营造一种相对温馨的氛围，减轻病人的紧张感。两种颜色在护士站这里交汇，形成一道清晰的分界线。我坐在这边，暖光那边。
有人在走廊那头按了呼叫铃。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急诊科的走廊不像普通病房那样长，它是一条大约三十米的直道，两侧是留观室和清创室。走廊尽头的墙上嵌着一盏壁灯，灯光昏暗，照不出什么东西来。我看了一眼走廊，没有人。呼叫铃又响了一下，这次声音更大了些，像是在催我。
我站起来，穿上鞋，拿起手电筒——我不知道为什么拿手电筒，急诊科的走廊灯光明亮，根本不需要手电筒。但我就是拿了，像是身体比大脑更早意识到了什么不对劲。我沿着走廊朝里走，鞋底擦过地板砖发出细碎的声响。两侧的留观室门都关着，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病床上熟睡的病人。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安静，安静得有点过分了。急诊科再安静也不该安静成这样——听不到心电监护的滴滴声，听不到空调外机的嗡嗡声，连走廊尽头的壁灯都安静得像一幅画。
走廊不应该这么长。三十米的走廊，按照正常步速，半分钟就能走到头。但我走了快一分钟，感觉还没有走完一半。走廊在变长。它在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拉伸自己，像是一条正在被拉长的橡皮筋。两侧的门也在变多，从原本的四扇变成了六扇，八扇，十扇，每一扇都长得一模一样，白色的门板，长方形的玻璃窗，窗后是昏黄的灯光和看不清面容的病人。
我停下脚步。走廊还在继续变长。
壁灯那里亮了一点。不是因为它的功率变大了，而是因为它变近了。它不是在向我的方向移动，我确定，是我在向它的方向移动，尽管我已经站定不动。就像这条走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传送带，正在把我往某个方向输送，而我还以为自己是站在原地。
壁灯隔了大概三十米。但那个数字在缩小，二十五米，二十米，十五米，每一次我眨眼的工夫，距离就会拉近一些。十米。我看到了白色连衣裙的下摆。五米。我看到了垂到腰际的黑色长发。三米。我看到了那张苍白的面孔。
她的眼睛是闭着的。谢天谢地，她的眼睛是闭着的。
她站在壁灯正下方，白色连衣裙的下摆在静止的空气中纹丝不动，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撑开了一样不自然。她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掌朝外，十根手指以一种不可能的角度向后弯折，指尖几乎要碰到手腕。她没有抱着襁褓。她什么都没有抱，但她微微隆起的腹部把她连衣裙的布料撑出了一个圆润的弧度。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