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何遵约法 ， 韩弊烦刑 （hán bi fán xing）。（2/2）

强化思想控制：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焚烧儒家经典，坑杀儒生，试图通过法律与暴力消除异见，维护思想统一。

这一阶段，“烦刑”虽然严苛，但在巩固统一、建立秩序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秦朝的统治暂时稳定。

（2）秦二世时期：“烦刑”极致化，矛盾总爆发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在赵高的蛊惑下，进一步将“烦刑”推向极端，使制度弊端彻底暴露：

刑罚更加残酷：秦二世“用法益刻深”，对大臣、宗室动辄处以死刑，“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徭役征发无度：秦二世继续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墓，大规模征发徭役，“戍卒陈胜等反，山东郡县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法律执行僵化：秦律的执行缺乏灵活性，无论客观情况如何，只要违反律文就必须严惩，完全忽视民生需求与社会现实。

此时，“烦刑”已从“巩固统治的工具”转变为“摧毁统治的毒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农民起义、六国旧贵族叛乱此起彼伏，秦朝迅速走向灭亡。

3.核心弊端：“烦刑”的治理困境与内在矛盾

秦朝“烦刑”的弊端，本质上是韩非思想的“乱世逻辑”与统一后“治世需求”的错配，其核心困境体现在三个层面：

（1）法律繁杂僵化，脱离民生实际

秦律条目繁多、规定细密，不仅普通百姓难以掌握，就连官吏也需要专门学习才能通晓。更严重的是，秦律的制定完全以君主集权为核心，忽视了民生需求：

徭役制度严苛：秦律规定成年男子每年需服徭役一个月，一生需服兵役两年，此外还有大量临时性的徭役征发，导致农民无法安心生产，土地荒芜；

赋税负担沉重：秦朝的赋税包括田租、口赋、盐铁专卖等，税率高达“收泰半之赋”，农民一年的收成大部分被官府征收，生活困苦；

法律执行机械：秦律缺乏弹性，不考虑客观情况（如自然灾害、道路阻隔等），对违反律文的行为一律严惩，最终引发民众的反抗。

（2）刑罚残酷无情，丧失民心支持

秦朝的刑罚以残酷着称，肉刑、死刑的广泛适用，不仅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身体痛苦，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恐惧。这种“以暴制暴”的治理模式，完全背离了“惩恶劝善”的法律本质：

连坐法株连无辜：“一人犯罪，株连三族”“一家犯罪，邻里连坐”，无数无辜者因他人犯罪而遭受刑罚，加剧了社会的仇恨与动荡；

轻罪重罚违背公平：对轻微犯罪处以重刑，不仅无法起到警示作用，反而让民众产生“反正都是死，不如反抗”的极端心理，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典型例证；

刑罚成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秦二世时期，刑罚完全服务于君主的个人意志，而非社会秩序的维护，大臣、宗室动辄被杀，统治集团内部也陷入混乱。

（3）重“法”轻“德”，缺乏社会凝聚力

韩非思想强调“不务德而务法”，秦朝完全抛弃儒家的“礼治”与“德治”，仅依靠法律与暴力维持统治。这种治理模式缺乏道德感召力，无法形成社会凝聚力：

君臣之间缺乏信任：君主用“术”驭臣，大臣因畏惧刑罚而不敢直言进谏，只能阿谀奉承，导致朝政日益腐败；

民众对政权缺乏认同：秦朝的法律只要求民众“服从”，却没有给予民众基本的权利与尊严，民众对政权毫无归属感，一旦有机会就会奋起反抗；

文化传承断裂：“焚书坑儒”摧毁了儒家等思想文化，使社会失去了精神支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4.历史影响：秦朝速亡的警示与法家思想的转型

“韩弊烦刑”不仅导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更给后世统治者带来了深刻的警示，推动了法家思想的转型：

（1）成为秦朝速亡的核心制度诱因

秦朝的灭亡虽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暴政、滥用民力、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等），但“烦刑”是最核心的制度诱因：

“烦刑”激化社会矛盾：严苛的法律与残酷的刑罚，使农民、地主、旧贵族等各阶层都对秦朝统治不满，最终形成“天下苦秦久矣”的局面；

“烦刑”瓦解统治基础：连坐法、轻罪重罚等制度，不仅丧失了民心，也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人心惶惶，官吏要么阿谀奉承，要么参与叛乱，无法有效治理国家；

“烦刑”引发连锁反应：徭役征发无度导致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引发六国旧贵族叛乱，最终形成燎原之势，秦朝无力镇压，迅速灭亡。

（2）给后世统治者带来深刻警示

“韩弊烦刑”的教训，让后世统治者深刻认识到“严刑峻法”的局限性：单纯依靠暴力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只有兼顾“法”与“德”、“严”与“宽”，才能维护统治的稳定。此后，历代统治者都将“秦亡于苛政”作为重要警示，在制定法律时注重“宽严相济”，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辙。

（3）推动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秦朝灭亡后，法家思想并未消失，而是逐渐与儒家思想融合：

法家的“法治”思想被保留：后世王朝依然重视法律的作用，制定系统的成文法典，以法律规范社会秩序、维护君主集权；

儒家的“德治”思想被融入：统治者认识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辅以道德教化，才能实现“标本兼治”。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法律逐渐儒家化，形成了“礼法结合”的治国模式——以礼为纲，以法为目；以礼教化，以法惩戒。

