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何遵约法 ， 韩弊烦刑 （hán bi fán xing）。（1/2）

何遵约法(hézūnyuēfǎ)，韩弊烦刑(hánbìfánxíng)。浓缩了秦汉之际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路径：前者是萧何遵循刘邦“约法三章”精神，制定简约宽和的《九章律》，奠定西汉四百年基业；后者是韩非所倡导的严刑峻法，在秦朝极致推行后弊端丛生，最终成为秦二世而亡的重要推手。这两个典故并非孤立的历史符号，而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法治”思想的两极实践——“约法”是“宽刑简政”的治世选择，“烦刑”是“重典峻法”的乱世逻辑。深入解析其思想渊源、实践过程、核心差异与历史影响，既能还原秦汉制度转型的复杂图景，更能窥见中国古代“礼法结合”治国传统的形成密码。

一、何遵约法：简约宽和的治世之选，西汉政权的合法性奠基

“何遵约法”的核心是“遵”——萧何遵循刘邦入咸阳后“约法三章”的政治承诺，在秦律基础上删繁就简，制定《九章律》，确立了汉初“宽刑简政”的治国基调。这一举措并非单纯的法律修订，而是对秦朝“烦刑”亡国教训的深刻反思，是刘邦集团争取民心、巩固政权的战略选择，更是中国古代法律从“严刑峻法”向“宽严相济”转型的关键节点。

1.历史背景：秦亡汉兴的制度反思与民心争夺

秦朝统一六国后，以韩非“严刑峻法”思想为核心，推行“繁法严刑而天下振”的治国策略。秦律条目繁杂、惩罚严苛，“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成为社会常态，最终引发陈胜吴广起义，强大的秦王朝仅存在十五年便土崩瓦解。

（1）刘邦“约法三章”：乱世中的民心契约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面对秦朝宫室珍宝与混乱的社会秩序，采纳张良、樊哙的建议，“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并召集关中父老豪杰，颁布着名的“约法三章”：“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这一举措看似简单，却蕴含着精准的政治智慧：

否定秦律的严苛本质：“余悉除去秦法”直接回应了关中百姓对秦律的痛恨，满足了民众对宽松治理的迫切需求；

确立核心秩序底线：“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仅保留维护生命、财产安全的最核心条款，简约易懂、便于执行；

建立政治合法性：以“与父老约”的形式，将法律从秦朝的“君主专制工具”转变为“军民契约”，迅速赢得关中民心。史载“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为刘邦后来击败项羽、夺取天下奠定了坚实的民心基础。

（2）汉初的社会困境：亟需休养生息的制度环境

刘邦建立西汉后，面临的是“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残破局面：

经济凋敝：秦末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粮食匮乏、物价飞涨，亟需轻徭薄赋、宽刑简政以恢复生产；

民心浮动：秦朝的严刑峻法给百姓留下深重创伤，民众对新王朝的治理充满疑虑，需要稳定的法律秩序重建信任；

制度空白：“约法三章”虽赢得民心，但过于简约，无法应对国家治理中的复杂问题（如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官吏职责等），亟需制定系统的法律制度。

在这一背景下，刘邦任命萧何为丞相，命其“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既延续“约法三章”的宽和精神，又弥补制度空白，成为汉初治国的必然选择。

2.实践过程：从“约法三章”到《九章律》的制度演进

“何遵约法”并非对秦律的全盘否定，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创造性转化，其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体现了“应时便民”的立法原则：

（1）第一阶段：坚守“约法”精神，清理秦律苛政

萧何首先对秦律进行全面梳理，剔除其中最严苛、最不合时宜的条款：

废除连坐法：秦律规定“一人犯罪，株连三族”，萧何果断废除这一制度，仅惩罚犯罪者本人，减少无辜者受害；

减轻刑罚强度：秦律对轻罪处以重刑（如“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耐为隶臣”），萧何调整刑罚梯度，使罪刑相当，减少肉刑、死刑的适用；

简化法律程序：秦律诉讼程序繁杂，百姓动辄因“违法程序”获罪，萧何简化诉讼流程，降低民众守法成本。

这一阶段的核心是“减负”，通过清理苛政，延续“约法三章”的宽和基调，稳定社会秩序、安抚民心。

（2）第二阶段：制定《九章律》，构建系统法律体系

在清理秦律的基础上，萧何参考秦律的篇章结构，结合汉初治国需求，制定了《九章律》。这部法律共九篇，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之一：

继承秦律核心篇章：沿用秦律中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篇，涵盖盗窃、杀人、囚禁、追捕、杂犯、量刑等核心领域，确保法律的延续性；

新增三篇适应汉初需求：增设《户律》《兴律》《厩律》三篇——《户律》规范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婚姻家庭等事务，适应小农经济恢复的需求；《兴律》规定徭役征发、工程建设等制度，避免过度劳民；《厩律》管理车马畜牧，保障交通与军需供应。

《九章律》的制定，实现了“简约”与“系统”的平衡：全文仅九篇，相较于秦律的繁杂条目大幅精简；同时覆盖国家治理的核心领域，满足了汉初从“乱世”到“治世”的制度需求。史称其“蠲削烦苛，兆民大说（悦）”，成为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法律保障。

3.核心特征：“约法”的治世逻辑与价值取向

“何遵约法”所体现的治国逻辑，与秦朝“烦刑”形成鲜明对比，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层面：

（1）立法宗旨：以“民本”为核心，而非“君主专制工具”

