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博学鸿儒的阴影（1/2）

北京城下了几场大雪。

腊月里，摹形司院里的积雪没过了脚踝，杂役早晚各扫一次，但到午时又积起薄薄一层。

张砚在摹形司已经十年了。

十年，足够让一个年轻人眼角生出细纹，让一些事变成习惯，也让另一些事在心底烂成不敢触碰的暗疮。他如今是摹形司资格最老的记录员，周伯前年病退回了老家，陈焕去年调去了内务府别的衙门。新来了两个年轻人，一个姓郑，一个姓王，都二十出头，看什么都新鲜。

腊月廿三，小年。衙门里照例放假半日，午后就可以散了。张砚整理完上午的记录，正准备走，吴良从里间出来，叫住了他。

“来一下。”

张砚跟着进了里间。吴良的屋子比十年前多了些摆设：多了个书架，多了个青瓷花瓶，墙上挂了幅山水画，落款是某个不太出名的画家。但那股熟悉的药草味还在，淡淡地弥漫在空气里。

吴良从书架底层取出一个紫檀木匣，打开，里头是一叠装订好的册子，封面空白。

“这个，你看看。”他推过来。

张砚翻开。册子里是名单，密密麻麻的人名，后面跟着籍贯、功名、师承、着述，有些还附了简短的评语。他扫了几眼，看到几个熟悉的名字，都是这些年在士林里有些声望的人物。

“这是？”

“明年开春，皇上要再开一次博学鸿儒科。”吴良说，“这是初步拟定的征召名单。”

张砚想起来了。康熙十八年，朝廷开过一次博学鸿儒科，那是平定三藩后，为了笼络士人、尤其是江南遗民而设的特科。当时征召了上百人，最终取中五十人，俱授翰林院官职。他那时刚进摹形司不久，还帮着整理过一些被征召者的背景资料。

“又要开？”他问。

“嗯。这回规模更大，要取一百人。”吴良点了点册子，“你负责把这份名单里的人，和咱们这些年接触过的、留意过的那些人，做个比对。看有没有重叠的，有没有需要特别关注的。”

张砚明白了。博学鸿儒科名义上是选拔人才，实则是朝廷对士林的一次大规模摸底和收编。而摹形司要做的，是在这过程中，找出那些可能有问题的人——或者，确保某些人没问题。

他抱着匣子回到记录室。两个年轻记录员已经走了，屋里空荡荡的。窗外又飘起雪，细碎的雪花在风里打着旋。

张砚点起油灯，开始比对。

名单很长，有三百多人。他先快速浏览了一遍，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有些是南巡时在江南听说过的，有些是这些年各地密报里提到过的。然后他打开摹形司自己的档案册，一页页核对。

比对到第七页时，他的手停住了。

名单上有个名字：沈明德，苏州府吴县人，秀才，师从……

他迅速翻找记忆。沈明德，苏州，秀才。对了，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时，在苏州观前街茶馆里，那两个被提前“教导”过的书生之一。吴良当时说，他们是样板，会在皇上召见时表现得体，做个榜样。

张砚查了摹形司的档案。果然，在“乙字号·江南舆情”那一册里，找到了沈明德的记录。很简单，只有几行：“沈明德，吴县人，康熙二十二年录为丙字类观察对象。性温顺，家境清寒，可引导。二十三年南巡，列为召见备选，经短期规训，表现合格。后赐银二十两，助其家。”

规训。张砚盯着这两个字。所以当时吴良说的“教导”，其实就是摹形司的“规训”。用某种方法——也许是谈话，也许是暗示，也许是更隐秘的手段——让沈明德这样的人，在皇上面前说出该说的话，做出该做的姿态。

而现在，沈明德又出现在了博学鸿儒科的征召名单里。

张砚继续比对。又找出三个名字，都是在摹形司档案里有记录的：两个是南巡时“表现良好”的士子，一个是康熙二十五年某次地方舆情报告中提到的“可塑之才”。

他把这四个名字圈出来，在旁边做了标注。

天擦黑时，吴良进来了。

“怎么样？”

张砚把圈出的名单递过去。吴良接过，就着灯光看了看，点头：“嗯，这几个是咱们经手过的。还有呢？”

“还有十七个，在各地密报里出现过，评价不一。有的说‘学问扎实但性情孤高’，有的说‘家世清白但交游复杂’。”张砚说，“这些需要进一步核实。”

吴良把名单放下，在屋里踱了几步。“张砚，你进司里十年了。有些事，也该让你知道得深一些。”

张砚心里一紧。每次吴良用这种语气说话，接下来都不会是轻松的事。

“博学鸿儒科，不止是选才。”吴良停在窗前，背对着他，“更是……筛选。”

“筛选什么？”

“筛选哪些人可以真正为朝廷所用，哪些人只是表面顺从，哪些人……”吴良顿了顿，“哪些人需要调整。”

调整。张砚想起那些泡在药缸里的半成品，想起被“规训”过的沈明德。

“您是说，咱们摹形司……也参与这个？”