三、两大事件的内在关联：秦汉治国理念的转型与历史逻辑

“何遵约法”与“韩弊烦刑”并非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秦汉之际治国理念从“乱世霸术”到“治世仁政”的转型，两者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形成逻辑：

1.历史因果：“韩弊烦刑”是“何遵约法”的直接诱因

秦朝“烦刑”亡国的惨痛教训，是刘邦、萧何推行“约法”的直接原因。刘邦入咸阳后之所以颁布“约法三章”，核心就是为了否定秦朝的“烦刑”；萧何制定《九章律》，也是在清理秦律苛政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没有“韩弊烦刑”的失败，就没有“何遵约法”的成功——秦朝的制度失误，为西汉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直接的历史借鉴。

2.思想传承：法家“法治”内核的延续与修正

“何遵约法”并非对法家思想的全盘否定，而是对韩非思想的修正与发展：

继承法家“法治”的核心：萧何的《九章律》依然以“法”为治国基础，强调法律的统一性、权威性，这与韩非“以法为教”的思想一脉相承；

修正法家“严刑”的弊端：萧何剔除了秦律中严苛、僵化的条款，强调“宽严相济”“罪刑相当”，将法律从“君主专制的工具”转变为“治理社会的工具”，弥补了韩非思想中“重刑轻民”的缺陷。

这种“继承与修正”，使法家思想从战国时期的“乱世霸术”，转变为适应治世的“治理工具”，为后世“礼法结合”的治国模式奠定了基础。

3.实践对比：治国理念与社会需求的适配性检验

“韩弊烦刑”与“何遵约法”的实践结果，充分证明了治国理念必须与社会需求相适配：

战国乱世：韩非的“严刑峻法”思想适应了“富国强兵、统一六国”的需求，秦国凭借这一思想实现了统一，证明了其“乱世价值”；

秦统一后：社会需求从“统一”转变为“稳定、恢复、发展”，秦朝依然推行“烦刑”，导致制度与需求错配，最终亡国；

汉初治世：刘邦、萧何的“约法”适应了“休养生息、安抚民心”的需求，使西汉迅速恢复国力、巩固政权，证明了其“治世价值”。

这种适配性原则，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制定治国策略的重要准则——“乱世用重典，治世用宽刑”。

4.历史演进：从“专任法治”到“礼法结合”的必然趋势

“何遵约法”与“韩弊烦刑”的对比，推动了中国古代治国理念的演进：单纯的“专任法治”（秦朝）或单纯的“专任礼治”（西周）都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只有将“法治”与“礼治”结合，才能兼顾“秩序”与“民心”。

西汉初期的“约法”已经蕴含“礼法结合”的萌芽，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儒家的“仁政”“德治”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法家的“法治”成为维护秩序的工具，形成了“礼为主、法为辅”“礼教化、法惩戒”的治国模式。这种模式既避免了秦朝“烦刑”的残酷，又避免了单纯“礼治”的软弱，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主流治国传统，延续了两千余年。

四、历史启示：从“约法”与“烦刑”看治国理政的核心密码

“何遵约法，韩弊烦刑”的历史，不仅是秦汉之际制度转型的缩影，更蕴含着深刻的治国理政启示，为后世乃至当今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1.治国理念必须适应时代需求，与时俱进

秦朝的失败在于统一后未能及时调整治国理念，依然沿用乱世的“严刑峻法”；西汉的成功在于准确把握了汉初“休养生息”的时代需求，推行“宽刑简政”。这启示我们：治国理念并非一成不变，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及时调整，使制度与需求相适配。在当今社会，也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完善治理体系，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法律是治国的工具，而非目的，必须坚持“民本”导向

秦朝将法律视为“君主专制的工具”，忽视了民众的基本权利与需求，最终被民众抛弃；西汉将法律视为“治理社会、安抚民心的工具”，坚持“民本”导向，赢得了民心。这启示我们：法律的本质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权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与执法理念，让法律成为人民群众的“保护伞”，而非“压迫工具”。

3.宽严相济是法律实施的核心原则，避免极端化

“韩弊烦刑”的弊端在于“过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何遵约法”的成功在于“宽严相济”，既维护了社会秩序，又安抚了民心。这启示我们：法律的实施必须把握好“度”，避免“过宽”或“过严”的极端化。对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严厉打击，维护社会底线；对轻微违法行为则应注重教育与矫正，给予改过自新的空间，实现“惩恶”与“劝善”的统一。

4.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秦朝“专任法治”，缺乏道德教化，导致社会缺乏凝聚力；西汉“礼法结合”，既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了长治久安。这启示我们：法治与德治是治国理政的两个重要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法治是硬约束，为社会秩序提供保障；德治是软引导，为社会和谐提供精神支撑。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构建起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体系。

结语

“何遵约法，韩弊烦刑”八字，浓缩了秦汉之际治国理念的激烈碰撞与历史选择。韩非的“烦刑”思想适应了战国乱世的统一需求，却在秦统一后因脱离民生实际而弊端丛生，成为秦朝速亡的重要诱因；萧何的“约法”思想借鉴了秦亡的教训，以“宽刑简政、民本为核心”，适应了汉初休养生息的需求，奠定了西汉四百年基业。这两个事件的对比，不仅揭示了“乱世霸术”与“治世仁政”的本质区别，更推动了中国古代“礼法结合”治国传统的形成。

回望这段历史，“约法”的成功与“烦刑”的失败，核心在于是否坚持“以民为本”、是否适应时代需求、是否把握“宽严相济”的原则。这些启示，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宝贵财富，更对当今社会的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唯有坚持与时俱进、以人民为中心、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