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南巡（2/2）

写的什么？

他努力回忆。好像是什么“……可勘用……需调教……”

可勘用？什么意思？

第二天一早，张砚借口买纸笔，又去了昨天遇见周子安的文德桥。他在桥头站了半个时辰，没见到人。又按周子安说的地址，找到颜料坊附近。

那是一条窄巷，两旁都是老宅。张砚找到门牌号，是座两进的小院，门关着。他敲了敲门，里头没动静。隔壁出来个老太太，打量他：“找谁？”

“请问，这儿住着一位周先生吗？周子安。”

老太太皱眉：“周先生？早搬走啦。前年就搬了。”

“搬去哪儿了？”

“不清楚。”老太太摇摇头，“走得很急，东西都没带全。房东后来来收拾，说欠了好几个月房租呢。”

张砚道了谢，离开巷子。走在街上，春日阳光明媚，他却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升上来。

前年搬走。周子安康熙十九年死，如果真是他，死人怎么会在康熙二十一年搬走？

除非……死的那个不是他。或者，搬走的这个不是他。

接下来的几天，张砚留了心。他借着帮吴良跑腿的机会，在南京城里转，特别留意那些读书人聚集的地方——夫子庙、贡院街、状元楼茶馆。

四月廿二，他又见到了周子安。

这次是在贡院街一家书铺里。周子安站在书架前翻书，还是那身靛青长衫。张砚没上前，而是躲在对街的茶摊上观察。

周子安在书铺待了约两刻钟，挑了两本书，付钱离开。张砚远远跟着。周子安走得很快，穿过两条街，进了一座宅子。那宅子门脸不大，但看着齐整，像是某个官员或富商的别业。

张砚在附近转了转，没敢久留。回去后，他查了吴良带来的那本地名录——那是曹寅提供的，南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住址。

那座宅子的主人姓徐，是个退休的京官，如今在南京养老。名录上还附了一笔：徐家二公子，去年补了浙江某县县丞的缺。

这事越来越蹊跷了。

四月廿五，皇上结束在南京的行程，继续南巡，往苏州去。张砚跟着队伍离开南京，心里却一直想着周子安的事。

路上，他找了个机会，小心翼翼地问吴良：“吴先生，咱们摹形司……除了弄那些‘朱三太子’，还做别的人吗？”

吴良正闭目养神，闻言睁开眼：“为什么这么问？”

“就是……好奇。”

吴良看了他一会儿，缓缓道：“张砚，有些事，知道得越少，睡得越安稳。”

“可我看见……”

“你看见什么了？”吴良打断他，眼神锐利。

张砚把话咽了回去。“没什么。可能是我眼花了。”

吴良又闭上眼。“记住，这一趟出来，咱们是记录皇上南巡见闻的。别的，看见了当没看见，听见了当没听见。”

队伍经镇江、常州，四月底抵达苏州。苏州比南京更繁华，丝绸、刺绣、园林、书画，处处透着江南的精致。皇上在这里也停留了十日，游虎丘，访寒山寺，视察织造局。

在苏州，张砚又看见一件怪事。

那是五月初三，皇上召见苏州本地士绅和耆老。召见结束后，吴良带他去观前街一家老字号茶馆，说是听听民间反应。

茶馆里人很多，都在议论白天的事。张砚听到邻桌几个书生在说话，其中一个年轻的说：“今日见了皇上，真是天颜咫尺。皇上问了我一句‘近来读何书’，我答‘在读《通鉴》’。皇上点头，说‘读史好，可知兴替’。”

另一个年长的书生笑：“陈兄真是好福气。不过你说皇上问话时，是不是特别和气？我原本紧张得很，皇上一开口，我就不慌了。”

那姓陈的年轻书生点头：“是，皇上还笑了呢，说我答得实在。”

张砚听着，起初没觉得什么。但听着听着，忽然觉得不对——这两个书生的对话，太……太一致了。

不是说内容一致，是那种语气，那种细节的丰富程度，像是排练过。而且两人说话时，眼神偶尔会飘向同一个方向——茶馆角落里，坐着个不起眼的中年人，正低头喝茶。

张砚记下那中年人的相貌。后来几天，他又在别的地方见过这人两次：一次在玄妙观前，一次在拙政园外。每次这人都在不远处，像是在听人说话，又像是在……观察。

五月初八，皇上离开苏州，往杭州去。路上，张砚终于忍不住，把在苏州茶馆的见闻告诉了吴良。

吴良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觉得，那两个书生有问题？”他问。

“说不上来。”张砚斟酌着词句，“就是觉得……太顺了。像在演戏。”

“那你觉得，看戏的人是谁？”

张砚想起那个中年人。“茶馆角落里那个人？”

吴良点头。“那人叫刘全，是苏州织造府的人。那两个书生，一个叫陈廷玉，一个叫沈明德，都是本地秀才，家境一般，但书读得不错。”