“一直参与。”吴良转过身，“从康熙十八年第一次开科，咱们就在做背景核查。只是那时还浅，主要是看家世、交游、有无反清言论。现在……”他笑了笑，笑容里没什么温度，“现在咱们的手段多了，看得也更深了。”

张砚等待下文。

“明年这次开科，皇上特别交代，要选真正‘心向朝廷’的人。不是表面恭顺，是骨子里认同。”吴良走回桌边，手指点在那份名单上，“所以，咱们的任务就是帮皇上分辨，哪些人是真认同，哪些人是假认同。假认同的，要想法子让他们变成真认同。”

“怎么变？”

吴良看着他：“你觉得呢？”

张砚脑子里闪过那些药缸，那些整齐的复诵声，那些被修改得一模一样的口供。他不敢想下去。

“总之，从明天起，你把手头别的活先放放，专心做这件事。”吴良说，“把这三百多人的背景，一个个查清楚。摹形司的档案，内务府别的衙门的记录，各地密报，都调来看。我要知道每个人的底细——祖上三代，师友关系，写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甚至……做过什么梦。”

最后那句说得轻飘飘的，但张砚听出了分量。

“梦也要查？”

“梦最见人心。”吴良说，“当然，不是真去问人家做了什么梦。是看他们的诗文，看他们的书信，看他们酒后失言时说的话。梦里念着前朝，醒来歌颂本朝，这种人最危险。”

张砚点头。他明白这工作的分量了。这不止是核查，是给三百多人画魂，把每个人的里里外外剖开来，看里面藏着什么。

那天晚上，张砚很晚才离开摹形司。雪还在下，街道上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作响。他走得很慢，脑子里反复想着吴良的话。

“筛选”。

“调整”。

“画魂”。

这些词用在那些即将被征召的士人身上，让他不寒而栗。这些人不是囚犯，不是余党，他们是读书人，是可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朝廷要用他们，也要改造他们？

走到住处门口时，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康熙十八年那次博学鸿儒科，他帮着整理过资料。那时他刚进摹形司，很多事不懂，只是按吩咐做事。现在回想，当时确实有一些被征召者，在录取前后，言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比如有个叫徐乾的浙江举人，在地方上以狂狷着称，写过不少暗讽时政的诗。但被征召进京后，突然变得恭顺起来，在殿试时写的策论四平八稳，全无锋芒。最后取中，授了翰林院检讨。

当时只当是他识时务，现在想来……

张砚摇摇头，推门进屋。

第二天起，他开始全力投入这份工作。

摹形司的档案室他本就熟悉，但这次要调阅的还有许多别处的资料——内务府下属其他衙门的记录，各地巡抚、总督的密报副本，甚至一些士人私下刊刻的诗文集。吴良给他开了权限，可以调用大部分材料。

工作比他想象的更繁琐。三百多人，每个人都要建立一份单独的档案，记录所有能找到的信息。张砚把记录室的一面墙腾出来，钉上木架，按省份给每个人设一个卷宗袋。

最先整理的是江南籍的士人，占了名单近一半。张砚一份份资料看过去，越看心里越沉。

很多人都有前科。

有的是祖上在前明做过官，家族里还有遗民气节；有的是师从某个拒不仕清的大学者；有的是诗文里偶尔流露出怀旧情绪；有的是和某些“不安分”的人来往密切。

这些在平常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博学鸿儒科这样特殊的选拔里，就可能成为障碍——或者，成为需要“调整”的理由。

腊月廿八，张砚在整理一个叫黄宗羲的士人资料时，愣住了。

黄宗羲，浙江余姚人，是当世大儒，学问、声望都极高。但张砚记得很清楚，康熙十八年第一次开博学鸿儒科时，朝廷征召他，他坚辞不就。为此地方官还受过申饬。

可这次名单里又有他。

张砚调出所有关于黄宗羲的记录。摹形司的档案里，有他一份简略的卷宗，上面写着：“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父尊素，东林党人，死于阉祸。本人师从刘宗周，学问渊博，着述甚丰。然心念前明，屡拒征召。康熙十八年，以母老病辞。地方官报：其志难移。”

“其志难移”。这四个字

张砚继续看内务府其他衙门的记录。有一份康熙二十一年的密报，提到黄宗羲在余姚讲学，弟子中有数人“言行不谨”，有“非议朝政”之嫌。黄宗羲本人虽未直接议论，但“未尝约束”。

还有一份康熙二十五年的，说黄宗羲晚年专注于着述，正在写《明儒学案》，梳理有明一代学术源流。“此书若成，恐助长遗民气焰”。

张砚把这些资料归拢，在黄宗羲的卷宗袋上贴了张红签。

这是吴良交代的，表示需要特别关注。

但他心里有个疑问：像黄宗羲这样声望卓着、又明显不愿与朝廷合作的大儒，为什么还要一再征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宽宏？还是……有别的打算？