萧何的“约法”始终围绕“安民心、促生产”展开：法律条文的制定以适应民生需求为首要原则，避免为了君主集权而过度压迫民众。例如，《户律》中对赋税的规定相对宽松，《兴律》中严格限制徭役征发的频率与时长，都是“民本”思想的体现。这种立法宗旨，使法律从秦朝的“压迫工具”转变为“治理工具”，赢得了民众的认同。

（2）法律内容：“简约易懂，宽严相济”

《九章律》的“简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篇章结构简单，仅九篇，便于官吏掌握与执行；二是条文表述通俗，避免秦律中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让百姓能够清晰知晓行为边界。同时，“约法”并非“无法”，而是“宽严相济”——对杀人、抢劫等重罪依然处以重刑，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对轻罪则减轻处罚，给予民众改过自新的空间，实现“惩恶”与“劝善”的统一。

（3）实施原则：“礼法结合，灵活变通”

萧何的“约法”并非纯粹的“法治”，而是融合了儒家“礼治”思想：在规范社会秩序的同时，重视伦理道德的引导。例如，《户律》中对婚姻家庭的规定，既符合法律规范，又延续了儒家“孝悌”伦理；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允许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避免“一刀切”的严苛执行。这种“礼法结合”的原则，为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法律的儒家化埋下了伏笔。

4.历史影响：西汉政权的稳固与治国传统的奠基

“何遵约法”不仅为西汉初期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更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1）保障汉初“休养生息”，推动经济复苏

《九章律》的宽和精神与汉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相配合，迅速扭转了秦末以来的残破局面：

农业生产恢复：宽松的赋税与徭役制度，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大幅提升；

人口快速增长：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宽和的法律环境，使人口从汉初的约1300万增长到汉武帝时期的3600万；

国力逐步强盛：经过文景之治，西汉“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为汉武帝时期的大一统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确立西汉政权的合法性，巩固统治基础

“约法”的推行，使刘邦集团兑现了“除去秦法”的政治承诺，向民众证明了新王朝与秦朝的本质区别。这种“以民为本”的治理模式，赢得了各阶层的支持：农民得以安心生产，地主阶级的财产与地位得到保障，官吏能够依法履职，最终形成了“天下归心”的政治局面，巩固了西汉的统治基础。

（3）奠定中国古代“宽刑简政”的治世传统

萧何的“约法”成为后世王朝“治世”的典范：每当王朝更替、社会残破时，统治者往往会借鉴“何遵约法”的经验，推行宽刑简政、与民休息的政策，如唐太宗时期的“贞观律”、明太祖初期的“大明律”修订，都延续了“删繁就简、宽严相济”的原则。这种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避免了单纯“严刑峻法”对社会的破坏。

二、韩弊烦刑：严刑峻法的乱世逻辑，秦朝速亡的制度诱因

“韩弊烦刑”的核心是“弊”——韩非所倡导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严刑峻法思想，在秦朝被推向极致后，暴露出严重弊端：法律繁杂严苛、刑罚残酷无情、治理僵化机械，最终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秦朝二世而亡。这一现象并非韩非思想的完全失效，而是乱世“霸术”与治世“治理”的错配，是秦朝统治者对法家思想的片面解读与极端实践的结果。

1.思想渊源：韩非的法家思想与战国乱世的需求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融合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思想体系。其核心观点并非单纯的“严刑峻法”，而是适应战国乱世的“霸术”：

（1）韩非思想的核心逻辑：以“法”固“势”，以“术”驭臣

强调“法”的绝对性：韩非认为，“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工具，必须公开、统一、严厉，使民众“畏法而不敢犯”；

突出“势”的重要性：“势者，胜众之资也”，君主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力，通过法律与刑罚巩固统治地位，防止大臣专权、民众叛乱；

重视“术”的运用：“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君主需用隐秘的手段考察、任免官吏，确保官吏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

韩非的思想本质上是为战国时期的君主提供“统一六国、巩固政权”的策略，其“严刑峻法”的主张，是针对战国乱世“礼崩乐坏、战乱频繁”的现实——只有通过严苛的法律，才能快速建立秩序、凝聚力量，实现国家统一。从这一角度看，韩非思想在战国时期具有其合理性。

（2）秦国对韩非思想的选择：统一六国的战略需要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始终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核心，韩非的思想与秦国的治理传统高度契合：

秦国地处西陲，受中原礼乐文化影响较浅，民众尚武、民风淳朴，对严刑峻法的接受度较高；

秦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与严格的纪律，韩非的思想能够满足秦国“富国强兵、统一六国”的战略需求；

秦始皇嬴政渴望建立“万世基业”，韩非“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思想，恰好符合他对绝对权力的追求。

因此，秦始皇对韩非思想“见而悦之”，虽然最终因李斯的谗言处死韩非，但却将其思想全面付诸实践，成为秦朝的治国纲领。

2.实践过程：秦朝“烦刑”的推行与弊端累积

秦朝统一六国后，不仅没有调整韩非思想中“乱世霸术”的内核，反而将“严刑峻法”推向极致，形成了“烦刑”的治理模式。其具体实践分为两个阶段，弊端逐步累积：

（1）统一初期：以“法”治天下，构建集权秩序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立即推行一系列基于法家思想的制度改革，以法律形式巩固统一成果：

制定繁杂的秦律：秦律以商鞅《法经》为基础，不断扩充条目，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仅睡虎地秦简中记载的律文就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等近三十种，条目繁多、规定细密；

推行严苛刑罚：秦律规定的刑罚包括死刑（车裂、腰斩、枭首等）、肉刑（黥、劓、刖等）、徒刑（城旦舂、鬼薪白粲等）、笞刑等，且轻罪重罚，如“盗采人桑叶，臧不盈一钱，耐为隶臣”，对轻微盗窃行为处以剃发服苦役的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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