“他们是……”

“他们是‘样板’。”吴良说得很直白，“皇上南巡，要见地方士子，要显示朝廷重文、和气。但真的见谁，说什么，不能完全由着地方推举。得有些……可靠的人，在里头。”

张砚明白了。陈廷玉和沈明德，就是那些“可靠的人”。他们被提前教导过该如何应对，可能连皇上会问什么问题，都有人透露过。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召见时表现得体，给皇上留下好印象，也给其他士子做个“榜样”。

“那他们自己知道吗？”张砚问。

“知道一部分。”吴良说，“知道要好好表现，知道会有好处——可能是个秀才功名，可能是一点资助，也可能是日后仕途上的照应。但他们不知道，教他们的人，是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张砚想起南京那个“周子安”。难道他也是……

“那周子安呢？”他脱口而出。

吴良脸色一沉。“我说了，别提这个人。”

“可他明明……”

“张砚！”吴良厉声打断他，“你记着，你是摹形司的记录员，你的任务是记录，不是追查，更不是质疑！有些线，踩过了，就回不来了！”

张砚闭了嘴。但心里的疑团已经长成了刺，扎得他日夜不安。

五月中旬，御驾抵达杭州。杭州的行程更紧，皇上要视察钱塘江堤，检阅水师，还要去灵隐寺进香。

在杭州，张砚又见了件让他心惊的事。

那是在西湖边，皇上游湖那天。龙船在湖上，岸上百姓围观。张砚和吴良在断桥附近的一处茶楼上，看着湖面。

茶楼里人多，议论纷纷。张砚听见身后一桌人在说话，是几个本地口音的中年人。

其中一个说：“看见没？那个穿蓝衫的，就是前年告老还乡的王翰林。听说皇上这次要起复他，让他去国子监。”

另一个说：“王翰林学问是好，就是脾气倔。当年为‘明史案’的事，差点掉了脑袋。”

“这回不一样了。听说有人给他递了话，让他管住嘴。他也学乖了，你看，今天不是老老实实来了？”

张砚回头瞥了一眼。那桌人穿着寻常，像是普通商贾，但说话的内容，却涉及到官员起复这样的朝廷秘闻。而且语气太过笃定，像是亲眼见过那份“递话”的文书。

他悄悄记下那几个人的相貌。后来在杭州几天，他又在不同场合见过其中两人：一次在知府衙门附近，一次在运河码头。每次他们都在和人低声交谈，神情谨慎。

张砚开始把这几件事串起来：南京的“周子安”，苏州的“样板书生”，杭州这些“知道内情”的商贾。他们之间似乎有种共同的特质——都在传递某种信息，都在影响周围的人，都在塑造某种共识。

而这背后，似乎都有摹形司的影子。

五月廿八，南巡结束，御驾启程回京。回去的路上，张砚一直沉默。吴良也没再给他安排额外的记录任务，两人之间有种微妙的隔阂。

六月初十，回到北京。摹形司一切如旧，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正茂盛，在风里哗哗响。

张砚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翻出自己这几个月记的私密笔记——不是交给吴良的正式记录，而是他偷偷记下的那些疑点：周子安的事，苏州茶馆的事，杭州茶楼的事。

他把这些事一一写下来，画上关联的线。越写，心里越寒。

如果摹形司不只是制造“朱三太子”的副本，而是在更广的范围内，用类似的手段“调整”活人——灌输记忆，修正言行，把他们变成传递特定信息的工具——那这世上，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

而他自己，每天接触那些药墨，喝那些安神汤，会不会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调整”？

那天夜里，他又做了噩梦。梦见自己站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前，镜子里有无数个“张砚”，穿着不同的衣服，做着不同的事：有的在记录，有的在抄写，有的在和人说话，有的在……看着他笑。

他惊醒过来，浑身冷汗。

窗外月光很好，照得屋里半明半暗。他起身走到桌前，看着那面模糊的铜镜。镜子里的人影也看着他，眼神空洞。

张砚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皮肤是温的，有纹理，有胡茬的触感。

这是真的吗？

还是说，连这触感，都是被灌输的记忆的一部分？

他不敢再想下去。

第二天点卯，吴良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照常分配任务。张砚也像往常一样，开始一天的记录工作。

只是偶尔，在抄写那些千篇一律的口供时，他会停下笔，看着纸上自己的字迹。

这字迹，是他自己的吗？

还是说，连怎么握笔，怎么写横竖撇捺，都是被教会的？

窗外的蝉鸣一阵紧似一阵。夏天到了，最热的时节来了。

张砚提笔，蘸墨，继续抄写。笔尖划过纸面，沙沙声里，他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在说：

别想了。

越想越怕。

就当自己是活的。

就当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深吸一口气，写下今天的日期：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初十一。

然后继续写下去，一个字，又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