他没敢深想。

年关前后，衙门放假五天。张砚没回住处，继续在记录室整理资料。两个年轻记录员都回家过年了，整座摹形司空荡荡的，只有他和吴良，还有后院轮值的杂役。

除夕夜，吴良让人备了桌简单的酒菜，叫张砚一起守岁。

两人在吴良的屋里对坐。窗外偶尔传来零星的爆竹声。

京城禁止民间大肆燃放，但总有人偷偷放几个。

“十年了。”吴良给张砚斟了杯酒，“时间真快。”

张砚接过酒杯。酒是绍兴黄酒，温过的，香气醇厚。“是啊，十年了。”

“这十年，你做得不错。”吴良举杯，“心思细，记性好，嘴也严。司里需要你这样的人。”

张砚道了谢，抿了口酒。酒入喉，暖意散开。

“这次博学鸿儒科的事，你怎么看？”吴良问。

张砚斟酌着词句：“工程浩大。三百多人，要一个个查清楚，不容易。”

“是不容易。”吴良放下酒杯，“但必须做。皇上要的，不只是才学之士，更是‘自己人’。你明白吗？”

“明白。”

“不明白。”吴良摇头，“你只明白表面。我告诉你，这次开科，取中的一百人，将来可能有人入阁，有人做尚书，有人放巡抚。他们的学问、能力倒在其次，关键是要可靠。要从小读圣贤书，心里装的却是大清的天下。”

张砚听着。这话说得露骨，几乎不像吴良平时的风格。

“所以咱们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一百人，个个可靠。”吴良看着他，“不可靠的，要么筛掉，要么……变得可靠。”

“怎么变？”张砚忍不住问。

吴良笑了，夹了筷菜。“法子多得很。有的人，给点好处就听话；有的人，吓一吓就老实；还有的人……”他顿了顿，“需要下点功夫。”

张砚没再问。他知道“下点功夫”是什么意思。

正月初五，衙门开印。张砚继续整理名单。到正月十五时，已经完成了大半。

这天下午，他在整理一个叫傅山的山西士人资料时，又看到熟悉的情况。

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他被强征入京，但抵死不从，称病不参加考试。最后朝廷无奈，授了他一个“内阁中书”的虚衔，放他回乡。此事当年轰动一时，被视为遗民气节的象征。

这次名单里又有他。

张砚调出傅山的卷宗。摹形司的记录很详细，甚至有一份他当年在京称病时的太医诊案副本——脉象平稳，无大病征，显是托词。

还有一份康熙二十二年的密报，说傅山回乡后，闭门着述，但与一些“心怀怨望”的遗民仍有书信往来。“其子傅眉，近年渐露头角，交游颇广，需留意。”

张砚把傅山和黄宗羲的卷宗放在一起。这两人情况相似：声望高，气节硬，明显不愿合作。为什么还要一再征召？

他忽然想到一个可能：也许朝廷要的，不是他们合作，而是他们“被合作”。通过反复征召，制造一种印象——连黄宗羲、傅山这样的人都接受了朝廷的官职，其他士人还有什么理由抗拒？

这是一种驯服。用荣誉和压力，慢慢磨掉他们的棱角。

或者，还有更深的目的……

正月二十，张砚把整理好的三百多份卷宗交给吴良。吴良花了三天时间一一翻看，最后挑出四十多份，放在一边。

“这些，要重点处理。”他说。

张砚看了看，黄宗羲、傅山都在其中，还有十几个在档案里被标注为“性情偏激”“交游复杂”“家世有疑”的人。

“怎么处理？”他问。

“分几种。”吴良说，“有的，让地方官再去劝一劝，许些好处——比如子弟优先录科，比如家族减免些赋税。有的，让他们的师友去劝，从人情入手。还有的……”他指着最上面几份，“得咱们亲自来。”

张砚看着那几份卷宗。除了黄宗羲、傅山，还有三个人：一个叫顾炎武的昆山人，一个叫王夫之的衡阳人，一个叫李颙的陕西人。都是在遗民中声望极高的。

“这些人，劝不动吧？”张砚说。他知道顾炎武，此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着称，立志不仕二姓，四处游学，行踪不定。

“劝不动，就别劝了。”吴良说，“但要让他们‘看起来’劝动了。”

张砚一愣。

“博学鸿儒科的名单，最终是要公布的。”吴良缓缓道，“名单上有这些人的名字，就是一种姿态。他们来不来，考不考，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下人知道，朝廷征召了他们，给了他们机会。至于他们拒不拒绝……那就不一定人人都知道了。”

张砚懂了。这是一种舆论操作。把黄宗羲、傅山这些人的名字放进征召名单，制造他们“可能出山”的假象，动摇其他遗民的决心。就算他们坚辞，朝廷也可以说“已屡次征召，仁至义尽”。

“那咱们要做什么？”他问。

“做两件事。”吴良说，“第一，收集这些人近年来的诗文、书信，找出任何可能‘软化’的迹象——比如夸过皇上某句诗写得好，比如感叹过民生不易，哪怕只是一句含糊的话。第二……”他顿了顿，“准备一些材料。”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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